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收买策略的社会阶级结构分析与效果

（一）支配阶级对福利收买策略的默认与支持

我们从阶级结构的角度进行分析时，会发现一些隐藏于历史背后的深层次的因果关系结构。这里要分析的是，为什么作为支配阶级的容克贵族会支持，最起码不反对社会保险立法。因为，从本章的整体分析可以知道，德意志帝国时代的德国还基本是一个带着明显封建性质的容克贵族支配的半专制性质的权威主义国家。与此同时，俾斯麦是一个“重视行动、讲求实际、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意志坚强、富于感情、性情暴烈、干劲十足”的人。^〔130〕在这样的国家，如此重大的社会立法，如果没有支配阶级的默许，不管俾斯麦这样的铁腕政治家如何谋划，估计也是难以得逞的。所以，俾斯麦应该是仔细考虑过支配阶级的政治态度的，并且能够从其他的相应政策中给予支配阶级相应的“补偿”，对他来说，可以算是一笔不错的“交易”。

实际上，在社会保险立法政策出台之前，俾斯麦就已经推动着国家经济贸易政策的保护主义转向。1873年大萧条后，“俾斯麦也立即意识到这正是形成中右翼联盟——地主阶级和重工业巨头联盟——的有力筹码和绝佳机会”^〔131〕。而贪婪的土地贵族竟然在19世纪70年代推动国家对农产品的补助，“晚期专制主义国家通过资助性的信贷机构以及各种税收优惠给它的‘国家支柱’阶层以力所能及的帮助”^〔132〕。这就出现了德国历史上，甚至是世界历史上最为奇怪的事情，即国家以财政补助补贴那些面临国外廉价粮食冲击的土地贵族，甚至使得他们能够以高价粮食出口，但是却坐看国内粮食价格的上涨、民不聊生的奇怪现象。^〔133〕这使得土地贵族不仅没有在工业化时代衰弱下去，而且借助于国家的补助得以长期存在，其经济政治实力也得到进一步的稳固。但是由于贸易保护主义，以及进出口关税的加重，使得城市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甚至整个国家中低层民众的生活支出大大增加，同时也即增加了诸多社会问题及其危害。^〔134〕这种带有变相的“交易”与“安抚”的策略，“迫使”俾斯麦执意推行社会保险立法，以缓减社会问题以及使社会危机的政治策略得以“出师有名”，甚至“顺理成章”。因为这不仅涉及支配阶级所支配的国家的长治久安，同时也使得家长制的权威国家的“理性关怀”有了坚实的现实政治利益的支撑。

（二）资产阶级的勉强支持：经济受损与政治受益

在分析俾斯麦时代的社会保险立法的原因时，不少文献也将资产阶级纳入到推动社会保险立法的行列。但是，社会保险立法是与资产阶级的“天性”与现实利益考量完全不切合的。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的“核心价值”主要是个体自由独立、在市场经济中独自拼搏以追求自己的独特利益，在保证公民个体基本权利的基础上，实现“优胜劣汰”的经济法则。自由资本主义的价值在美国最为风行，甚至直至今日，也是其最为重要的价值，即个人追求自由幸福是其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这样的价值追求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风靡一时，特别表现在英国的整个19世纪，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法则甚至一再以摧毁中世纪遗留的社会保护与社会救济体系为代价，更不用说寥若星辰的政府福利供给。^〔135〕

但是，在德国，这样的情况一直没有出现。德国的资产阶级天性软弱，而且其市场原则也一直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德国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政府的管控与指导下展开的，自始至终都不可能是自由放任的，“德国企业家很少有要求实现反政府的极端放任主义政策的主张，相反，他们对国家的依赖型很强”^〔136〕。由此，德国政府干预经济发展，即以家长式的权威主义姿态干预经济与社会生活是德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特色。^〔137〕国家为了抚慰民众，当然也一直不愿意舍弃“理性国家”这一崇高的道德主体地位。虽然也有一些经济学家鼓吹自由放任的市场原则，但是其影响力与社会反响都十分弱小，更不要说将其观点纳入国家社会政策议程了。德国的社会政策议程不是由资产阶级主导的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把控的，而完全是由俾斯麦这样的政府首脑与国家官僚把控的。^〔138〕

回到社会立法过程的分析，我们应当意识到，社会保险立法从短期来看，俾斯麦会受益，长期来看，工人阶级可能会受益，最终谁受益还要看进一步的社会经济政策的整体性配合是否能够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并解决工人阶级的经济政治地位等问题。但是，其中“损益”的肯定是资产阶级，因为资产阶级基本上自始至终都没有享受到“放任自由资本主义”的“好处”，却要马上背负起社会保障的负担。从德意志帝国时期的社会保险立法的分担份额来看，德国企业雇主的负担是比较重的，而且国家的补助也有限。俾斯麦一开始是想用国家全额补助社会保险立法的，但是由于资产阶级代表的反对而未能实现。其实，如果是由国家财政进行社会保险的全额补助，那这些资金也是主要来自于资产阶级的纳税，而不会来自土地贵族的税赋。由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一起分担社会保险，反而可以就此直接地体现资产阶级的“仁慈”，而非国家的“荣耀”。不管怎么说，资产阶级在此过程中，相对于其他许多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显然是相对失利的。但是，在德意志帝国这样的权威主义国家，由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软弱，也只能呈现如此的政治格局。(www.xing528.com)

当然，作为工业化产物的资产阶级显然也不至于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一般的软弱无能。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性，使得资产阶级有自己的利益与策略考量。因为德国的工业化与现代化启动教晚，但是其发展却极其迅速，而工人阶级的崛起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在政治上直接冲击权威主义国家，但是在经济权益上却直接冲击资产阶级。^〔139〕这使得一个在政治上依然处于从属地位的资产阶级，却在经济权益上遭受工人阶级（运动）的极大冲击。连续不断的工人抗争与罢工使得资产阶级的利益遭受损害。于是，德国的资产阶级只能乖乖地投入到权威国家的怀抱，依靠强大国家政权保证自己不受工人阶级抗争的冲击，打压工人阶级有组织的社会运动。俾斯麦代表的权威国家的确也为资产阶级提供了“温暖的怀抱”。

俾斯麦为代表的权威国家也在实际中考虑、并照顾资产阶级利益，“资本所有者对企业的支配地位根本就不受他们应该共同负担的社会公共福利捐税的损害。更确切地说，俾斯麦与众多的企业主持有一种相同的立场，那就是，为了保持在国家上的竞争能力，不允许工业界负担过重”^〔140〕。所以，俾斯麦此时出于国家与社会稳定的战略考量，试图让资产阶级“买单”，从而收买工人阶级，以致消减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进而争取德国政治秩序的稳定与经济持续发展，使得“有产阶级”能够“不计前嫌，同仇敌忾”。^〔141〕进而，这使得俾斯麦的福利收买策略的成功实施得到多重保障。而与此同时，俾斯麦开始主导的所谓“集结政策”也开始了德国近代史上的“庄园主和工业家在反对无产阶级前提之下的共同统治”，就此“保障和加强受到威胁的统治阶级的社会地位”的历史性大联盟。^〔142〕当然，同时也进一步迈向阴暗的历史深渊。

（三）社民党领袖对社会保险立法的短期抵抗与长期“跟踪”

如同英国后来的政治格局一样，国家主导福利供给多多少少会对工人阶级政党，特别是其领袖带来“重磅炸弹”，这当然也是“开明专制”政治家们乐此不疲的原因之所在。但是在德国，俾斯麦的社会保险立法带来的冲击更大，因为他的社会保险政策是在很短时间内就被酝酿出来，而且以其在帝国议会拥有广泛支持与强大的影响力，立法过程几乎是没有太大的阻碍的。这就使得依然笼罩在《非常法》阴影中的社会民主党难以应付。但是思想睿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工人运动革命家可以比较迅速地意识到俾斯麦的福利收买与分化策略会在短期内对社会民主党造成打压，而且比《非常法》这样的打压来得更为长远，对工人运动乃至社会主义革命有“釜底抽薪”的作用。社会民主党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对俾斯麦的社会保险立法的反对最为强烈，并论及如果社会民主党和工人阶级接受俾斯麦的劳工立法可以带来工人阶级经济状况的改变的观点，会给工人阶级与社会民主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这将放弃最基本的原则，并且导致社会民主党的终结”^〔143〕。

由于社会民主党杰出领袖的政治智慧与坚持，社会民主党一开始对俾斯麦的福利收买策略的认识还是比较深刻的，对其反击也是比较有力的。而俾斯麦公开叫嚣，社会保险立法只不过是他镇压社会主义的一个手段而已，这还是对社会民主党和工人阶级的公然挑衅。由此也造成社会民主党对其有力的回击。1883—1884年的社会民主党一份传单上写着：“他（俾斯麦）的诱饵我们鄙视；他抽打，我们破坏！”^〔144〕而1883年社会民主党大会公开宣称：“毫无疑问，所谓社会改革一无是处，只是一种刻意设计的战略手段，以使得工人阶级远离正确的道路。”^〔145〕当然，对社会民主党来说，其最为重要的是能够从社会保险立法的设计层面去推敲与质疑俾斯麦的不足之处，因为社会民主党几乎是无力阻止俾斯麦的社会立法进程的。而社会民主党如果从社会保险立法的设计的战术层面进行反击的话，那就面临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就是社会民主党如果要通过实际行动使得社会保险立法真的落到实处的话，即围绕着国家主导的工人保护与社会立法改善工人阶级的经济社会境况的话，那将挑战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假设。这也将决定社会民主党是否能够沿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明的革命道路继续走下去，或者换句话说，这是关涉到社会民主党还是否能够继续保证其革命性的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

我们可以假定俾斯麦的社会保险可能并非真心而为之，但是一个虚情假意的承诺是难以经受时间的考验的。这从德国社会保险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即我们要认真检验俾斯麦的社会保险立法对工人阶级的实际效果如何。社会民主党毕竟是以工人阶级为群众基础的，而工人阶级群众显然多多少少会支持改善工人生活境遇与状况的社会保险立法。“在任何情况下，工人阶级喜好的，使得工人领袖们不得不喜好之。”^〔146〕在帝国议会表决中，社会民主党对社会保险立法的支持越来越多。同时，德国传统的家长制的权威主义也使得俾斯麦能够担当起相应的国家责任也顺理成章。就此，德国的工人阶级还面临自由工会^〔147〕、“基督教工会”、“希尔施—东克尔工会”（支持资产阶级进步党）之间的分离，使得原本数量庞大的德国工人阶级队伍显得零散不堪^〔148〕。而俾斯麦的社会保险立法又进一步对其进行了深刻离间与分化，因为社会保险立法毕竟可以从整体上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重大分化与打击的修正主义的效应^〔149〕，不久也在德国产生并开始起到相应的历史性作用。这与俾斯麦的福利分化策略不能不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