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收买限度及民主触发的难题

当然，俾斯麦的福利收买策略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德国的工人运动问题，这也是福利收买策略的限度之所在。因为社会保险立法乃至大规模的国家福利供给，多难以完全解决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地位低下等问题。这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伟大“社会工程”，只要存在着社会保险立法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就会有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工人阶级组织的起来反抗。例如，普遍反对声音较大的是对工人缴费比例的争论，即工人阶级及其组织普遍认为工人缴费比例太高，应当免除工人缴费，由国家或者雇主全额缴纳保险费用；缺少工人失业保险，缺少工人住房，缺少工人社会卫生防护政策等。^〔151〕这些都是福利收买策略的薄弱环节，也是被统治者反击统治者策略统治与收买的重要议题。

同时需要交代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德国社会保险的管理机制其实也是自治性质的，甚至国家的管理也是分散的，是以监督为主的，社会保险基金等管理多是由雇主代表与工人或工会代表执掌的。这里的疑问就是，我们还记得第二章第三节最后总结道，在英国，工人阶级积极参与到社会福利管理过程中去，特别是取得了对福利事业的地方管理权限，影响巨大。那在德国情况又如何呢？其实社会民主党实际上也是积极参与到社会保险管理过程中去的，但是德国的工人阶级队伍太分散了。即使在社会保险管理方面具有了相当的影响力，也终究不能继续发展为全国性的强而有力的政党政治与议会政治，而且就算能够不断增强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实力，也会面临帝国政治架构的种种障碍，很难突破德意志帝国对社会力量的“分离”与“封锁”。这就是以民主的福利触发机制的难处。而且我们也不应当将这样的自治与影响巨大的行政官僚体制对国家与社会的渗透与影响相比较。“官僚政治传统影响到每个现实领域，如社会各阶级和阶层的形成、教育制度、资产阶级的内在结构及其精神气质、工人运动、党派制度、大型企业的组织结构，甚至也影响了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理论。”^〔152〕当然，随着俾斯麦执政的结束，再也没有人能够在帝国政治漩涡中纵横捭阖了。1890年以后，在福利的进一步供给过程中，民主机制也可以慢慢得以触发，威廉二世在废除《非常法》后，也发布诏书，批判俾斯麦在劳工问题上的失策，并且含蓄地认同了工会的地位。^〔153〕(www.xing528.com)

从公民身份在各国演进的历史中可以觉察到，其实很多国家都会在政治实践中多多少少地借鉴俾斯麦这样的模式，即以一定的经济利益为补偿，来消减普遍公民对政治权利的诉求，即将福利供给作为民主政治实现的一种替代，并以此加强对政治场域的牢固把控。只是在许多国家的实践中，统治者的“如意算盘”未能如愿而已。我们不能因此而对其表示庆幸，而是应当保持足够的警惕。暂且可以总结的是，如英国那样，社会福利的民主触发机制相对较为简单，但是民主的社会福利触发机制却是艰难得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