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弱的资产阶级与流产的1848年革命的背后

从本节第一部分即王权推动的政治经济改革中，我们可以看出德国的政治公民身份实现的艰难性，这种艰难性的一个总的根源可能还在于其社会经济的相对晚发，即工业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出世”比较晚，所以革命的推动力十分有限。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在英国从17世纪起，在法国从18世纪起，富有的、强大的资产阶级正在形成，而在德国则只是从19世纪初才有所谓资产阶级。”^〔57〕但是王权主导的政治经济改革，显然不能代替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群体对公民权利的诉求。^〔58〕而由于改革本身的特殊性，即改革基本都是以不触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为前提的，所以在面对政治公民权利问题时，想通过改革而一劳永逸地获取政治公民权利，那肯定是天方夜谭之事。

（一）革命、政治权利与政权

1848年革命对于德国政治现代化而言，显然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历史性事件。^〔59〕因为它毕竟将议题集中在政治领域，包括民族的统一、立宪改革与公民自由等诸多方面。1848年革命被史学家反反复复地挖掘与重新诠释。^〔60〕其中所蕴含的“革命合法性”显然是后来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反复挖掘1848年革命遗产的重要原因，当然也成为反革命的保守政治势力贬低1848年革命的重要原因。^〔61〕

而从主动性角度看，王权主导的国家改革显然也不可能完全是被动的，因为在19世纪初的自由改革之前，实际上，以普鲁士为代表的德意志诸邦国多多少少地推动了相关的政治经济改革，而普鲁士在19世纪初的改革也可以直接纳入到弗里德里希大帝为典型的诸多君主的主动改革。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1848年德国革命虽说也一直伴随着零散或集中的革命暴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革命完全是主动爆发的。尽管我们也可以分析德国社会发展中积淀的那些可以证明革命不可避免的因素。但是革命显然受到了法国二月革命的深刻影响，社会底层从而起来反抗政治压迫，争取自由、民主与统一。从诸多的历史分析看来，德国革命是注定要失败的^〔62〕，由于诸多的主客观因素的影响，革命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因为革命的任务太大而又太重了。“1848年革命的致命伤，也是德意志政治现代化历程最大的悲剧。站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的自由主义者，必须承担的责任太多和太重要，超出了任何一批政治群体的理想……在1848年至1849年之间，实在没有任何一个政治群体足以完成这个沉重的责任。”^〔63〕

但是革命的爆发却是不可避免的，革命的成功不仅仅意味着争取一定的政治权利，同时也直接进行了政权争夺的伟大战役。从英法等诸多国家的革命来看，革命的胜利对政治权利的获取与巩固是其必要条件之一。然而，资产阶级通过领导革命获取政权，在一定程度上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64〕，这也就是我们通常看到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的复辟与反复辟的反复较量的内在原因。革命只能为政治改革与政治革新扫除一定的障碍（如封建土地制度、人身依附关系等），但显而易见的是，革命不会等于政权，更不会等同于政治权利本身，虽然革命本身是反抗暴政的合法权利的体现。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通过1848年革命确切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追求^〔65〕，这也为后来由俾斯麦主导，在普鲁士王国、德意志帝国内保证统治阶级核心利益的基础上给予资产阶级适当的经济社会权利，甚至为其“分享”一定的政治权利指明了方向。但是德国全面革命的时机尚未成熟^〔66〕，革命的成功更是天方夜谭之事。

（二）革命的历史进程

1846年以后，德国的农业危机和经济危机给革命提供了重要的革命动机。^〔67〕1848年法国首都爆发了导致国王路易·菲力浦退位和成立临时共和政府的二月革命，紧接着德意志爆发了三月革命。这在德意志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1525年的农民起义的革命群体相对更为单一），甚至可以算得上是空前绝后的。1848年的德意志革命显然是几十年国内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特别是思想解放的产物。而革命的思想、组织运动准备显得更为重要，革命前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思想启蒙、组织建设可以说为革命的顺利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由于德国历史文化中的反叛文化相对薄弱得多，此时社会中层、底层阶级能够纷纷起来革命，显然是大大出乎统治阶级的意料的。这也使得他们多半误判了革命的形势，大有让步之势。三月革命，开始也只是一些请愿性质的集会活动，但流血性质的革命暴动却在一些大城市传播开来。

1848年德国革命的任务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也是困扰革命者的关键问题。革命的混乱体现为由于德意志民族的分裂，使得革命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革命纲领、统一的革命领导阶级、统一的革命理想，而且革命多半处于原始的反暴政的革命宣泄层面。^〔68〕但是，伴随着革命的推进，他们毕竟找到了革命延续的制度化途径，即召开法兰克福国民会议以议定并制定统一宪法、实现德意志民族自由统一大业。通过民族代表议会实现民族统一，并通过制定宪法巩固革命成果，并将革命获取的且表面上得到的诸多邦国君主认可公民权利加以制度化。这或许是革命成功的唯一途径了。

但是，革命者未能领悟革命的真谛在于，革命不是一时一刻的权利宣泄与力量展示，也绝非一次简单的革命宣言事件，而是一个持续抗争巩固的过程，是一个持续革命斗争与社会改造的工程。反革命的传统保守王权与贵族势力只是一时误判了局势，纷纷让步，但是革命者根本就未能触及专制政体的核心要素：王权、军队与官僚。“在居于统治地位的诸侯中，只有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在三月革命的压力下由于一连串特殊的个人和政治原因而退位（1848年3月20日）；在奥地利，1848年12月2日弗兰茨·约瑟夫接替斐迪南的皇位。”^〔69〕革命者的立宪进程，也只是外在于对现有的邦国专制政体外“另起炉灶”的一个商讨过程而已。(www.xing528.com)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按照普遍、平等的选举权选举出文化资产阶级^〔70〕占主导的国民议会代表，于1848年5月18日在法兰克福保罗教堂开幕。革命代表成员的构成大致为：大学教授、法官和律师，但是只有一个农民，没有工人代表，甚至没有工商业资产阶级代表！^〔71〕由此可见，为何革命者根本无法主导革命形势，也无法与底层的革命群体实现互动。因为，从国民议会代表的组成就可以看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几乎可以说是完全的“纸上谈兵”。^〔72〕存在不足一年的国民议会用了几个月来讨论国民的基本权利伸张与保护事宜（从1848年7月到12月）。虽然这些都具有历史性的重要意义，例如1849年3月份完成的宪法，明确载明德意志人民享有人身自由、法律平等、信仰、言论、出版、行动、自由结社和集会等权利^〔73〕，这些思想与原则也都成为日后德国魏玛共和国宪法和《基本法》的重要来源。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运作，特别是其临时中央政府机构的设置与运作方面的成就也是难能而可贵的，表明1848年革命并非人们通常所说的“象牙塔”里的革命。^〔74〕但是作为革命的产物的国民议会并未认真对待王权与军队的集结与反革命的军事行动。当普鲁士与奥地利两个大邦，在1848年末基本恢复了强势影响力，德意志的政治中心已经决然不是法兰克福议会了。当普鲁士和奥地利等邦国纷纷撤销对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支持，特别是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拒绝德意志皇帝的皇冠时^〔75〕，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其实已经名存实亡了，在后来的各邦国当局的武装威胁或者干涉下，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只能戛然而止，残余的知识分子也只能在咖啡馆等公共场合做最后无果的努力了。

（三）1848年革命失败的社会阶级结构分析

我们通常认定1848年德国革命是失败的，其实我们更应当从更为准确的角度研究1848年德国革命到底在何种意义上是失败的，它同时取得了哪些难能而可贵的成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达伦道夫等研究者多将1848年德国革命失败的原因归结为软弱的资产阶级不能领导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1848年德国革命，更不能获得广泛的阶级与社会联盟支持而取得革命的胜利。^〔76〕革命失败以后资产阶级更是远离了德国的政治舞台，甚至从此以后对政治事务不再感兴趣^〔77〕，而是醉心于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事业，从而大大地推迟了德国自由民主事业、延续了德国传统贵族的支配与专制王权的统治。当然，从是否掌握政权角度来看，1848年德国革命显然是失败的^〔78〕，革命的目标如上文所述显然不仅是民族的自由与解放的实现，同时也是要实现民族国家的统一大业，如此重大而又艰难的事业，对本来就弱小的资产阶级来说，显然是其无法承载的。

但是，1848年的革命失败的原因不能完全归责于德国弱小的资产阶级。德国的工业化进程方才启动，资产阶级在经济实力与政治影响力上的弱小是不争的事实，要资产阶级承担起1848年革命的重担显然有悖于革命的理论，同时也有悖于革命的实践。1848年德国革命从民族解放与独立、自由民主权利的诉求等层面上讲，显然是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但是资产阶级革命向来不完全是以资产阶级为主角的，特别是政治领域的暴力革命方面尤其如此。^〔79〕其实，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可能是一个更为极端的例子而已。德国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本来也可以像后来不少后发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以工人阶级为革命先锋，推动革命的发生与成功。然而，德国的工业化起步确实太晚，工人阶级虽然已经诞生并且承受着工业化早期的诸种苦难，但是其组织性与革命性还是比较弱的^〔80〕，即使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等革命家亲自在理论与实践上加以指导，也难以改变这样的事实。

革命的启动如上文革命过程的描述中所表明，可能更多地受外在因素的影响。同时，由于统治阶级还未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双方都误判为革命好像已经取得了成功。在革命者看来，革命的目标是民族主义的，所以各邦国君主仿佛没有什么理由反对，但是殊不知一旦革命者不仅以街头抗议申述自己的权益，而且以国民议会的形式颁布宪法、成立临时政府的，君主们显然不能容忍邦国政权的旁落。即使到了帝国初创的年代，各邦国也是极力反对德意志帝国的集权，而帝国的缔造者俾斯麦也在帝国宪法等一系列政治架构中充分许可并容纳邦国的利益。^〔81〕中世纪以来的邦国君主专制延续了千余年的历史，想要通过国民议会的形式取得德意志的政治统一，在消减邦国林立局面的同时以宪法的形式将公民权利合法化的想法，显然是难以实现的，这也是德意志境内诸多传统保守势力所不能容许的。即使在一些早发工业化城市可能取得一定的胜利，在容克地主统治的广大农村却是难以取得任何进展的。而且德意志专制主义的三大支柱^〔82〕：王权、军队与容克贵族几乎没有受到任何严重的打击，革命暂时的高歌猛进^〔83〕，只是各邦国君主并未认清革命的形式，军队并未作出决定性的镇压行动而已。而当各邦国的君主站稳之时，也即军队实现集结之时，消灭革命火花犹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几乎不费吹灰之力。

我们在分析资产阶级的软弱与支配阶级的强大的同时，同时也可以看到革命不仅不能成功，甚至连发生的概率都应该是很小的。但是，事实上革命还是轰轰烈烈地发生了，并坚持了一年的时间。1848年革命的史学解释可以归纳为保守主义的解释、自由主义的解释与社会主义的解释等，这三者的解释重点分别是支配性的土地贵族阶级、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但是，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对这三个主要的阶级的分析都难以清晰地解释革命的发生、持续与失败。而对1848年革命的解释也有从思想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结构等分析角度分别加以解释的。思想意识形态角度的解释其实更多的是贬义的解释，德国史学家纳米亚（Louis Namier）、泰勒（A.Taylor）等将它（1848年革命）描写为一次“知识分子的革命”，“教授革命”，即一次观念（民主、自由、民族）的革命，与迈内克的评价相似。^〔84〕即突出知识分子为主导的社会阶层在革命中的历史性作用，但是与此同时却可以反映出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虚弱，根本无法取得实质性的成功，最多只能是思想意识层面的启蒙运动性质的思想革命。而从社会经济角度加以解释的研究越来越多^〔85〕，即对革命群体进行分析，并发现1848年革命的主体其实是手工业者。^〔86〕手工业者这一社会经济群体属于前工业化社会，但是在工业化初期不仅没有消亡，而且数量不断增多，但是境况确实大不如前。“及至40年代，德意志开展工业化，普鲁士的关税同盟促进自由贸易、农奴解放后流入城市、行会衰退、手工业资本主义化等社会经济变革，使德意志商业急剧发展；然而，社会的矛盾亦日趋严重。”^〔87〕各行各业都存在着诸多的小生产者、手工业者、手工业帮工等小资产阶级，他们在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影响非常大，甚至一直到20世纪前期都没有从数量上削减，但是他们的境况是可想而知的。因为经济社会的危机使得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更加地突出，进而形成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由此组成了革命群体的主要部分。^〔88〕19世纪40年代中期的经济萧条与物价飞涨造成的经济危机使得革命的社会经济诉求，在内外革命形势的推动下迅速导向政治革命的权利诉求，如普选权、代议制、宪政与统一等。^〔89〕

革命群体中的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显然也是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其作用显然不能被人为地夸大。当时德国依然是典型的农业国，受到诸多压迫和剥削的农民占到人口总数的4／5，由于1846年的物价上涨，使农民阶级的生活成本剧增，1845—1847年粮食价格剧增，马铃薯上涨了425%，小麦250%，这些都无疑推动了农民阶级起来革命。^〔90〕但是当保守国家口头承诺改革时，农民的骚动就即刻停息了。^〔91〕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想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命运了。虽然，社会底层大多起来反抗经济与政治压迫，追求基本的公民权利，但是小资产阶级自身的落后性使得其难以持续地坚持革命并取得革命权利的实质性的巩固。有一些小资产阶级甚至以恢复中世纪的行会制度为革命诉求。^〔92〕

此外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议会革命中的文化资产阶级并没有能够与街头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实现稳固与制度化的联合，进而保证革命的持续推进。同时，他们也未能保护革命宪法与制度架构等革命果实。两者分离的原因是众多的。而在社会问题上的分歧，是导致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无法联合的一个重要的经济社会因素。^〔93〕当然，革命的对象，即支配阶级的反击与国家、政治文化传统等因素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革命队伍与革命领导者显然“应当”承担更多的历史责任。^〔94〕但是德国整体发展的落后，与缺乏革命与组织演练的传统，使得这一次高歌猛进地追求革命权利的过程如同昙花一现，甚至也使得自由民主革命从此风光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