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身份制度安排的权威主义模式审视与总结

公民身份的实现显然还是一个有大致评判标准的问题。所以在这里，笔者只能采用公民身份制度安排这样的术语来概括。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在德国这样典型的权威主义国家，并没有出现像英国、法国那样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革命与工人阶级的暴力抗争。除了1848—1849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外，好像也没有带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目的议会斗争，以期扩大公民权利。但是，德国在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的确或明或暗地实现了其他国家通过暴力革命才获得的一些政治社会权利。或者换而言之，德国的统治阶级更迷恋自己的支配地位，在开明君主与伟大政治家的主导下实现了“白色革命”，进而在国内保持和平的情况下，利用国家的权威推动了社会的进步。^〔154〕而一些束缚公民基本权利的传统与习惯，甚至法令一般也束缚了公民个体或群体的自由创造与发展，因为从长远来看，这些迟早会阻碍社会经济发展，因而也或早或迟会被国家所清除。只是这种消除行动不仅是国家的刻意所为，有时候更是政治家立足长远，前瞻性地战略考量并执意推行的结果，俾斯麦执意推动的社会立法即为其典型的体现。

但是这样的公民身份制度安排之所以可以被认定为“权威主义模式”，那也是有相应的前提条件的。就德国这样的典型国家而言，首先意味着一个传统色彩非常浓厚的权威主义国家的存在，这样的权威国家结构显然是以一定的组织化力量为依托的，例如德国就是以传统的君主专制为支柱，甚至一直维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可以实现共和。而从普鲁士到德意志帝国，都是以军国主义为立国之基的，即使是国王也是依靠强大的军队维持其权威统治的，所以当任何改革开始触动支配阶级和军队的时候，就会显得无比艰难。例如1848年革命早期，由于未能够及时有效地动用军队镇压革命，才使得不少邦国君主惊慌失措，而一旦君主与军队集结完备，对革命的镇压就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当然，德国的军队未能实现现代化是因为军队是由土地贵族独立支配的，甚至在工业化进程加速以后，贵族在军队高层指挥官中的比例不减反增了。^〔155〕例如，1862年的所谓宪法冲突，实际上是支配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染指军队事务的明证。1861年的预算法案是要取消普遍服兵役制，加大常备军建设，进而在军队中排除资产阶级影响。宪法冲突以国王与土地贵族获胜而告终。

权威主义的公民身份制度安排，由于权威国家对政治场域的牢牢把持，进而造成政治公民身份实现无比艰难。^〔156〕例如德国支配阶级就阻止了诸多形式、多次努力的政治现代化的实现，甚至包括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些努力多半无果而终。权威主义国家的政治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十分成熟，千条万条，只要能够保住他们在政治上的绝对把控与支配的地位，那么其他任何方面的权益，他们都是愿意让渡的，甚至包括创设了一个像模像样的帝国议会以供新兴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派“讨论”国家大事。^〔157〕俾斯麦的高超政治艺术在于，可以很好地借助民主形式而让其为反民主事业效劳。^〔158〕那么国家在经济上牺牲一点利益，以换取日益兴盛高涨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对政治经济权益的诉求的“降温”肯定符合权威国家长远利益的前瞻性战略考量。

而且如上文所述，这些利益让渡，更多的还是统治者和支配阶级“借花献佛”之举，即“牺牲”资产阶级的一定经济成本进而满足有产阶级长远的整体利益，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三大社会保险立法，只有《工伤事故保险法》的法案在帝国议会中遭遇一定的阻挠，因为工伤事故保险基本由雇主买单。而在英国等不少国家的国家，社会保障多是由国家买单的，在英国财政紧张的时候，甚至不得不以“土地转让增值税”这样的财产税加以填补，即通过开始实质性的财富转移，进而可以通过福利国家建设而慢慢抚平社会的不平等。但是在权威主义国家中，统治者推动的社会立法显然是不会触动支配阶级权益的，特别是政治经济权贵的利益。在此我们也不得不将俾斯麦的福利收买策略归功于德国持续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否则在很多环节，甚至在整体上都是很难维持这种民主权利延缓策略的。就是这样，到了俾斯麦执政的晚期，帝国的大厦也濒临根基不稳固的险境。“德国社会似乎已经无法控制，太多的动荡，太多的社会变化和迅速发展的工业革命让俾斯麦手足无措。”^〔159〕这不是一个突然发生的事情，而是德国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延续的历史性问题。^〔160〕

帝国政治架构的设计固然完美，同样作为俾斯麦的功绩的福利收买策略也固然具有前瞻性，但是工业化推动的社会经济变迁使得帝国体制只能依靠民族主义甚至持续的对外战争来缓减国内持续的高压，这也就是俾斯麦当年“以铁和血”的代价换取资产阶级所钟爱的统一大业的战略行动的延续。但是，公民权利却一直没有得到扩张。^〔161〕这也便是权威主义公民身份制度安排的危险之处。^〔162〕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悲剧虽然没有让帝国完整地展现这样的公民身份制度安排的权威主义模式，但是这一模式的传统与落后不得不为两次世界大战担负相应的历史责任，从这个角度来看，此种公民身份演进的模式必然是一条险路。^〔163〕

故事依然不能就此结束，上文对公民身份制度安排的权威主义模式的鉴定应当是太严了，甚至好像只能以德国这样一个国家作为典型。然而，如果能够深入考察公民身份在各种国家演进的历史即可以觉察到，其实很多国家都会在政治实践中多多少少地借鉴俾斯麦这样的模式，即以一定的经济利益为补偿，来换取普遍公民对政治权利的诉求的消减；即将福利供给作为民主政治实现的一种替代，加之以对政治场域的牢固把控。只是在许多国家的实践中，统治者的“如意算盘”未能如愿而已。我们不能因此而对其表示庆幸，而是应当保持足够的警惕。

【注释】

〔1〕［美］迈克尔·曼：《统治阶级的策略与公民身份》，载郭忠华、刘训练编：《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3页。

〔2〕W.J.Mommsen edited，The Emergence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Britain and Germany，1850—1950，London：Croom Helm on behalf of the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1981.

〔3〕Clark Kerr，Industr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the Problems of Labor and Management in Economic Growth，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

〔4〕其实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是以社会福利作为抵制革命诉求的方式。Gaston V.Rimlinger，Welfare Policy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Europe，America，and Russia，New York：Wiley，1971，pp.98—102.Hermann Beck，The Origins of the Authoritarian Welfare State in Prussia：Conservatives，Bureaucracy，and the Social Question，1815—1870，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5.

〔5〕“封建制度更融入帝国的政治结构，直接或间接塑造了帝国的政治文化。”郭少棠：《权力与自由：德国现代化新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

〔6〕“自19世纪起，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较早逐渐成功地过渡为经济干预型国家，这一过渡没有受到正在立足中的大型企业协会的强烈抵制。”［德］于尔根·科卡：《社会史理论与实践》，景德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4页。

〔7〕同时，曼其实也对权威主义与权威社会主义的稳定性做了分析，但是多半是一种猜想。迈克尔·曼：《统治阶级的策略与公民身份》，第203—204页。

〔8〕包括当年德国的帝国遗产、德国的文化特殊性、德国的统一问题、德国的挑战、德国的浩劫等都成为德国特殊性的组成部分。Ralf，Dahrendorf，Society and Democracy in Germany，Norton，1979，pp.3—16.

〔9〕［英］克拉潘：《1815—1914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傅梦弼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10〕家长制的国家与社会的封建主义的权威管理模式本身也蕴含着一定的封建义务，“这些权利是具体的、特定的，故此‘自由’也是具体的、众数的，有别于启蒙思想和近代民主思想中的那种‘人天生而享有的自由’”。郭少棠：《权力与自由：德国现代化新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11〕参见蒂利关于王权与城市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交互与王权建制的最终成功的论述。［美］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魏洪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2〕［德］于尔根·科卡：《社会史理论与实践》，第112页。

〔13〕［德］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德意志帝国》，邢来顺译，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

〔14〕“由于信仰的分裂，有观点一针见血地认为，宗教改革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们不加区别地帮助并鼓动城市、乡村和诸侯起来抗争，三者相互之间在政治上既互相撕咬又相互支持。”［美］史蒂文·奥茨门特：《德国史》，邢来顺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15〕同上书，第73页。韦勒直接宣称：“诸侯作为自己所统治的邦国的最高主教，变成了新教的小教皇。”［德］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德意志帝国》，第98页。

〔16〕孙炳辉：《论普鲁士道路产生的历史条件及其历史正当性》，载《史林》1995年第4期，第97—98页。“从农业改革的整个过程看，真正得益者不是广大农民，而是容克地主。除了少部分富裕农民通过赎买封建义务逐步发展为农业资本家外，绝大部分农民在赎得人身自由后，已经成了经济上的一无所有者。”邢来顺：《论德国政治现代化初期的“防御性”特征》，载《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1期，第77页。

〔17〕“直到1848年，在普鲁士仅有6／7的富农、1／5的中农和贫农获得赎免封建义务的机会，从农奴地位中解放出来。”邢来顺：《迈向强权国家：1830—1914年德国工业化与政治发展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18〕“必须牢记，中世纪的‘司法’实际上包含比现代司法要广泛得多的活动领域，因为它在结构上在整个政治体系内占据着更为重要得多的中枢地位。它就是权力的通用名称。”［英］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郭方、刘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6页。

〔19〕当然，郭少棠教授强调了在法国大革命前，德国国内改革的自主性与自发性，“然而，‘外来’革命的冲击只是诱因，事实上普鲁士的改革运动早于1789年前已开始起步，改革的基础与动力显然来自德意志民族本身”。郭少棠：《权力与自由：德国现代化新论》，第44页。但是拿破仑宣布了“神圣罗马帝国”的解体，并实际推动了德意志诸多领域的改革。

〔20〕孙红国：《浅析近代德国公民身份的发展轨迹》，载《历史教学》2011年第10期，第52页。

〔21〕“公民丧失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合法权利，不能成立各种依法集体行动的自治组织，从而不可能与拥有强大暴力机构的中央政府对抗。”郭台辉：《民族—国家建设视域中的公民身份——以德国模式的形成为例》，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第177页。

〔22〕钱端升：《德国的政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在三级选举制下，选民根据其纳税额多少分为三个等级，每个等级推出相等的复选人选举议员。根据有关规定，当时第一等级选民约占选民人数的6%，第二等级约占17%，剩下的75%—80%的选民为第三等级。邢来顺：《论德国政治现代化初期的“防御性”特征》，第82页。这种形式的三级会议从1848年一直延续到1918年。［德］迪特尔·拉夫：《德意志史：从古老帝国到第二共和国》（中文版），波恩Inter Nationes出版社1987年版，第121页。

〔23〕［德］米夏埃尔·施蒂默尔：《德意志：一段找寻自我的国家历史》，孙雪晶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页。“对俾斯麦以及他所处的社会阶级而言，议会政府从其名字上来看就是一种矛盾，因为议会由各种势力组成，四分五裂，不堪一击，无法组织国家发挥力量。”

〔24〕不同公民身份维度之间权衡即为统治者的策略，“俾斯麦继续沿用普鲁士时期的统治策略，使社会权利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有效分离，对社会不同群体和阶级采取‘分而治之’的治理”。郭台辉：《民族—国家建设视域中的公民身份——以德国模式的形成为例》，第173页。

〔25〕“普奥之战及北德联邦是卑斯马克所手创，所以联邦的宪法，也是卑斯马克的著作。”钱端升：《德国的政府》，第6页。

〔26〕马克思：《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载《马恩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5页。

〔27〕［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徐湘林等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382—392页。

〔28〕丁建定：《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及其特点》，载《南都学坛》2008年第7期。

〔29〕Hermann Beck，The Origins of the Authoritarian Welfare State in Prussia：Conservatives，Bureaucracy，and the Social Question，1815—1870，1995.

〔30〕［德］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德意志帝国》，第109页。

〔31〕“俾斯麦认为普鲁士掌握统一运动领导权是顺应这一历史潮流的最有利的方式，因为它可以保证普鲁士君主政体和容克的特殊地位。”邢来顺：《迈向强权国家：1830—1914年德国工业化与政治发展研究》，第57页。

〔32〕“还在普奥战争结束时，新选出的普鲁士议会就决定向俾斯麦请罪。1866年9月3日，议会以压倒多数批准自议会危机以来俾斯麦擅自征收的一切征税项目；这一天表明，专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从此后，德国的自由主义就死了，军国主义君主制牢固确立。议会是这个制度的摆设品，它将为帝国的军事目标鞠躬尽瘁。”钱乘旦，陈意新：《走向现代国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0—211页。

〔33〕邢来顺教授称其为“防御性”政治现代化。邢来顺：《论德国政治现代化初期的“防御性”特征》，第77页。

〔34〕Wolfgang J.Mommsen，Imperial Germany 1867—1918：Politics，Culture，and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translated by Richard Deveson，New York：Arnold：Distributed exclusively in the USA by St.Martin's Press，1995，p.1.

〔35〕特别是封建割据、邦国林立的格局大大延缓了德意志的统一。“小国主义对德意志民族的凝聚造成很大的障碍。它阻延德意志民族创造一个强大的全国性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推动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实现政治现代化。由于权力的分化，帝国内部缺乏统一的法律、社会和经济（尤其关税）制度，使帝国境内的工商业很难取得协调。”郭少棠：《权力与自由：德国现代化新论》，第17页。

〔36〕同上书，第41页。

〔37〕［德］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德意志帝国》，第3页。

〔38〕这些改革都可以看作“开明专制”的历史遗产，“开明专制基本上认为国家的主权在君主，故与主权在民的观念相违。对于政治变迁，它倾向于由上而下的改革，反对自下而上的革命。18世纪末德意志民族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应，充分反映了这种价值取向的重要性”。郭少棠：《权力与自由：德国现代化新论》，第19页。

〔39〕“德国的历史发展既有别于西方，又有别于东方，既是一个早熟、高效、享有很高威望和声名远扬的职业官僚体制，也有悠久有效、自上而下的改革传统。”［德］于尔根·科卡：《社会史理论与实践》，第144页。

〔40〕［德］卡尔·艾利希·博恩等：《德意志史：第三卷，从法国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789—1914》，张载扬等译，丁建弘校，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77—78页。而改革也确实解放了德意志农民，并推动了德意志人民的自由民主事业，“改革也给予底层人民更大的自立和自由，使得普鲁士人在能力、道德和自我牺牲精神方面不断提升”。［美］史蒂文·奥茨门特：《德国史》，第147—148页。

〔41〕Walter Michael.Simon，The Failure of the Prussian Reform Movement，1807—1819，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5，p.7.

〔42〕［德］卡尔·艾利希·博恩等：《德意志史：第三卷，从法国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789—1914》，第79页。

〔43〕但是西欧中世纪城市自治在后来多半走向了城市寡头统治，而汉萨同盟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德意志民族国家的统一与建构。陈兆旺：《西欧中世纪城市自治的制度分析》，载《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44〕钱乘旦，陈意新：《走向现代国家》，第131页。“容克地主们不仅拥有大量地产，可以为国库提供税收，而且他们有服从的天性，极为遵守纪律。他们的祖先是靠骑士团对斯拉夫人的战争而掠得大量土地的，骑士团是一个整体，没有这个整体日耳曼人就不能成功。因此骑士团既是地主，又是国家，每一个骑士入团的先决条件就是服从集体，把自己完全融合在骑士团这个国家中。”

〔45〕徐建：《普鲁士改革中的乡镇自治与市民社会的培育》，载《史学月刊》2008年第1期，第88页。

〔46〕乔基姆·思韦纳特：《休克疗法与制度移植：新的争论以及1806年后普鲁士和西南德国改革的启示》，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2期，第80页。

〔47〕同上书，第74页。徐建：《普鲁士改革中的乡镇自治与市民社会的培育》，第91页。

〔48〕徐建：《普鲁士改革中的乡镇自治与市民社会的培育》。

〔49〕直到1872年，贵族对地方的把持甚至对俾斯麦都造成极大的震惊。邢来顺：《迈向强权国家：1830—1914年德国工业化与政治发展研究》，第74页。

〔50〕参见戈登对宪政要义的分析。［美］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从古代雅典到今天的宪政史》，应奇、陈丽微、孟军、李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1〕［德］卡尔·艾利希·博恩等：《德意志史：第三卷，从法国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789—1914》，第121页。

〔52〕郭少棠：《权力与自由：德国现代化新论》，第47页。

〔53〕同上书，第48页。

〔54〕［德］卡尔·艾利希·博恩等：《德意志史：第三卷，从法国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789—1914》，第119页。

〔55〕同上书，第120页。

〔56〕郭少棠：《权力与自由：德国现代化新论》，第98页。就连社会基本公正保证的独立司法机构也被行政官僚所把持，“各个法院和司法机关的关键职位落到政府很快就落到了‘可靠的’人的手中”。［德］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德意志帝国》，第19页。

〔57〕恩格斯：《德国的制宪问题》，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2页。

〔58〕革命之初，资产阶级自由派主导的革命者就提出了革命的自由解放要求，“激进自由主义者受巴黎革命的刺激，在2月底发表一份革命宣言，内容要求言论、出版、结社和新闻等自由，成立刑事陪审制度，在法兰克福设立由人民自由普选的德意志全国性议会，制定德意志公民法。‘人人应享有富裕、受教育和就学的权利。保护和保证劳动权。调整劳资关系。国家管理要面向大众、节约开支。所有大臣和国家官吏应当明确职责。取消一切特权’”。郭少棠：《权力与自由：德国现代化新论》，第76页。

〔59〕Friedrich Meinecke，“The Year 1848 in German History：Reflections on a Centenary，”The Review of Politics，Volume 10，Issue 04，1948，p.475.

〔60〕大致从1890年俾斯麦辞职后，对1848年革命的研究渐渐多起来，特别是在魏玛共和时期。Theodore S.Hamerow，“History and the German Revolution of 1848，”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60，No.1（Oct.，1954），pp.31—32.

〔61〕例如所谓自由主义与传统主义、普鲁士学派与魏玛学派之间的辩驳。Theodore S.Hamerow，“History and the German Revolution of 1848，”p.40.马泰森的研究更称其为“作为当代事件的1848年德国革命”。Donald J.Mattheisen，“History as Current Events：Recent Works on the German Revolution of 1848，”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88，No.5（Dec.，1983），p.1227.

〔62〕迈内克概括了1848年德国革命在整体上准备不足，时机不成熟。Friedrich Meinecke，“The Year 1848 in German History：Reflections on a Centenary，”p.475.

〔63〕郭少棠：《权力与自由：德国现代化新论》，第78页。

〔64〕科班称所谓资产阶级为反封建而革命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神话”。Alfred Cobban，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65〕然而革命者并非全部、一贯坚持自由而平等的革命权利诉求。Friedrich Meinecke，“The Year 1848 in German History：Reflections on a Centenary，”p.484.

〔66〕“全面的革命须全面解决各方面的问题。但事实上，德意志历史现实尚未达到一个彻底崩溃或腐化的阶段，一个全面革命的时机尚未来临。它的失败亦可说是理所当然的。”郭少棠：《权力与自由：德国现代化新论》，第78—79页。

〔67〕这种结构的分析开始批判原先对1848年革命过分关注革命事件与人物，而对深层次的结构性因素挖掘不够。Oscar J.Hammen，“Economic and Social Factors in the Prussian Rhineland in 1848，”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54，No.4（Jul.，1949），p.825.

〔68〕“革命群众也找不到真正团结的共同政策与路线。手工业者与产业工人有分歧，资本家、专业人士和革命群众的期望各异，自由主义者对革命及革命群众运动亦未完全信任，社会主义的激进口号本身无法提供出路。唯一基于群众一个可以结合而妥协的具体目标只是民族主义的情绪。”郭少棠：《权力与自由：德国现代化新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

〔69〕［德］卡尔·艾利希·博恩等：《德意志史：第三卷，从法国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789—1914》，第169页。

〔70〕“通常享有并受益于高等教育（一般是大学教育）的人们，如医生、律师、中小学教师、大学教授、法官、高级官员、自然科学工作者、工程师、大企业决策人员、专家以及其他自由职业者，也都属于资产阶级的范畴。”他们有时候被统称为“文化资产阶级”（Bildungsburgertum）。［德］于尔根·科卡：《社会史理论与实践》，第109页。

〔71〕Friedrich Meinecke，“The Year 1848 in German History：Reflections on a Centenary，”p.485.

〔72〕Ibid.，p.477.即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代表性不足，权威性缺失。

〔73〕［美］史蒂文·奥茨门特：《德国史》，第158页。

〔74〕Donald J.Mattheisen，“History as Current Events：Recent Works on the German Revolution of 1848，”p.1227.

〔75〕“他发现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提供的王冠带有‘革命的淫荡味道’，因此它私底下藐视那如狗项圈般的王冠。”［美］史蒂文·奥茨门特：《德国史》，第164页。

〔76〕不仅如此，革命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归咎于资产阶级对革命的保留甚至抵制，以至于马克思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将1848年德国革命的解释直接说成是资产阶级对革命事业的叛变。革命后资产阶级比较迅速地组织与行动起来，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并开始显现其保守的一面。Oscar J.Hammen，“Economic and Social Factors in the Prussian Rhineland in 1848，”pp.835—836.

〔77〕Theodore S.Hamerow，“History and the German Revolution of 1848，”p.27.“革命的挫败道破了这股理想主义情绪，亦对资产阶级的自尊自信心造成了严重和永久的损害。随之而兴起的是物质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风气。”郭少棠：《权力与自由：德国现代化新论》，第82页。

〔78〕迈内克论及，如果社会各阶级联盟能够组建并能进一步推动革命，或有可能会取得革　命 成　功。Friedrich Meinecke，“The Year 1848 in German History：Reflections on a Centenary，”p.486.

〔79〕Lenore O'Boyle，“The Middle Class in Western Europe，1815—1848，”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71，No.3（Apr.，1966），p.826.(www.xing528.com)

〔80〕孙炳辉：《论普鲁士道路产生的历史条件及其历史正当性》，第96页。

〔81〕甚至俾斯麦在其设计的帝国宪法对人民的基本权利只字未提，由此可见各自的权重如何。邢来顺：《迈向强权国家：1830—1914年德国工业化与政治发展研究》，第74页。

〔82〕郭少棠：《权力与自由：德国现代化新论》，第98页。

〔83〕即此亦为革命胜利的“错觉”。Friedrich Meinecke，“The Year 1848 in German History：Reflections on a Centenary，”p.477.

〔84〕A.J.P.Taylor，The Course of German History：A Survey of the Development of German History Since 1815，Abingdon，Oxon，New York：Routledge，2001，p.68.

〔85〕Theodore S.Hamerow，“History and the German Revolution of 1848，”p.41.

〔86〕Ibid.，p.27.而古尔德纳生成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并未严格区分手工业者与产业工人。Alvin W.Gouldner，“Artisans and Intellectuals in the German Revolution of 1848，”Theory and Society，July 1983，Volume 12，Issue 4，pp.521—532.

〔87〕郭少棠：《权力与自由：德国现代化新论》，第75页。

〔88〕研究表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即激进派的主要构成为：手工业者、律师、中小学教师、记者等手工工匠与知识工匠，所谓知识工匠与普通工匠的共同之处在于德国过早过快的教育发展，成就了一大批过剩的知识分子，反而成为革命的急先锋，这也是“知识革命”的基础。Lenore O'Boyle，“The Democratic Left in Germany，1848，”pp.375，377.Alvin W.Gouldner，“Artisans and intellectuals in the German revolution of 1848，”pp.526—527，529.

〔89〕Oscar J.Hammen，“Economic and Social Factors in the Prussian Rhineland in 1848，”p.833.

〔90〕Ibid.，p.830.

〔91〕Friedrich Meinecke，“The Year 1848 in German History：Reflections on a Centenary，”p.483.

〔92〕小资产阶级在各国多是差不多的，带有或多或少的反资本主义、反现代化的落后性。Friedrich Meinecke，“The Year 1848 in German History：Reflections on a Centenary，”p.483.Alvin W.Gouldner，“Artisans and intellectuals in the German revolution of 1848，”p.523.

〔93〕Oscar J.Hammen，“Economic and Social Factors in the Prussian Rhineland in 1848，”p.834.

〔94〕“不像在伦敦和巴黎，战争一旦发起，就要决出胜负，高一层的阶级不能完成任务，低一等的层次就会立即补上。在柏林，军队刚撤到城外，革命就自以为胜利了。开始坐下来安安静静地听候国王吩咐。”钱乘旦，陈意新：《走向现代国家》，第144页。

〔95〕而革命与改革之间的张力也是持续存在的，在德国，1848年革命更加坚定了各阶级，特别是有产阶级主动改革，反对革命的、保守的权威主义倾向。Oscar J.Hammen，“Economic and Social Factors in the Prussian Rhineland in 1848，”p.838.

〔96〕所谓“白色革命”可以鲜明地显示德国统治者的利益，“早在法国大革命不久，普鲁士大臣施特林泽就通知法国公使：法国发生的‘自下而上’的‘有益的革命’，将在‘普鲁士缓慢地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实行’。通过有限的让步政策，革命的炸药会被拆除引信，而有益的变革则会通过和平的方式得到实现”。［德］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德意志帝国》，第19页。“白色革命”一词由德国历史学家罗塔尔·加尔概括，转自邢来顺：《论德国政治现代化初期的“防御性”特征》，第81页。

〔97〕德意志帝国政治实际上是帝国皇帝与俾斯麦的独裁专制，其集体贵族权力的制度
化的形式是联邦议会（Bundestag），由22个邦国与3个自由城市共58位代表组成，其中普鲁士占了17席。普鲁士国王是联邦议会的世袭主席。议会掌控国家行政大权。“自帝国的在建立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摧毁帝国止，帝国国会从未真正发挥一个具有实权的立法和检察机关的职能。”郭少棠：《权力与自由：德国现代化新论》，第97页。

〔98〕本节内容曾经在复旦大学2014年“西方政治制度发展史：议题、动力与逻辑”学术研讨会、上海师范大学青年教师学术工作坊宣读，得到多为专家学者的批评与指点，在此表示感谢。

〔99〕“1857年到1859年，德受到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发展进程被打断。此后，德国经济好转，回复景气，一直持续到1866年的短期经济衰退。然后是1866年到1873年间的持续扩张，直到第二次世界经济危机为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德］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德意志帝国》，第7页。

〔100〕就这样，俾斯麦又将“帝国的敌人”这一“封号”加到了社会党人头上，帝国的天主教徒、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与波兰人先后纷纷被指责为“帝国的敌人”。

〔101〕早在19世纪50年代，德国统治集团在面临手工业者、工人阶级的权利诉求的冲击时，就“实施了一系列针对农民、手工业者、工人及其子女的社会救济措施。而30年以后，他们才被迫做出了类似的让步。国内政治方面的镇压政策以及政府对于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弊端的补救措施等，与迅速的经济自由化一起形成了奇特的对照。”［德］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德意志帝国》，第8页。实际上，关心工人的社会福利背后其实是各大政党争夺帝国议会席位的“选票之争”。

〔102〕A.Faust，“State and Unemployment in Germany，”In W.J.Momms on＆WolfgangMock（ed.），The Emergence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Britain and Germany，1850—1950，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Croom Helm，London，1981，pp.150—163.

〔103〕孟钟捷：《现代性与社会政策改革——1890—1933年间德国社会政策探析》，载《安徽史学》2004年，第5期，第12页。

〔104〕肖捷：《德国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中国计划出版社1992年版，第177—178页。

〔105〕［丹麦］哥斯塔·埃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苗正民、滕玉英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52页。

〔106〕韦勒将天主教归纳为“一个反对近代社会流动性、反对议会代表制宪法、尤其反对民主的平等思想的诸种原则的混杂物”。［德］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德意志帝国》，第98页。

〔107〕［德］于尔根·科卡：《社会史理论与实践》，第124页。

〔108〕［德］恩斯特·约翰，耶尔格·容克尔：《德意志近百年文化史》，史卓毅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2页。

〔109〕曾繁正：《西方国家法律制度社会政策及立法》，红旗出版社1998年版，第204—206页。

〔110〕李工真：《德意志“福利国家化”政策的起源及意义》，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第75页。

〔111〕郭少棠：《权力与自由：德国现代化新论》，第115页。

〔112〕即使是在俾斯麦放松“文化斗争”后，天主教中央党依然遵循天主教罗马教廷的“指挥”，在诸如社会问题上向帝国政府“发难”。“而中央党领袖仍将罗马教谕奉为至高真理，尤其是1891年的《新事物》通谕，其中教皇回答了很多放任发展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德］米夏埃尔·施蒂默尔：《德意志：一段找寻自我的国家历史》，第29页。天主教与路德新教都有社会救济的传统，“扩大救济的范围并把救济体系置于可靠的经济基础之上——在某种程度上，天主教和路德教两大信仰都希望有这种济贫体系”。［美］史蒂文·奥茨门特：《德国史》，第77页。

〔113〕邢来顺：《迈向强权国家：1830—1914年德国工业化与政治发展研究》，第283页。

〔114〕在实际的立法过程中，资产阶级派别的确比较强烈地反对，特别是表现为自由党和中央党对1882年意外事故保险法草案的反对。邢来顺、周小粒：《德意志帝国时期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考察》，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7期，第622页。

〔115〕李工真：《德意志“福利国家化”政策的起源及意义》，第75页。

〔116〕［德］米夏埃尔·施蒂默尔：《德意志：一段找寻自我的国家历史》，第121页。“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德国工业飞速发展，迎头而上；1900年后，德国的工业已经超越了除美国以后的所有工业列强，后来居上。”

〔117〕［德］卡尔·艾利希·博恩等：《德意志史：第三卷，从法国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789—1914》，第282页。

〔118〕［德］于尔根·科卡：《社会史理论与实践》，第98页。

〔119〕［德］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德意志帝国》，第98页。

〔120〕吴友法、黄正柏主编：《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3—164页。

〔121〕“不管人们怎样评价1918年之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强悍和软弱，毋庸置疑的是，从19世纪60年代以来，它组织了一场解放运动。这场解放运动最坚决地捍卫各种民主的平等权利。”［德］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德意志帝国》，第68页。

〔122〕同上书，第675页。

〔123〕［德］米夏埃尔·施蒂默尔：《德意志：一段找寻自我的国家历史》，第31页。

〔124〕同上书，第75页。威廉二世同时也得到军队、工业界，甚至社会舆论的支持。

〔125〕［德］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德意志帝国》，第115页。

〔126〕同上书，第116页。

〔127〕Ernest John Knapton，Thomas Kingston Derry，Europe 1815 to the Present，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p.292.

〔128〕转引自：Hans Rothfels，“Bismarch's Social Policy and the Problem of State Socialism in Germany，”Sociological Review，Vol.Ⅲ（1938），p.92.

〔129〕［德］迪特尔·拉夫：《德意志史：从古老帝国到第二共和国》（中文版），第165页。

〔130〕［美］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28页。

〔131〕［德］米夏埃尔·施蒂默尔：《德意志：一段找寻自我的国家历史》，第42—44页。当然，推动贸易保护主义的是土地贵族和重工业集团的合力合作的结果。“德国工业家中央协会在起草1878年关税草案方面扮演了决定性的参与角色。”［德］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德意志帝国》，第74页。

〔132〕同上书，第98页。

〔133〕同上。

〔134〕当然，工业化带来的社会问题是具有共性的。即社会化带来工人失业、健康、卫生、不当用工、城市病与住房问题等。但是里姆林格明确指出就英法两国而言，福利供给是工业化的产物，但是在德国并非如此，比较而言，社会保险立法要早得多。Gaston V.Rimlinger，Welfare Policy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Europe，America，and Russia，New York：Wiley，1971，pp.89—90.

〔135〕参见本书第二章有关济贫法的分析，或者参见《大转型》中对于社会保护机制与市场法则的长期冲突。

〔136〕［德］于尔根·科卡：《社会史理论与实践》，第144页。

〔137〕当然，不得不指出的是，德国国家干预经济的出发点从根本上讲还是为了维护政治统治的合法性的巩固，“政府通过目标明确的干预来克服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障碍，并由此努力保持经济和社会的长期稳定，这是使政治统治合法化的主要途径”。“在德意志帝国时期，国家干预的成功总是不断地使独裁统治合法化。”［德］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德意志帝国》，第37，39页。

〔138〕Gaston V.Rimlinger，Welfare Policy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Europe，America，and Russia，New York：Wiley，1971，p.92.

〔139〕［德］于尔根·科卡：《社会史理论与实践》，第112页。资产阶级反对下层工人阶级，到了19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才逐渐重要起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和工业化的发展，工人运动不断高涨，对资产阶级的威胁越来越大……他们一般都对‘小人物’、‘民众’、‘无产者’和‘工人运动’采取批判和防御的态度。这一点对阶级分化的德意志帝国，甚至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40〕［德］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德意志帝国》，第115页。

〔141〕实际上，在德国近代史上，封建贵族的资产阶级化、资产阶级的封建化也明显，在经济发展利益上也能趋向一致。Karl E.Born，“Structure Changes in Germa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James J.Sheehan，Imperial Germany，New York：New Viewpoints，1976，pp.16—38.

〔142〕［德］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德意志帝国》，第84页。

〔143〕Gaston V.Rimlinger，Welfare Policy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Europe，America，and Russia，p.124.

〔144〕Ibid.

〔145〕Ibid.，pp.123—124.

〔146〕Ibid.，p.126.

〔147〕自由工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有分歧。“自由工会主张，工会应该在现存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下做到改善工人的生活，换言之，工会必须和现存的制度进行妥协。这种倾向导致了日后自由工会内部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滋长。”邢来顺：《迈向强权国家：1830—1914年德国工业化与政治发展研究》，第229页。当然，自由工会延续中世纪以来的行会的社会救济职能，不仅成为工人阶级政治权益的代言人之一，而且承担行业内或产业内其工人阶级福利供给与社会救助的职能。

〔148〕“除了社会主义工会之外，还出现自由派与基督教工会的组织。这些工会都以争取工人经济利益为目标，对社会或政治体制改革不感兴趣，对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已不大接受。他们均希望在建制之内逐步改善经济生活。基督教工会与自由工会同样都拒绝阶级斗争。”郭少棠：《权力与自由：德国现代化新论》，第37页。

〔149〕而在德国共运史上最具争议的工人运动理论家和组织家拉萨尔也为早期的典型代表，在其与俾斯麦政府合作过程中想运用现代选举与议会制度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这些思想与活动称为修正主义的早期基础，当时就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严厉批判和抵制。拉萨尔和俾斯麦之间的“政治联姻”关系，可参见张文焕：《拉萨尔与俾斯麦》，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1年版。

〔150〕对俾斯麦的社会立法对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的影响可参见俞贺楠，方涛：《德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历史考察——基于社会主义运动视角的分析》，载《科学社会主义》2008年第4期，第147—148页。

〔151〕［德］卡尔·艾利希·博恩等：《德意志史：第三卷，从法国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789—1914》，第683—684页。

〔152〕［德］于尔根·科卡：《社会史理论与实践》，第211页。

〔153〕孟钟捷：《现代性与社会政策改革——1890—1933年间德国社会政策探析》，载《安徽史学》2004年第5期，第11页。

〔154〕这或许也就是一些历史学家对德国“革命”的特殊性的理解。“从政治现代化的角度分析，这种权力结构的改变，并非如法国大革命之前专制王权与贵族之间的那种矛盾、第三阶层与其他两个阶层的那种冲突，而是封建制度发展之中。”郭少棠：《权力与自由：德国现代化新论》，第40页。

〔155〕“贵族和资产阶级在军官中构成的形势是：级别愈高，贵族所占比重愈大；级别愈低，资产阶级所占比重愈大。即便有少数资产阶级出身的杰出军官，最终都免不了会通过册封而晋升为贵族……1910年，一位资产阶级议员就在德意志帝国议会中公开抱怨：在军队中，团级以上职位都让贵族军官给占据了。”邢来顺：《近代以来德国贵族政治特权的延续及其原因》，第63页。

〔156〕倍倍儿历经了40年的政治风云，去世前不久遇到共运史学家古斯塔夫·迈尔的致敬而感慨道：“自这座大厦建立以来，我就在这里，但是，一位政府官员在谈判之外与我说话，这还是第一次。”由此足可作为德意志帝国的政治生活的一面写照。［德］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德意志帝国》，第54页。

〔157〕钱乘旦，陈意新：《走向现代国家》，第206页。“普鲁士第一个用民主的假面具来掩饰专制主义的实质，它第一个证明：民主的形式对专制来说不一定就是洪水猛兽，只要运用得法，民主的躯壳照样可以为专制服务。”

〔158〕“戴着民主的面罩，以反民主的信念，为了反民主的目的，利用民主的方式。”［德］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德意志帝国》，第73页。而俾斯麦的政治能力是完全可以随时取消这个议会民主形式，他曾宣扬或者警告道：“议会制将崩溃的很快，并且为军队的统治做好准备，德国将因此而不能继续前行。联盟条约必须解体……宪法也将因此而被推翻。”同上书，第80页。

〔159〕［德］米夏埃尔·施蒂默尔：《德意志：一段找寻自我的国家历史》，第37页。

〔160〕许多学者指出德国的经济高度发达与政治体制的保守落后之间的巨大反差与矛盾，这样的结构性张力显然是难以持续的。诺曼（F.Naumann），称德国人为“穿着农业国政治外衣的工业民族”，他埋怨道：“我们的政治状况，就好比将一个日益扩展的工厂建在一个陈旧的农家仓库里，旧木梁之下放着最现代的机器，铁架子穿土墙而过。”［德］于尔根·科卡：《社会史理论与实践》，第201页。“德意志帝国所有的重要问题都基于一种原则性的困境，即一方面是正在向工业社会前进的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是传统僵化的政治结构。”［德］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德意志帝国》，第54页。

〔161〕“俾斯麦以虚假民主、铁与血的新保守主义形式统一德国，但民权的原则始终只是概念，未有实际的内容。”郭少棠：《权力与自由：德国现代化新论》，第150页。

〔162〕“一个容克的帝国，在资产者看来仿佛是自由主义国家，在工人看来仿佛是社会主义国家。而实际上一切都是虚假的。”钱乘旦，陈意新：《走向现代国家》，第210—211页。

〔16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独特道路的许多组成部分在独裁统治、战争与崩溃中被毁灭，例如大农庄主在社会和政治上的势力、上层社会对共和国和民主制普遍的敌视、军国主义、反西欧综合征、反议会主义传统、极端民族主义以及其他（其削弱与遗失令人可惜的）传统，已被它们本身引发的洪灾所淹没（但愿是这样），或者只是元气大伤地幸存下来”。［德］于尔根·科卡：《社会史理论与实践》，第2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