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政治公民身份的努力：改革与革命的转变

德国政治公民身份的实现有与其他国家的相同之处，即以公民的组织化方式以追求实质性的选举权，从而可以以集体权利的形式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政治公民身份的诉求对象显然可以是多个层次的，以统一的民族国家作为主要的诉求对象的。德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恰恰在于，四分五裂的国家难以成为权利诉求对象，而由此引发的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国家统一的任务最终落在以强大的、带有军国主义特色的中央集权的普鲁士王权肩上。俾斯麦主导的普鲁士政治群体为了延缓传统专制主义、维护容克贵族群体长远利益、抵制底层的权利骚动，依然担负起了民族国家统一的历史重任。^〔31〕也正是这样的历史境况，使得与民族国家建构密不可分的公民身份实现的进程被大大延缓，因为公民身份的实现在民族国家统一的进程中显得碍手碍脚。然而，更为可悲之处在于，国家的统一并没有实质性地推进公民身份制度的建立与健全。

但是这样的历史事实并非表明德国政治公民身份的实现必须等到国家统一之后方可提上日程，这样的论断显然是十分荒唐的。然而，在德国的历史进程中，统治当局可能显然也会利用了这样的谬误，以强权推进统一并压倒公民的权利诉求，统一后不久，资产阶级自由派也大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错觉，并极力迎合政治当局。^〔32〕这显然是由于他们注重短期的社会经济利益而忘却了长远的政治权利诉求。借此，我们其实也可以大致猜测出，在统一前，资产阶级自由派追求政治权利的行动显然不会是轰轰烈烈的。代表支配阶级利益的政治家在19世纪80年代推动福利供给却是十分卖力的。其实政府当局在推动基本公民身份与政治公民身份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也是“不遗余力”的。但是，这种努力有明确的限度，那就是为维护和保持王权、支配阶级的根本政治经济利益为最终追求，而非主动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33〕但是比较而言，德国的政治当局的确比其他许多早发现代化国家更为主动地去推动政治经济改革，以弥补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改革进程中的软弱无力的“后发劣势”。但是，这也并非意味着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在德国政治公民身份制度变迁中毫无作为，只是相对而言，政治当局较为主动的改革实践显得更为“光彩耀人”，具有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性质的1848年德国革命虽“昙花一现”，但是也确实是德国现代政治变迁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德国18世纪以来的统治者，推动了多次的政治经济改革。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它们多是非常成功的。但是，这可能也并非是当时的政治格局与政治策略所能完全解释的。其实，综观德国通过改革与革命等方式渐进地推动政治公民身份实现的过程，影响改革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是，德国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实际上如此迅速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缓减了社会压力。同时这也使得德国政治家、政治当局、支配阶级的“政治安排”的实现成为可能，甚至德国统治者一直以来也多是主动极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为了扫除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他们有时甚至不惜与支配阶级“为敌”，但是却使得支配阶级在工业化进程中收获甚丰，并使得他们能够以经济实力支撑其政治上的独霸统治。这或许也就是德国历史学家们所说的德国统治者的“向前逃跑”^〔34〕。(www.xing528.com)

本节的主要内容是介绍与分析德国在统一前，为了实现其政治公民身份而进行的努力。这里的努力显然要包括统治者主动或者被动的改革，其主观上虽大致不会为了推动政治公民身份的实现而改革，但是在客观上推动了政治公民身份的制度化。而由于德国历史的特殊性，其基本公民权利的实现也是比较有限的，所以在这些改革与革命过程中，对基本公民权利的诉求也多半是蕴含其中的。作为公民福祉的物质保障的社会公民权利，当然也不会外在于这一历史过程。但是，这些不同维度的公民权利的诉求还没有整合到一起，甚至可以说，在德国，这些不同维度公民权利的诉求是很难在国家层面与政治过程中整合到一起去的。从下文特别是第三节，我们可以知道，德国统治者总是刻意地采用分化措施与相应政策将其区分开来，使得公民权利显得破碎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