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公民身份制度的变迁概况

德国公民身份制度的变迁路径，固然是一条区别于他国，特别是区别于英美国家的发展路径的独特发展道路，正如德国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发展的独特性一样。但是，德国公民身份制度变迁又必须放到其既定的历史与现实国情中去分析与理解，进而放到德国国家的历史、政治与经济发展等境况下加以概括。公民身份制度当然也是内嵌于特定国家的政治与社会制度之中的。但是问题在于，相对晚发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何并未如诸多现代化理论研究者推测的那样：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制度性扩散的过程，后发国家总是沿着早发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路径日趋趋同地发展？如果整个后发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都是趋同式的发展，那么估计在公民身份制度变迁层面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还是显而易见的，正如巴林顿·摩尔、迈克尔·曼、莱因哈特·本迪克斯、埃斯平-安德森等人的研究所展现的那样。在德国历史研究中，这种差异性有时候被刻意地夸大，以致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势，即过分强调德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8〕

我们应当注重对德国的历史与现实的特殊性分析，但是又不能太过于强调，进而产生诸多的研究偏误。德国的历史发展的特殊性集中表现为德国政治经济发展的相对晚发与不平衡。即当年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经营方式的扩展显然是令德国望洋兴叹的，而与此同时，法国的发展也远远早于德国。^〔9〕德国由于其分裂的政治状况、地缘政治不利以及自然资源的相对缺乏等因素，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相对晚得多。这也就使得那些与资本主义发展密切相关的人身自由权利为核心的基本公民权利得不到相应的保障。而由于德国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传统，政治自由传统的相对缺乏等一系列的因素导致政治公民权利的实现更是遥不可及。但是，由普鲁士主导的国家改革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政治上松了绑，普鲁士也由于自身强国富民的诉求，进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甚至不惜从贵族长远利益出发，主动改造支配性经济结构，进而推动现代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普鲁士进而挑起了德国的国家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重担。统一以后的德国赢来了持续而稳定的经济发展和繁荣，并且将两次工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并引领欧洲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大步、快步地进入工业化社会。但是工业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也引起了诸多社会力量与政治人物的重视，而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同时也为福利供给奠定了相应的物质基础。但是，德国强势的国家政权逐步在现代国家官僚层面，显现出国家主导型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以政治发展为代价的。以战争与外交战略，特别是以民族主义的宣扬，以替代甚至压制国内民主政治与政治公民权利的诉求的政治策略是，俾斯麦时代政治生活的基本特征。虽然这样的发展策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以国家统一与发展为核心追求，辅之以国家主控的福利供给^〔10〕，能在多大程度上进一步压制政治公民权利诉求是考验德国公民身份发展战略的关键问题。(www.xing528.com)

下面我们简单地分析德国公民身份制度变迁的大致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