福利收买机制及其限度探究

福利收买机制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福利收买的内在机理就是，通过一定的资源供给，实现对被统治者的收买和软化，暂时性地压制他们的权利诉求，从而使得统治者对国家政权掌控得以进一步巩固。^〔9〕但是，此前的政治实践多半处于零散性与暂时性的层面。而俾斯麦则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俾斯麦本人，对此是直言不讳，他的社会福利供给就是要抵制不断高涨的工人阶级的社会运动与政治权利诉求。^〔10〕

但是，俾斯麦所采用的福利收买手段的实施与实现也是有其相应的前提条件的。例如，首先要能够提供出相应的资源，并且以福利的形式加以供给。但是，我们在看德国案例的时候，发现国家在相应的社会保险立法与供给过程中的国家支出并不多，仿佛德国这样的权威主义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借花献佛”的方式实现利用福利对工人阶级底层的收买。但是通过本书第三章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德国其实在其他地方已经能够给予支配阶级相应的好处，寻求其在社会福利供给问题上的支持，最起码持不反对的态度。而对比其他国家的社会福利供给的模式，我们发现德国完全是相对剥夺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来补偿工人阶级，从而缓减了国家整体上的政治压力。这里面有一个重大的前提，就是资产阶级的相对软弱与国家的强势管控。(www.xing528.com)

其实，如果我们对这样的统治者策略性推动的福利收买机制还有疑问的话，那我们完全可以从当年的工人阶级组织精英，例如社会民主党领袖的言论中看出，他们其实完全可以解读出俾斯麦的别有用心的福利收买机制，既然是收买，那显然是虚心假意的，即福利供给与福利建制的方式是社会保险的实施，而非全面的劳工保护。这也当然会带来了以社会保险体制建构为主要形式的福利收买机制的诸多问题。这样的福利收买机制只能起到一时的缓冲作用，而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德国公民身份实现的主要问题。我们从俾斯麦执政晚期的危机，以及1890年以后摇摇欲坠的帝国的体制性危机中可以解读得出来。而从此以后，想通过进一步放大民族主义并实施对外扩张战略，进而消减国内公民身份与权利的诉求的高涨的举动，只能将国家与民族带入险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