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按照前两章的写作惯例,本节的写作本应该就此完成,因为,笔者已经梳理了美国政治公民身份实现的主要历程,即公民普选权的实现。美国公民普选权的实现虽然漫长而又复杂,但是毕竟可以通过本章的社会阶级结构分析加以适当的解释,并且从体制层面分析中体现出这样的结构性因素的考量。对于美国案例,我们不能就此搁笔的原因在于,我们应当强调美国政治公民身份的重要性,同时,更要对此加以深入研究。因为美国的公民身份制度特色就在于其重心是落在政治公民身份制度上的,美国人所引以为豪的就是他们的民主制度架构与政治实践。但是,这样的制度架构并非一劳永逸的。内战后,即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工业化加速发展,进而到了19世纪末就基本实现了英国经过一个世纪才实现的民主革命与工业化。但是,工业化在给美国带来诸多经济社会问题的同时,也给美国民主精神与民主制度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此时估计也是美国民主存续的关键时刻,即美国民主“凤凰涅槃”绝佳机会。在进步运动时代,美国民主大体得到了重生,美国也由此经历了所谓“第二次重建”。“从杰弗逊的民主到杰克逊的民主,经过平民主义和进步主义运动,直到罗斯福新政,自由主义在美国政治中的功能,首先是增加了可以从巨大的美国财富中获益的人数,其次是使美国政治更加人性化并弥补它的失误。”〔83〕在本章的第三节,我们将会看到,进步运动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政治民主化方面,同时也体现在社会立法与福利制度供给方面的努力上。(暂且不管其最终成败如何。)
美国南北战争的胜利属于北方工商业联盟,而南方的种植园主集团与西部新崛起的农场主集团之间的界分越来越明显。同时,由于商业化的推动,资本主义在西部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不断商贸往来的同时也拉近了西部地区与东北部地区之间的交往与互动。南北战争以后,获胜的北方长驱直入,不仅用军队,而且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了南方。在这里,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诸多要素一一具备:棉花等原料的供给、统一的国内市场、解放后的黑奴成为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补充政府的支持等都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就此,美国进入了资本主义高速发展时期。但是,资本主义发展也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拾。遵循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加之美国的特殊国情,以放任自由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很快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伴随着资本主义突飞猛进的发展,大资产阶级、大银行家、大托拉斯企业主集团的力量也不断增强,他们不仅在经济上逐步成为压倒性的工商业巨头,大大压缩了中小资本家发展的空间与市场;同时,他们还通过巨大的经济实力影响政治过程。〔84〕例如,他们对城市市政机构的把控,对国内两大政党高层的控制,对参议员的扶植进而影响联邦公共事务与公共政策,其最终的目的显然还是进一步扩大自己的经济利益。
美国“迷你型”的政府现在遭遇大托拉斯的空前挑战,“仅一个利益集团就控制了比新英格兰所有的动产与不动产多3倍、比南方13个州的全部财产多13倍,或比密西西比河西部22个州的全部财产还要多的财富”〔85〕。除了美国革命时代面对的宗主国的剥削与压迫外,美国基本没有面对过如此强大的保守势力。但是如今,由资本主义发展产生的商业巨头引起了人们的种种担忧。即美国的民主将要迎战工商业巨头——大资产阶级作为新兴支配阶级的强势崛起。大资产阶级的经济崛起基本是伴随着他们对政治权力的侵蚀的,即富人政治的疯狂,他们甚至嚣张地宣称:“我们是富人;美国是我们自己的;不管用什么方法,我们已经得到它,而且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支持、我们的影响、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政治联系、我们的被购置的参议员、我们的急不可耐的众议员、我们的向公众演说的蛊惑家这一切重大的力量都投入天平,来反对危及我们王国完整性的任何立法、任何政纲、任何总统选举运动,那么我们就一定会保它。”〔86〕
美国的农场主阶级首先起来反抗,因为诸多原因,如市场化使得农业本身的风险加大,工业化进程加速以后对农业的挤压,城市化对农村优质劳动力的吸引,使得农场主阶级的境地日渐惨淡,由此引发了19世纪70年代的绿背党(Greenbackers)起来反抗。影响更为巨大的是19世纪90年代的平民主义运动(populism movement)。美国平民主义显然是一个来自社会底层的社会抗争,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抗拒的是现代化本身。〔87〕平民运动的目标指向与改革蓝图的设计等也多是模糊不清,甚至是言辞含糊的。但是,其中诸多的目标还是得到了顺利实现,其诸多的改革动议也成为后来的进步运动甚至新政时代的主要革新内容。〔88〕(www.xing528.com)
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进步主义运动开始在美国全国风靡起来,而进步改革的力量主要来自于社会各大阶级、阶层、社会集团。但是,基本可以确定,进步运动是由新老中产阶级主导的,“进步党运动是由小企业主、专职人员、殷实的农场主,以及劳工组织上层熟练技工所发起的一场运动。也是由成功的中产阶级乡镇公民、住着漂亮房子的农场主、薪金优厚的铁路工程师,以及地方报纸的编辑所发起的一场运动”〔89〕。其中,特别是以受到工业化冲击更大的老中产阶级中各大职业阶层的反抗最为激烈,即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夫斯达特(Richard Hofstadter)所说的老中产阶级以及共和党人的“地位革命”。〔90〕他们进而起来反抗大资产阶级托拉斯对工商业的垄断,并力图通过社会立法与政府行动,改革社会弊端,打压政治腐败,尤其是政党分肥制与城市机器对政权的垄断,并提高政治与行政效率,提高各级政府民选官员的民意代表性。这些多是要加大美国政府与政治中的大众民主性,甚至不惜推动诸多直接民主形式。而这些小资产阶级与中产阶级的切身的利益诉求则多半成为激进进步主义的温床。〔91〕在社会问题的处理上,他们更是推动了各级政府层面的诸多社会政策革新与创制〔92〕,这将在本章第三节中做一步研究。
当然,这时候的美国可谓大众民主时代兴起的关键时期。但是,进步派的政党与政府领导人物对改革运动的推动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93〕共和党的进步派人士一反共和党的保守传统,动员大众支持进步改革,“他们对大众民主政府的热情令人惊讶地复活了,并用这股热情代替了父辈对贵族的敬意。他们在对付人们的不满足时发挥了更大的灵活性。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发起了那场统治进步主义时期政治生活的进步党运动”〔94〕。也即在20世纪前15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的支持与推动下,美国联邦政府通过司法诉讼拆散大托拉斯,将美国进步运动推向高潮,进一步推动了美国民主的深化。〔95〕此外,“直接初选、创制权、复决权和罢免权,其目的都是要鼓励人民更广泛地过问国家大事,打破党魁政治的恶习,和建立负责的政党政府。在改革运动的第一阶段结束以前,三十七个州采纳了直接初选制,十三个州采纳了优先初选制,二十个州采纳了创制权和复决权”〔96〕。在此期间,妇女选举权的获取更是可以作为标志性的事件。影响一样深远的是,无论是地方城市政府、州政府,还是联邦政府都不得不回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和社会大众的民主呼声,开始从人民利益和民众诉求的角度实施艰难的社会政治变革,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冲破原有的、顽固的、保守的宪政民主体制设计,逐步突破保守的“司法达尔文主义”〔97〕主导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种种阻挠与限制,最终实现对公民权益诉求的回应,进而使其成为美国公民政治权利的有力保障。〔98〕
在当时,美国的工人阶级虽说理应成为这一历史进程的主要参与者,但是相对欧洲国家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工人阶级及其组织化力量的反抗,美国工人阶级对进步运动的推动作用,则显得比较小。例如已算相对激进的美国劳工骑士团(Knights of Labor)不顾行业限制吸纳会员,同时广泛吸纳妇女、黑人和非熟练工人,但是其行动策略相对来说,依然是保守的,“劳工骑士团不赞成罢工,虽然它并没有宣布罢工为非法”〔99〕。更为关键的原因在于工人组织内部的分割,即工人内部的民族、种族、宗教、性别、区域、行业等诸多因素的切割分化,使得工人阶级的力量难以与其巨大的人数相对称。劳工保护与社会立法推动中当然有劳工及其组织化力量的推动,但是这时候推动美国进一步民主化的历史重担,显然没有落在工人阶级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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