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公民身份制度的自由主义模式总结

在这里，我们可以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公民身份制度变迁的自由主义模式的特征做相应的总结与归纳。如果说公民身份的实现犹如马歇尔所言及的那样，有三个要素、三个发展阶段，我们就会面对美国特例的挑战，即自由主义模式大致停滞于第一、二两个阶段，或者说第三个阶段的发展相对比较有限，或者时刻有可能退后到第一、二两个阶段（即通过削减福利的社会改革）。但是，这种制度选择在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当中估计是难以实施的，因为社会民主本身已经成为最为重要的公民制度建构，并且会通过相应的民主制度进行巩固。而在权威主义模式中可能也是不能改变的，因为在权威主义模式当中，公民身份制度实现的重心落在第三个阶段，或者是超越性地首先广泛地供给了社会公民身份。而作为支柱的社会公民身份制度，则是权威主义模式国家的公民制度最重要的内容。所以，从制度变迁的可逆或者是不可逆层面，我们大致也可以对几个模式进行一定的区分。当然，这种可逆是有前提的，即公民身份的基本权利与政治权利是相对稳固的，加上必要的社会政治条件，这样的逆向制度变迁，方才可能实现。

所以，在美国案例中，我们发掘出公民身份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政治公民身份可以延缓社会公民身份的实现。但是，我们在此要慎重交代的是，这种延缓是不是可以无限期的，甚至是根本无需发展出来的呢？这可能是一种极端的情况，甚至是一种极为不可能的情况。因为社会公民身份毕竟在一定意义上是现代化与工业化的产物，所以其具有内在的必然性甚至“规定性”。面对现代化的高风险社会，政府层面的社会扶植与社会保护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如果一个社会的工业化发展相对稳固，工业化进程也相对平缓，社会贫富差距也相对较小，那么社会公民身份的发展可能就显得没有什么大的必要了。但是，这种情况毕竟少见，而且就连美国这样一个经济平稳发展、政治体制如此稳固的国家也不可避免地经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从而使社会保障立法匆匆上马，方能使其可以比较顺利地抵制住1929年经济危机后的大萧条。每个国家的发展与进步毕竟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即使是稳固、公平、自由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带来经济与社会风险，这也就是为何无论什么样的国度都多少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社会救助与社会慈善事业的原因之所在。而工业化所加大的社会经济风险使得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体系成为可能，更成为必要。

本章所重点研究的就是政治公民身份可能可以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替代社会公民身份的某些功能。但是，从长远来看，其替代也只能是部分的、有限的。传统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政治的“合法性”，而经济发展的“有效性”如果不惠及大众也会带来诸多的风险与问题，这也便是经济民主、公司自治等理论的现实基础。^〔190〕所谓延缓当然本身就表明了，这只能在一定时间内、暂时性地阻挠社会公民身份的实现。

另外一个必须交代的重要的理论问题就是，所谓“自由主义”模式，其实现的重心当然落在公民社会范畴，而非政治国家范畴。从美国模式当中，我们明确看到早期的农场主阶级以及后来的新老中产阶级多将公民身份实现的平台放在了乡镇、地方层面，在州与联邦层面的拓展则相对有限，只是设计了完美的制度平台加以规范和控制而已。而自由的另一个要义还在于这种自由显然是自由的资本主义，其间我们会发现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主导了公民身份实现的整个过程，实际上一直延续至今。自由资本主义的逻辑根本上还是自由发展的逻辑，不仅在经济与政治范畴，在公民身份实现的范畴也依然如此。当然，在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高调启动社会立法与福利供给。考虑到当时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此时的美国甚至被称为具有社会民主的意味，“声势浩大的劳工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失业工人的利益问题，给新政涂上了一层社会民主的色彩……从今以后，它注定要在很大程度上为社会安全、失业保障、工资和工时，以及住房等问题承担责任”^〔191〕。

美国当时所讨论的“工业民主”也与欧洲国家有所区别，并体现出独特的美国自治特色，“‘工业民主’成为公众谈论的题目。在联邦行动的刺激下，车间委员会、个人管理和工业自治的谈论成为一时风尚，仿佛在美国宽容地听到了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德国的回声”^〔192〕。但是，社会公民身份的实现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掉公民权利的所有问题。要通过社会与政府等众多公共组织机构或者个人帮助其恢复或者获得相应的自由竞争的能力与权利，从而尽快加入到自由竞争的竞技场中去，而那些暂时或者永远无法参与这样的自由竞争的人们，例如老年、残疾人只能以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的方式加以解决，成为人们惋惜的救助对象，很难成为一种应得的社会性的权利。其中普选权相对早发、民主体制建构缓减了工人阶级兴起的社会民主压力的情况，当然也多半只能在像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存在。也就是说，公民身份制度变迁的案例不多，但是本身就显得典型。

【注释】

〔1〕黄安年：《当代美国的社会保障政策：1945—199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75—481页。

〔2〕刘丽华：《美国进步运动时期棉纺织业中的童工问题透析》，载《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3〕Clark Kerr，Industr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The Problems of Labor and Management in Economic Growth，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

〔4〕很明显，我们可以将其看作社会运动性质的民权运动与肯尼迪政府和联邦最高法院的共同推动的结果。威廉·查菲：《1945年以后的美国》，载埃里克·方纳等：《新美国历史》，齐文颖、林江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页。

〔5〕马歇尔：《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载郭忠华、刘训练编：《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6〕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罗杰斯的研究揭示了，19世纪中后期留德经济学家回到美国后，其有关国家干预经济的言论大多遭受严密打压。［美］丹尼尔·T.罗杰斯：《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吴万伟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03页。

〔7〕“在我们时代，只有在民族大危机——国内危机或是军事危机——的压力下国家主义才可能成一长。即便它能成长起来，也要遭到相当一部分人的不断抵抗。”［美］霍夫斯达特：《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俞敏洪、包凡一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4页。

〔8〕陈兆旺：《美国国家与公民关系的宪法调节》，载李路曲主编：《比较政治学研究（第四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

〔9〕Murrin，John M.“A Roof Without Walls：The Dilemma of American National Identity，”Beyond Confederation：Origins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American National Identity 340（1987），pp.170—206.

〔10〕当然，我们或许还需要考虑到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早期移民的特征，即他们多是遭受英国国内宗教迫害的清教徒的宗教身份等方面的历史原因。

〔11〕《联邦党人文集》集中探讨甚至是危言耸听地抨击了邦联体制下的种种弊端与危险。［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关于美国宪法的论述》，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尤其是前十篇的论述。

〔12〕Benjamin Ginsberg，Theodore J.Lowi，Margaret Weir，We the People：An Introductionto American Politics（Shorter Edition，Fifth Edition），Norton＆Company，2004，p.50.“一定程度上，美国的制宪者的首要目的在于，试图建立的新政府应当强大，以保护他们的商业利益与私人财产权利，以防止像罗得岛的激进革命。”而比尔德教授集中则提出经济驱动论的解释，即推动各州动产所有者（主要是战争债券持有人）要求强大政府以保证和扩大他们的经济利益。［美］查尔斯·A.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何希齐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13〕“1882年，87%的移民来自欧洲北部的国家，可是到了1907年，81%的移民来自南欧和东欧。”［美］史蒂文·J.迪纳：《非常时代：进步主义时期的美国人》，萧易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0页。

〔14〕其实工人阶级下层更为激烈地反对海外移民，这在下文将做进一步的分析。而美国的资本家当然会对白人工人、黑人工人、移民工人“一视同仁”地剥削。

〔15〕当然，史珂拉认为美国公民权在实现政治权利平等与消除世袭贵族两个方面都是不容易的。［美］茱迪·史珂拉：《美国公民权：寻求接纳》，刘满贵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16〕［美］W.布莱福特：《五月花号公约签订始末》，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7〕［美］查尔斯·A.比尔德、玛丽·R.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许亚芬译，马清槐校，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47页。

〔18〕［美］霍夫斯达特：《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第7页。

〔19〕《美国联邦宪法》第一条第九款。

〔20〕“第二届任期结束的时候，他发现自己遭到政治批评性质的恶意攻击，因而非常震惊和伤心。”［美］查尔斯·A.比尔德、玛丽·R.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第394页。

〔21〕Acemoglu，Daron，Simon Johnson，and James A.Robinson，“Reversal of Fortune：Geograph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2，117：4，pp.1231—1294.

〔22〕秦晖：《公平竞争与社会主义——“桑巴特问题”与“美国例外论”引发的讨论》，载《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6期。

〔23〕［美］查尔斯·A.比尔德、玛丽·R.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第128页。

〔24〕［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95—423页。特别是423页的归纳，“不管南方的美国人尽了多大努力去保存蓄奴制，他们也永远达不到目的”。

〔25〕Barrington Moore，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Boston：Beacon Press，1993，p.124.

〔26〕甚至南方黑人精英也在力图阻止这一浪潮，但是依然不能阻挡大势之所趋，“1880年代，只有88 000个黑人离开了南方，到了1890年代，离开的黑人就达到了185 000人，19世纪头十年，人数有194 000；从1890年到1910年，南方黑人中约有2.5%的人去了北方”。［美］史蒂文·J.迪纳：《非常时代：进步主义时期的美国人》，第122页。

〔27〕1897年的奥尔盖尔诉路易斯安那州案确定了契约自由的司法先例，使得进步州关于禁止过长劳动时间和最低劳动工资的立法违宪而变得无效。

〔28〕［美］查尔斯·A.比尔德、玛丽·R.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第130页。

〔29〕美国政治学家达尔依据现代民主理论与实践对美国的不够民主的宪法进行了力透纸背的批判。［美］罗伯特·A.达尔：《美国宪法的民主批判》，佟德志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同时在宪法学界，人们以“多数难题”对美国的宪法的“反民主”及其正当性进行拷问。文献可参见何海波：《多数主义的法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司法审查的性质》，载《清华法学》2009年第6期。

〔30〕《美国联邦宪法》第一条第二款。

〔31〕［英］哈尔珀琳：《现代欧洲的战争与社会变迁》，唐皇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32〕具有民主要义的乡镇自治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因为早期自治当然也多半是精英主导的，而且普通选民的参选率也很低。“美洲殖民地平民议会的控制权集中掌握在不动产所有者、商人和种植园主等有产者紧密团结在一起的一伙人手中。”［美］查尔斯·A.比尔德、玛丽·R.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第130页。

〔33〕原初的民主与代议制传统基本是宗教性质的，后来随着开垦殖民范围的扩大而得到进一步的制度扩展，“在小镇的数目有了大量增加，整个马萨诸塞海湾公司的会议不便在一个地点举行以后，它便在1634年采用了一种以村庄为区划基础的代议制。从此，每个镇在公开的会议上通常经过许多辩论，选出一名或二名成员去代表它在州的议会上发言”。［美］查尔斯·A.比尔德、玛丽·R.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第71页。

〔34〕［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68—76页。

〔35〕［美］理查德·C.博克斯：《公民治理：引领21世纪的美国社区》，孙柏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6〕［美］茱迪·史珂拉：《美国公民权：寻求接纳》，第37页。

〔37〕［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

〔38〕［美］霍夫斯达特：《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第7页。

〔39〕这种文化价值的影响可能还是很大的，例如乔治关于社会贫困问题的揭发与分析确实激起了人们的认知，但是将其提到政治议程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乔治的思想通过各种渠道渗入美国思想的各种流派之中，至少帮助这个国家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自己的社会问题；但是单一税的信条在立法上并没有产生什么结果，也没有使政治上的那些经理人感到严重的不安”。［美］查尔斯·A.比尔德、玛丽·R.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第129页。

〔40〕Jill S.Quadagno，“Welfare Capitalism and the Social Security Act of 1935，”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49，No.5（Oct.，1984），pp.632—647.

〔41〕［英］克朗普顿：《阶级与分层》，陈光金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5—39页的介绍。

〔42〕［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毛寿龙译，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9年版。

〔43〕只要有足够的州支持，便会由国家或者社会精英推动修改宪法的社会动议。

〔44〕［美］查尔斯·A.比尔德、玛丽·R.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第129页。

〔45〕“There Were More White Slaves，”http：／／www.israelect.com／reference／Willie Martin／SLAVE-1.htm，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3月8日。当然这样的契约劳工很快减少并消失了，“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欧洲劳工的移入使契约奴役的惯例减少到了逐渐消失的地步”。［美］查尔斯·A.比尔德、玛丽·R.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第462页。

〔46〕Chilton Williamson，American Suffrage：From Property to Democracy，1760—1860，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0，pp.25—29.

〔47〕英属北美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竞争的自始至终，“在比较广泛的意义上说，美洲革命不仅仅是在本大陆展开了两个多世纪的长期政治斗争第一次战役”。［美］查尔斯·A.比尔德、玛丽·R.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第148页。当然，印花税可以说打击了殖民地的所有社会群体。

〔48〕即革命早期的美国人想要获得英国人所享有的权利。Murrin，John M.，“A Roof Without Walls：the Dilemma of American National Identity，”Beyond Confederation：Origins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American National Identity 340（1987）：170—206.

〔49〕当然，正如有人将美国革命与普选权之间画等号的说法归结为“时代错误”，表明两者之间并非直线关系，美国革命只是推动了普选权的逐步实现，革命后的普选权的种种限制依然如故。Chilton Williamson，American Suffrage：From Property to Democracy，1760—1860，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0，p.190.甚至有研究表明，普选权在革命之前并不重要，只有到了革命以后才显得越来越重要，这种公民与非公民之间的区分，即公民排斥渐渐有了“现实关怀”与“意义”。

〔50〕张聚国：《从特权到普遍性权利：美国公民选举权的扩大》，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第34页。

〔51〕同上。

〔52〕“白人之间称兄道弟，认为自己因为有了不可剥夺的权利而拥有共同的公民权，又因这种公民权而有了割不断的联系。优劣人群之间的界限显然强化了平等的意识。”马贾利·贝索尼：《美国的公民权建设权利问题抑或种族问题》，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06年第2期，第118页。

〔53〕事实上，在西部，突破有财产或者纳税等方面的选举权资格限制也并非难事，“那里尽管有财产资格的限制，甚至数额很高，但西部所有的新州大体说来都是自由和平等的被人组成的民主社会……事实上，要获得为担任田纳西州州长所需要的经济资格500英亩土地，并不是很困难的”。［美］查尔斯·A.比尔德、玛丽·R.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第463页。

〔54〕“（工业家）像寻求关税壁垒的庇护那样基于取得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以严重的关切心情关注者人们向西奔赴公有管区内的土地。”同上书，第592页。

〔55〕Alexander Keyssar，The Right to Vote：The Contested History of Demoaacy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Basic Books，2000，p.110.

〔56〕［美］查尔斯·A.比尔德、玛丽·R.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第574页。

〔57〕Dennis R.Nolan，“Sir William Blackstone and the New American Republic：A Study of Intellectual Impact，”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1976.51，pp.731—768.

〔58〕所谓形式上平等的确也具有相当的历史性意义。但是赋予成年黑人男子以普选权多是有其政治利益考量的，“南方重建的立法所以得到声望是因为人们想保证共和党在南方各州的选票。国会的干预之所以终止，也只是由于北方选民的日益不满”。［美］杜蒙德：《现代美国：1896—1946年》，宋岳亭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0页。

〔59〕《美国联邦宪法》第14条修正案，第一款。

〔60〕祖父条款，虽然表面上承认没有财产或教育资格的任何人有选举权，但是他们需要在1867年以前曾投过票，或者他是这种人的儿子或孙子。这实际上排除了大多数黑人的选举权。

〔61〕这也便是进步时代的“落后”之处。谢国荣：《美国进步运动时期黑人问题边缘化初探》，载《求是学刊》2007年第3期。

〔62〕［美］茱迪·史珂拉：《美国公民权：寻求接纳》，第39页。

〔63〕Eileen L.McDonagh and H.Douglas Price，“Woman Suffrage in the Progressive Era：Patterns of Opposition and Support in Referenda Voting，1910—1918，”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79，No.2（Jun.，1985），pp.415—435.

〔64〕联邦宪法第19条修正案。

〔65〕Elisabeth Israels Perry，“Men Are from the Gilded Age，Women Are from the Progressive Era，”Journal of the Gilded Age and Progressive Era（January 2002），pp.25—48.

〔66〕Theda Skocpol，Protecting Soldiers and Mothers：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Social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67〕联邦宪法第15条修正案第一款。

〔68〕［美］茱迪·史珂拉：《美国公民权：寻求接纳》，第41页。

〔69〕即是政治社会学上所谓的“交叉压力”，参见李普塞特对投票中交叉压力的研究。［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3—161页。

〔70〕参见王海良：《战后英国的融合》，周建明：《从阶级斗争到社会和解——20世纪德国社会的转型》，载周建明、胡鞍钢、王绍光主编：《和谐社会构建——欧洲的经验与中国的探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71〕Fukuyama，Francis，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Simon and Schuster，2006.

〔72〕Barrington Moore，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73〕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比尔德夫妇将美国历史以内战为界一分为二：农业时代与工业时代。［美］查尔斯·A.比尔德、玛丽·R.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

〔74〕［美］霍夫斯达特：《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第95页。

〔75〕这当然发生于美国独立战争以后，英国殖民统治者阶层“逃离”以后，“包括总督、军官、法官和形形色色的随从人员在内的英国官僚阶级遭到驱逐或自行逃亡，使美国社会的第二个阶层即商人、自由农民、种植园主和农场主上升到了比较得意的地位；在这全面上升的过程中，技工立即在景况的变化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美］查尔斯·A.比尔德、玛丽·R.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第463页。

〔76〕［美］霍夫斯达特：《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第34页。

〔77〕Robert J.Steinfeld，“Property and Suffrage in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Stanford Law Review，Vol.41，No.2（Jan.，1989），pp.335—376.

〔78〕［美］查尔斯·A.比尔德、玛丽·R.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第1063页。

〔79〕同上书，第148页。

〔80〕［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关于美国宪法的论述》，第264页。

〔81〕金太军：《当代西方多元民主论评析》，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

〔82〕这样的逻辑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失衡的承诺》，周端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

〔83〕［美］霍夫斯达特：《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第13页。

〔84〕“巨型公司强有力地影响着重要政党的活动，并左右着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决策过程。”［美］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王希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76页。

〔85〕［美］霍夫斯达特：《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第193页。

〔86〕［美］查尔斯·A.比尔德、玛丽·R.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第1156页。

〔87〕美国的平民主义、平民党、平民主义运动等范畴显然是民粹主义的一个典型案例，但是由于其社会破坏性与对现代化的敌视性相对较弱，故而学界普遍用“平民主义”而非“民粹主义”一词来翻译“populism”。对于民粹主义的贬义的消减以及对不同的民粹主义的分类可参见陈兆旺：《民粹主义的多张面孔及其在中国的流变》，第4期。从此分类中，可以清楚美国的平民主义具有明显的民众自发性，以及最少的领袖崇拜和统治者的策略性收买等。

〔88〕［美］霍夫斯达特：《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第2—3页。当然，许多研究还发现平民党运动中的劳工影响也是很大的，由此也在支持力量具有一定的连贯性。而波斯特教授指出“Populist”一词中首写字母是大写的，证明当时大众平民运动的社会组成力量是很多的。

〔89〕［美］霍夫斯达特：《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第109页。

〔90〕迪纳也大致采纳了霍夫斯达特的观点，并且详尽地分析了新老中产阶级的社会忧虑。［美］史蒂文·J.迪纳：《非常时代：进步主义时期的美国人》。

〔91〕桑德尔将激进进步主义的诉求定位为小资产阶级性质的。［美］迈克尔·桑德尔：《民主的不满：美国在寻求一种公共哲学》，曾纪茂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92〕约翰·赫里克：《美国进步时代：变革社会中的社会政策创新》，载《公共行政评论》，岳经纶、庄文嘉、蒋苒译，2008年第4期。

〔93〕当然，在美国学界也有不少研究，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的新左派与历史批判主义，对进步运动进行了激烈的学术批判。而科尔科试图通过几位“进步总统”的保守性，以及改革并未触动“公司资本主义”等方面的分析，而将进步运动归纳为“保守主义的胜利”，进步运动依然没有能够避免美国“民主的失落”。Gabriel.Kolko，The Triumph of Conservatism：A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History，1900—1916，New York：Free Press of Glencoe，1963.

〔94〕［美］霍夫斯达特：《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第119页。(www.xing528.com)

〔95〕进步时代的民主努力及其反对者的学术研究综述性文章，Robert D.Johnston，“Re-Democratizing the Progressive Era：The Politics of Progressive Era Political Historiography，”The Journal of the Gilded Age and Progressive Era，Vol.1，No.1（Jan.，2002），pp.68—92.

〔96〕［美］杜蒙德：《现代美国：1896—1946年》，第94—95页。

〔97〕白雪峰：《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达尔文主义”》，载《清华法治论衡》2004年第4期。

〔98〕赵辉兵：《保守主义抑或进步主义——试论美国最高法院在进步运动中的角色变迁》，载《经济与社会发展》2011年第10期。此文比较公允地梳理了进步时代后期最高法院在进步运动中的社会立法等问题上的适应时势的转变。当然这种转变也是有限而且并非不可逆的。何海波：《多数主义的法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司法审查的性质》。

〔99〕［美］杜蒙德：《现代美国：1896—1946年》，第111页。

〔100〕例如麦迪逊在反联邦党人的持续攻击与各州对权利法案的关切与要求下，逐步支持权利法案的起草，并使之成为美国宪法的一部分。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0—132页。

〔101〕即以镀金时代的资本主义空前发展为典型代表，［美］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第175页。

〔102〕例如进步时代的理论家克罗利（Herbert Croly）就追溯了美国政府干预的传统，为进步时代的政府干预改革奠定历史基础。［美］伯特·D.克罗利：《美国生活的希望：政府在实现国家目标中的作用》，王军英、刘杰、王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03〕“毫无疑问，那些知识分子和专职人员之所以支持进步主义运动，是因为有着部分和其它中产阶级成员相同的原因。他们对事物的看法，也受他们职业本身的显著变化的影响，以及社会日益复杂和地位革命引起的人们社会地位改变的影响。”［美］霍夫斯达特：《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第123页。

〔104〕本节内容曾经开发表过，此处文字略有改动。陈兆旺：《美国福利公民身份缺损的政治制度解释》，载《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政治学》2015年第5期全文转载。

〔105〕［英］保罗·皮尔逊：《拆散福利国家：里根、撒切尔和紧缩政治学》，舒绍福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

〔106〕郭忠华、何惠莹：《西方公民资格的主流范式与美国特色》，载《浙江学刊》2008年第11期。

〔107〕从联合国经济与合作组织统计的各国社会支出水平来看，美国是垫底的，“保持”在10%以内，［美］雅诺斯基：《公民与文明社会》，柯雄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

〔108〕何俊志：《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对政治科学的重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5—298页。刘圣中：《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的比较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7—160页。

〔109〕参见制度研究中有关制度趋同背后的合法性压力的文献，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5页。John W.Meyer and Brian Rowan，“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83，No.2（Sep.，1977），pp.340—363.

〔110〕黄安年：《当代美国的社会保障政策：1945—1996》，第10页。

〔111〕G.John Ikenberry and Theda Skocpol，“Expanding Social Benefits：The Role of Social Security，”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02，No.3（Autumn，1987），pp.389—416.

〔112〕Ann Shola Orloff and Theda Skocpol，“Why Not Equal Protection？Explaining the Politics of Public Social Spending in Britain，1900—1911，and the United States，1880s—1920，”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49，No.6（Dec.，1984），p.732.

〔113〕退伍老兵的抚恤金数额是相对很大的，“共和党在为联邦士兵争取得年金中作出了贡献。这种年金非常慷慨，在1879年到1889年间总数多达5亿美元以上；随
后的10年，超过了10亿美元。”［美］查尔斯·A.比尔德、玛丽·R.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第1143页。Theda Skocpol，“America's First Social Security System：The Expansion of Benefits for Civil War Veterans，”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08，No.1（Spring，1993），pp.85—116.但是后来退伍老兵抚恤金向普遍性的养老保险的扩展未能如愿。

〔114〕Theda Skocpol，Protecting Soldiers and Mothers：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Social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1992.

〔115〕Ann Shola Orloff and Theda Skocpol，“Why Not Equal Protection？Explaining the Politics of Public Social Spending in Britain，1900—1911，and the United States，1880s—1920，”p.728.

〔116〕“他们希望通
过黑人普选权，在南方发展共和党势力，阻止民主党人重新执掌南方的州政府和重新以多数回到国会。”王希：《黑人普选权与美国内战宪法修正案的制定（1860—1870）》，载《世界历史》1990年第6期，第72页。

〔117〕［美］杜蒙德：《现代美国：1896—1946年》，第20页。

〔118〕同上书，第97页。

〔119〕David Brian Robertson，“The Bias of American Federalism：The Limits of Welfare-State Development in the Progressive Era，”Journal of Policy History，Vol.1，No.3，1989，pp.261—291.

〔120〕李永宁：《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探索及分析》，载《国外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第67页。

〔121〕Gaston V.Rimlinger，Welfare Policy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Europe，America，and Russia，New York：Wiley，1971，p.80.

〔122〕［美］霍夫斯达特：《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第202页。

〔123〕当然，《宅地法》的颁布与实施并没有如料想的那样给普通人实现“美国梦想”，西部土地实际占有者往往是大资产阶级、大银行家与投机分子。这也为后来的平民主义运动埋下了祸根。“这一法案一生效，就大大给投机商和资本家帮了忙，便宜或免费土地本来可以平息不满情绪，现在却引起了更大的不满。”［美］霍夫斯达特：《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第39页。摩尔也同时指出西部土地的有限作用。Barrington Moore，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p.124.

〔124〕［美］查尔斯·A.比尔德、玛丽·R.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第723页。

〔125〕黄安年：《当代美国的社会保障政策：1945—1996》，第475—481页。

〔126〕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欧洲却不如在美国那样风靡。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抵制美国早期的福利建制正如马尔萨斯在英国1832年《新济贫法》时代的影响。Gaston V.Rimlinger，Welfare Policy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Europe，America，and Russia，pp.46—51.对美国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详尽研究参见Richard Hofstadter，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Boston：Beacon Press，1992.

〔127〕当然，我们的很多假设其实都有待拷问，例如前文中所研究的关于英国工人阶级是否偏好福利的学术讨论。而李普塞特对工人阶级是否偏好民主的问题也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第四章：“工人的集体主义”。

〔128〕［美］查尔斯·A.比尔德、玛丽·R.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第1394页。

〔129〕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Gary Marks，It Didn't Happen Here：Why Socialism F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W.W.Norton＆Company 2000.［德］维尔纳·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王明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30〕Clark Kerr，Industr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the Problems of Labor and Management in Economic Growth，1964.

〔131〕［美］茱迪·史珂拉：《美国公民权：寻求接纳》，第61页。

〔132〕秦晖：《公平竞争与社会主义——“桑巴特问题”与“美国例外论”引发的讨论》，第6期。

〔133〕同上文，第6期。

〔134〕［德］维尔纳·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王明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二部分“工人阶级的状况”。

〔135〕［美］查尔斯·A.比尔德、玛丽·R.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第783页。

〔136〕Ann Shola Orloff and Theda Skocpol，“Why Not Equal Protection？Explaining the Politics of Public Social Spending in Britain，1900—1911，and the United States，1880s—1920，”pp.726—750.

〔137〕David Brian Robertson，“The Bias of American Federalism：The Limits of Welfare-State Development in the Progressive Era，”pp.261—291.

〔138〕［美］杜蒙德：《现代美国：1896—1946年》，第16页。刘丽华：《美国进步运动时期棉纺织业中的童工问题透析》，载《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第55页。

〔139〕当然，在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的政府干预与再分配已经发展起来，“在T.罗斯福
的时代，国家被相信是中立的，因为其领导入声称他们不给予任何人以特别好处。但在F.D.罗斯福的统治下，如果国家也能被称为是中立的，那只能说是因为它给了每一个人好处”。［美］霍夫斯达特：《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第257页。

〔140〕［美］查尔斯·A.比尔德、玛丽·R.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第1071页。

〔141〕秦晖：《公平竞争与社会主义——“桑巴特问题”与“美国例外论”引发的讨论》，1997年第6期。

〔142〕例如在欧洲国家开始推行的义务教育，而在美国则有着别样的逻辑，“在美国，不存在像普鲁士君主那样可以为了国家的缘故强迫人民接受义务教育制度的情况。因此，免费的普及教育方案必须按民主方式在有远见的男女领导人的提倡下逐渐发展起来”。［美］查尔斯·A.比尔德、玛丽·R.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第147页。但是，实际上，直到进步时代，美国的童工现象依然严重，义务教育更是有名无实。

〔143〕毕天云：《社会福利场域的惯习：福利文化民族性的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144〕制宪会议时的制宪者们对邦联条例多颇有微词，但是对于政府形式的维持还是很谨慎的，其背后就是要努力维持十三个州的统一，“就连所有人里面最受那个不能容忍的低效率的邦联议会的华盛顿，对政府也说好话。大多数的人同意杰斐逊的讲法，‘尽管我们目前的政府有许多不足之处，它仍是无可比拟的、现存的或已存的最好政府’”。［美］马克斯·法伦德：《美国宪法的制定》，董成美译，马清文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9—30页。

〔145〕宪法文本中“没有明确规定或暗示，一个州可以用任何方式退出联邦；制定和批准这个契约的人们，并不打算像这样的解散联邦。根据宪法成立的政府是直接依靠人民而不是依靠州来活动的；它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各州的政府”。［美］查尔斯·A.比尔德、玛丽·R.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第911页。

〔146〕《美国联邦宪法》第五条。

〔147〕［美］赫伯特·J.斯托林：《反联邦党人赞成什么：宪法反对者的政治思想》，汪庆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48〕《美国联邦宪法》，第十条修正案。

〔149〕［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1999年版。

〔150〕刘丽华：《美国进步运动时期棉纺织业中的童工问题透析》，载《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第55页。

〔151〕朱光磊：《以权力制约权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0—125页。

〔152〕美国公民对宪法有着高度的认同，甚至到了顶礼膜拜和非理性的程度。［美］罗伯特·A.达尔：《美国宪法的民主批判》

〔153〕联邦党人坚定地反对以人数众多为特征的所谓“民主政体”，“这种民主政体就成了动乱和争论的图景，同个人安全或财产权是不相容的，往往由于暴亡而夭折。赞成这种政府的理论家错误地认为，如果是人类在政治权利上完全平等，同时他们就能在财产、意见和情感上完全平等。”［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关于美国宪法的论述》，第49页。而托克维尔则对多数人暴政进行了一定的理论归纳，同时将其归为美国民主的最大危险。［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282—300页。默林指出美国革命时代，英国正好处于议会主权上升期，所以英国式的议会主权也是美国人民所痛恨的对象。Murrin，John M.，“A Roof Without Walls：the Dilemma of American National Identity，”Beyond Confederation：Origins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American National Identity 340（1987），pp.170—206.

〔154〕“各州都希望以不民主的方式改划选区使合己党利益，而参议员在旧的制度之下漠视民众意志。”［美］杜蒙德：《现代美国：1896—1946年》，第93页。

〔155〕同上书，第225—226页。

〔156〕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第168—184页。

〔157〕［美］杜蒙德：《现代美国：1896—1946年》，第93页。

〔158〕Leon Fink，“Labor，Liberty，and the Law：Trade Unionism and the Problem of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al，”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74，No.3，The Constitution and American Life：A Special Issue（Dec.，1987），p.911.

〔159〕［美］康马杰：《美国精神》，杨静予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546页。

〔160〕同上书，第546页。

〔161〕［美］查尔斯·A.比尔德、玛丽·R.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第1173页。

〔162〕［美］杜蒙德：《现代美国：1896—1946年》，第174页。

〔163〕同上书，第24页。

〔164〕“很少有人理解由于平民主义运动领袖们太缺乏资金，因此这个运动从开始——不是出于堕落，而是出于无辜——就很容易被金钱收买。”［美］霍夫斯达特：《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第84页。

〔165〕同上书，第80页。

〔166〕［美］戴维·杜鲁门：《政治过程：政治利益与公共舆论》，陈尧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67〕当时更令人惋惜的是，在多元民主体制下，很多时候最先实现的却还是利益集团的利益，甚至是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的。这也便是多元民主的主要弊端之一。而长期以来，那些掌握着更充足的政治社会资源的利益集团也即反对任何实质性的社会变革，成为固化的利益结构。［美］罗伯特·A.达尔：《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自治与控制》，尤正明译，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43页。

〔168〕何文辉：《为美国政党辩护——列昂·爱泼斯坦〈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党〉评介》，载《开放时代》2004年第4期，第136页。

〔169〕［美］霍夫斯达特：《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第97页。

〔170〕同上书，第181页。

〔171〕［美］史蒂文·J.迪纳：《非常时代：进步主义时期的美国人》，第6页。迪纳归纳了进步时代时期美国人普遍的三重忧患：物质的、经济的与社会地位的安全与保障。

〔172〕［美］霍夫斯达特：《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第201页。

〔173〕1890年农场联盟曾经和劳工骑士团结盟，为1892年平民党的的奥马哈政纲（Omaha Platform）的出台奠定了基础。Charles Postel，The Populist Vision，Oxfor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150—156.

〔174〕［美］霍夫斯达特：《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第101页。

〔175〕［美］杜蒙德：《现代美国：1896—1946年》，第112页。

〔176〕“他们（引者注：移民）的出现使劳工的唯一的武器——罢工失去了效应，并且使劳动丧失了舆论的宝贵支持。”［美］杜蒙德：《现代美国：1896—1946年》，第32页。

〔177〕［美］霍夫斯达特：《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第150页。

〔178〕［美］杜蒙德：《现代美国：1896—1946年》，第40页。

〔179〕［美］查尔斯·A.比尔德、玛丽·R.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第1104页。

〔180〕美国中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特别是组织化工人阶级是持有反感甚至敌视的态度的。“反劳工的进步主义的偏见比反对大公司的偏见还要强烈。”George E.Mowry，The Era of Theodore Roosevelt，1900—1912，New York：Harper＆Row，1958，p.88.

〔181〕［美］杜蒙德：《现代美国：1896—1946年》，第203页。

〔182〕［美］霍夫斯达特：《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第194页。

〔183〕“凡借罢工进行恫吓或胁迫，罢工期间设立纠察队，以及争取非工会会员不得雇佣制等行动一般都被认为是非法的。”［美］杜蒙德：《现代美国：1896—1946年》，第137页。

〔184〕［美］霍夫斯达特：《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第259页。

〔185〕许宝友：《美国社会福利制度发展和转型的政治理念因素分析》，载《科学社会主义》2009年第1期，第

〔186〕王希：《黑人普选权与美国内战宪法修正案的制定（1860—1870）》，第69页。

〔187〕［美］茱迪·史珂拉：《美国公民权：寻求接纳》，第12页。

〔188〕［美］霍夫斯达特：《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第223页。

〔189〕［美］罗伯特·A.达尔：《美国宪法的民主批判》。

〔190〕合法性与有效性的讨论见［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第47—51页。

〔191〕［美］霍夫斯达特：《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第257页。

〔192〕［美］查尔斯·A.比尔德、玛丽·R.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第15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