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与民主：权威主义模式下的公民身份制度演变

第二章我们主要考察了公民身份制度变迁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并且以“以民主争取福利”加以概括，意在突出以英国为代表的早发民主国家，其公民的政治权利是如何促进其社会权利的获取的，然后比较早地建立起现代福利国家。从马歇尔开始，诸多理论家多将德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反面案例进行阐述，即德国是难以被轻松融进公民身份制度变迁的马歇尔的主流模式，“假如部分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存在着一种特殊的、以合作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专制性的组合，第三种策略（权威主义的君主制策略）或许就有可能继续在一个发达的后工业社会延续下去”^〔1〕。但这一情况只会在理论研究需要时被一笔带过，即大家都会论及俾斯麦时代优先发展的社会保险，并在一定程度上压制公民的政治权利诉求的实践，但是对于其两者之间的确切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基本缺失。而实际上，在福利国家建设实践方面，德国的确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因为其在福利供给方面处于早发、领先的地位，其制度性的扩散效应也广为政学两界所接受。^〔2〕

因此，我们大致可以揣摩出，德国的公民身份制度可能具有其原创性。我们此前的大致假设是，社会立法和福利供给等多半是工业化的产物。^〔3〕虽然在此前的诸多欧洲国家，多有地方社区与教会的社会济贫性质的福利供给。因为工业化带来诸如工厂条件差、工人生产条件差、工人生活贫困化、社会犯罪等诸多的社会问题，由此引发国家的社会立法、福利供给等形式的国家干预。但是，当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接近尾声的时候，德国的工业革命才大致开始。我们或许也可以说，可能是因为两个国家在产业结构上的差异等原因，造成德国福利制度的早发，但是这依然不足以解释19世纪80年代德国大范围的福利供给的内在原因。笔者的研究将其概括为以福利抵制民主权利的诉求的统治者策略，这最先由迈克尔·曼提出并引发广泛讨论。但是，这样的定性会面临着以下的理论问题：既然英国等国家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或主动或被动地学习德国福利国家建设的特征，那么他们是不是也是出于同样的统治策略？如果是，那他们与德国的公民身份制度变迁的差异是如何产生的？如果不是，那就说明在福利供给之前，不同国家的公民身份制度变迁路径的差异即已经存在，那么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差异，这些差异又是如何产生的？

我们从第二章的分析中可以明确知晓，统治阶级在很大程度上出于国家战略，特别是对政治统治危机的考虑，即为了对付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而做出供给福利等一系列政治应对性的行动。上面分析的第二种可能性，即以英德为代表的两种模式的差异本来就已经多多少少地存在，但是多半只是程度问题。因为不同国家的公民身份制度变迁、公民身份实现的路径与状况都会有一定差异，而在19世纪之前因为公民身份制度的第一维度的实现大致伴随现代资本主义的制度性扩散，基本公民身份制度的建立还是比较“统一”的。但是，在政治公民身份与社会公民身份的实现路径、顺序、程度与权重等方面的差异就十分明显了。这也即进入本研究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即特别是通过对以德国为典型的公民身份制度变迁的权威主义模式的研究，将着重对比并展现其重要特征与实现的过程，进而能够对目前的两大模式的界分有比较清晰的认识。

在展开德国案例的分析之前，笔者首先要介绍两个比较重要的理论问题。(www.xing528.com)

第一，所谓“以福利抵制民主”，是否意味着福利供给就是为了抵制民主权利诉求的？福利供给是否是抵制民主政治诉求的唯一形式？这两大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笔者将在下文，特别是第三节中进行详尽的分析。另外需要交代的一个相关问题是，俾斯麦在19世纪80年代推出大范围社会保险立法之前，他是如何抵制民主政治权利诉求的？需要交代的是，在此之前，德意志帝国特别是普鲁士邦国就有着比较普遍、形式多样的福利供给，我们大致可以将其看作“原初的”福利抵制机制。^〔4〕而俾斯麦之所以进行大规模社会保险立法显然是因为德国轰轰烈烈的工业化的推进，以及具有挑战性的政治变迁，即工人阶级及其工会、政党组织强势崛起并推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权利诉求的高涨。当然，俾斯麦在帝国初创时期，甚至在此前的普鲁士以及北部德意志同盟等政治架构形式上、政治行动策略等方面，就对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民主权利的诉求有着精密的安排与应对。因此，本书在此将要重点强调的是德国俾斯麦时代以福利抵制民主权利诉求的重要性与典型性。

第二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既然从统治者角度出发，能够以福利抵制（一部分，或重要的）政治权利诉求，那么这算是德国公民身份的实现吗？如果仅限于俾斯麦执掌大权的短短20多年，公民身份的实现可以说是有限的，但是从长远来看，德国的公民身份诉求、公民身份的实现亦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进步潮流。而从本书的研究目的来看，笔者着重将“以福利抵制民主”作为公民身份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模式来概括。这种模式的典型性是否能够得到认可，关键要看其解释力如何。如果将其作为制度变迁的一个片段加以处理，就意味着就其本身而言，也是一定社会结构、社会力量发展变动与互动的一种暂时性的均衡，而并非一个静止的状态。我们可以从动态的角度分析其特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往前推，我们会发现这种公民身份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中多半有着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传统^〔5〕，而这将直接表明其传统统治者的社会资源再分配的能力与国家干预的传统^〔6〕，进而在民主政治诉求不断高涨的情况下，德国能够比较迅速地发展出国家主导的或者是国家主控的福利供给。同样，再沿着历史发展的脉络，我们还可以大致揣摩这种公民身份制度变迁的前途和命运是怎样。但是，就这种公民身份发展模式的历史情况来看是，公民身份制度比较难以实现进一步的、平稳而顺利的发展的，或者如同迈克尔·曼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历史并没有给诸多的公民身份制度发展模式“尽情”展示的条件，这些重要的发展模式就戛然而止了。^〔7〕至于对这种模式具体特征的讨论，我们将在第四节再做进一步的交代。

围绕着德国公民身份制度变迁的脉络，笔者将本章的研究大致规划如下：第一节简单回顾与交代德国公民身份变迁概况与基本特征；第二节重点研究德国政治公民权利的诉求，以及通过改革与革命等多种方式都难以实质性实现政治权利的困境；第三节对俾斯麦时代推出社会保险立法，推动德国福利发展的政治过程进行分析，逐个分析其中各大政治力量在此历史进程中的利益诉求与政治互动，由此展现由国家主导推动福利建设是如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缓减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的作用的，即“民主政治权利诉求的社会福利替代”的内在机制；第四节在分析德国公民身份制度变迁基础上概括公民身份制度变迁的权威主义模式，进而能够对公民身份制度变迁的不同路径的对比性研究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