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身份实现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小结

就此，我们可以归纳19世纪英国公民身份实现的大致情况。即英国的基本公民身份的实现是一个非常漫长而又渐进的过程。其开启的时间非常早，并对英国人后来追求各种形式的公民权益带来了相当的便利。当然，这种基本公民身份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就遭到了极大的挑战与否定，甚至暂停实施人身保护法。1832年的议会改革为政治公民身份的实现打开了一线缝隙，当然它的政治效应的显现则是一个持久而又漫长的过程，直到1884年的议会改革法案的通过，才大致实现了男子的普选权，而1867年前后明确开启的社会型政党政治历史的实际运作也需要时间与实践的积淀，特别关键的是这种政党政治与政党制度的完善实质上多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只是大体伴随着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的壮大而发展成熟。

而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看到资产阶级在政治与经济利益上与工人阶级的根本对立性。在19世纪中后期，即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落幕之际，工人阶级的政治与社会影响力均非常小，而其政治组织化也比较有限。有限的社会立法对于工人阶级的社会权益的保护也是相当有限的。当然，我们同时要看到的是济贫法体系的逐步完善，甚至一些地方因为经营得当，素有穷人的“巴士底狱”之称的济贫院也有被称为“穷人的宫殿”。^〔204〕但是这与大多数产业工人的实际社会权益关系比较有限，与普遍意义上的公民身份的实现关系也很小。在20世纪初，英国开始建立起来的普遍性的社会保障制度，从而勾勒出了英国福利国家的雏形。从此以后的福利国家建设即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与扩展。此时的福利性社会立法的特点在于，“领取各种社会保险及福利津贴成为公民的一种权利，而不是社会对个人的一种施舍，公民领取社会保险和福利津贴第一次可以被表述为‘享受’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津贴”^〔205〕。

英国所代表的公民身份实现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前提在于其独特的社会阶级结构，即资本主义的早发。虽然英国作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北欧模式的不少国家大多有比较悠久的近代工商业发展的经历，其土地贵族相对而言比较薄弱，或者比较早地实现了工业化，而有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是由商业化农民主导启动的。^〔206〕这些都只是作为公民身份建构的一个必要前提。当然，也正是这个前提及由政治选举权利推动福利性立法，进而承认并由国家供给社会公民身份。其中的奥妙，即如我们从英国案例中所揭示的。

我们一般只讲选举权作为政治公民身份的主要标志，殊不知实质性的民主选举权利带来更为广阔的政治领域的权利的行使。而有些公民身份理论研究将参与权从中抽取出来^〔207〕，有可能会产生误导性。选举权逐步扩展以后，社会底层，即工人阶级通过选举权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到国家与地方的政治、经济与事务当中。他们不仅行使其实质性的政治参与与建构的权利，同时也为社会公民身份的建构带来重要影响。虽然社会民主主义国家（机构）也可能策略性地主导福利性的社会立法，但无论是政策制定过程，还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完全做不到国家官僚的垄断性的供给，而几乎是工人阶级及其代表全程性的参与管理。这里就可以归纳出社会民主主义的公民身份实现过程与性质的特殊性：工人阶级（代表）行使政治公民权利与社会公民权利是可以实现合二为一的，产生相得益彰的效果，进而区别于第三章中将要讨论的权威主义模式的公民身份制度变迁，即力图将两者区分开来。

【注释】

〔1〕马歇尔：《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载郭忠华，刘训练编：《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

〔2〕［美］基思·福克斯：《公民身份》，郭忠华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54页。

〔3〕“‘自由’实际上成了‘权利’的代名词，争取自由便是争取本阶级的权利和解放。”钱乘旦：《第一个工业化社会》，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4页。

〔4〕典型作品如［英］阿克顿：《自由史论》，胡传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5〕史学界通常认为征服者威廉使得英国国王可以声称“我附庸的附庸也是我的附庸”，从而区别于欧洲大陆的典型的封建主义：“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但是，在中世纪，英国总体上就有相对强盛的王权，“英国中世纪君主政体从未面临过法国、意大利、德意志封建统治者均遇到过的对一元化政府的反抗。”［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刘北成、龚晓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4页。

〔6〕以下的分析就是基于国家建构对公民身份实现的基础性作用的，“民族国家的整合与巩固，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极端重要的意义，也为作为国家认同的公民身份的出现铺平了道路”。［英］德里克·希特：《何谓公民身份》，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5页。

〔7〕“国家通过各种措施正式给予的好处与其说是公民权利的扩大，不如说是公民权利的替代。”详尽分析可参见［美］迈克尔·曼：《统治阶级的策略与公民身份》，载郭忠华、刘训练主编：《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第192—207页。

〔8〕即埃利亚斯归纳的所谓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国王机制”，［德］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王佩莉、袁志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407页。

〔9〕马歇尔：《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第21页。

〔10〕同上书，第19—20页。

〔11〕［英］哈尔珀琳：《现代欧洲的战争与社会变迁》，唐皇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8，214页。

〔12〕马歇尔：《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第9页。“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重叠，尤其是后两个阶段之间。”

〔13〕［英］哈尔珀琳：《现代欧洲的战争与社会变迁》，第157页。

〔14〕巴里·辛德斯：《现代西方的公民身份》，载［美］布莱恩·特纳编：《公民身份与社会理论》，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28页。

〔15〕对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及其在人类历史上的意义，特别是对欧美资本主义理论与实践体系的冲击可以参见资中筠主编：《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16〕马歇尔：《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第8页。

〔17〕实际上是通过所谓“两级投票”制度来实现的，“选举权行使方面的一切模棱两可在大革命期间是在用来为两级选举辩护的技术论据和政治论据之间的混同中形成的”。［法］皮埃尔·罗桑瓦龙：《公民的加冕礼：法国普选史》，吕一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8页。

〔18〕“冲突的社会化过程是民主过程的要义。”即冲突不断升级的法则及其对民主化的意义。［美］E.E.谢茨施耐德：《半主权的人民——一个现实主义者眼中的美国民主》，任军锋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6页。

〔19〕1649年内战期间提出，英文原文来自于“马克思主义者”网站，最后访问日期，2012年12月24日。http：／／www.marxists.org／history／england／english-revolution／may-day.htm.

〔20〕英国的请愿权是英国人民的一个古老而重要的原始权利，同时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政治制度设置。在14世纪时，所有的请愿都是向国王提交的，议会有时候会参与其中，但是后来随着英国代议制的发展、议会作为正式国家机构的重要性的增强，议会逐步成长为接受、审议、决定请愿的当然机构。“每一个请愿当被一个议会议员转化为提议后，都会在政府部门及其反对派之间引起正常的辩论，并按照日常的程序来处理。请愿的命运，亦即它的目的，完全取决于这种争论；它不必以其他方式来寻求解决方法；议院既不会轻易地让步，也不会轻率地做出决定；除非议会解散后再诉诸于另一个议院，否则，根据那些程序——这些程序标志着它的成熟——所做出的所有决议都直接生效。”［法］弗朗索瓦·基佐：《欧洲代议制政府的历史起源》，张清津、袁淑娟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10—411页。而英国议会改革运动中，议会外的运动群体多是以议会请愿的方式给政府施加压力。

〔21〕数据来源：http：／／www.nationalarchives.gov.uk／pathways／citizenship／struggle＿democracy／getting＿vote.htm，（最后访问日期：2012年12月12日）。

〔22〕阎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2，340，342页。

〔23〕D.Beales，“The Electorate before and after 1832：the Right to Vote，and the Opportunity，”Parliamentary History，Vol.11，pt.1（1992）.p.150.格式上有所调整。

〔24〕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法国大革命给英国议会改革带来的负面影响，使以暴力方式推动改革多不被主流所接受。“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给改革者最大鼓舞的事件法国革命，也使改革法案最不可能在议会通过……改革者被不加区别地渲染成革命的色彩，任何试图触动英国宪政的企图都被污蔑为要把英国推向野蛮的雅各宾主义。”Eric J.Evans，The great Reform Act of 1832，London；New York：Methuen，1983，p.20.

〔25〕其实一开始，议会之所以制定1824年的《结社法》的原因在于，他们错误地想象，“工会一旦合法化，它们反而会成为无用之物，就会衰落和消灭”。［英］L.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谢琏造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521页。所以在1825年，又赶忙通过新的法案加以严控。

〔26〕威灵顿公爵的组阁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就其本人也恐怕难以避免遭受人身攻击。而普勒斯（Francis Place）建议发动“取黄金，阻公爵”的口号，号召有产者集中向英格兰银行等金融机构兑换黄金，给托利党施加了巨大的压力。Carlos T.Flick，“Thomas Attwood，Francis Place，and the Agitation for British Parliamentary Reform，”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Vol.34，No.4（Aug.，1971），p.362.

〔27〕这些史实参见王觉非主编：《近代英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24—442页。Walter L.Arnstein，Britain Yesterday and Today：1830 to Present，Houghton Mifflin College Div，2000，pp.10—14.

〔28〕［英］肯尼思·O.摩根主编：《牛津英国通史》，王觉非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321页。

〔29〕“1688年造成的巨大变化仍然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显然打破了世袭的权利，这种世袭权利是1660年旧政体复辟的基础，而被以议会为代表的民族意志所取代。”［英］肯尼思·O.摩根主编：《牛津英国通史》，第375页。

〔30〕乔治三世的王权虽然算是空前的，但是也遭到了政府内部与议会的抵制，同时也遇到了像“威尔克斯与自由”这样的历史性事件，表明当王权与贵族对社会实行高压统治时，所面临的社会中下层的反抗，威尔克斯事件的特殊性还在于其中交织着的议会斗争与争取人民选举权的性质，同时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激进派也表现踊跃。这对于后来的议会改革斗争具有先导性意义。George Rudé，Wilkes and Liberty：A Social Study of 1763 to 1774，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31〕即英国历史上所谓“王党”的衰弱。D.Large，“The Decline of‘the Party of the Crownand’the Rise of Parties in the House of Lords，1783—1837，”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Vol.8，No.309（Oct.，1963），pp.669—695.

〔32〕Walter L.Arnstein，Britain Yesterday and Today：1830 to Present，p.16.

〔33〕《谷物法》实际上就是为了维护国内粮食生产者的利益。除非粮食价格高到一定的标准，才引进进口国外的廉价粮食。我们可以从每夸特小麦的价格看出《谷物法》人为调节的作用。1813年109先令，1814年74先令，1815年65先令，1816年78先令。［英］L.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第501页。

〔34〕James J.Sack，“The House of Lords and Parliamentary Patronage in Great Britain，1802—1832，”The Historical Journal，Vol.23，No.4（Dec.，1980），p.914.

〔35〕1832年议会改革后第一届下议院中贵族出生的议员比例高达70%—80%，银行家、商人和工厂主不到100人。Eric J.Evans，The Great Reform Act of 1832，p.41.

〔36〕“在1832年到1841年之间的四次选举中，超过70%的选民坚持自己的选举习惯（即不受外部尤其是贵族的诱惑与干扰等。引者注）……1832年之前他们并未如此，是1832年以后他们才如此坚持。”John A.Phillips and Charles Wetherell，“The Great Reform Act of 1832 and the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of England，”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00，No.2（Apr.，1995），p.432.

〔37〕当然，弗农用“后现代大众政治”理论进行解读，认为人民并未从1832年议会改革中获权，后来连绵不断的激进主义运动现象即可见一斑。同时，中产阶级也未能获取支配性的地位，土地贵族也未退出历史舞台，所谓议会改革中自由与民主的胜利多是象征性的。James Vernon，Politics and the People：A Study in English Political Culture，1815—1867，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7.

〔38〕尽管反谷物法的斗争持续了40年，但是《谷物法》的最终废除，可以表明英国土地贵族在政治上的失势，最起码在工商业资产阶级联合社会中下层进行持续抗争时，已经在政治上难以招架了。19世纪40年代的议会选举，选民更加倾向于支持自由贸易者，而反对支持谷物法的候选人。Chery Schonhardt-Bailey，“Linking Constituency Interests to Legislative Voting Behaviour：The Role of District Economic and Electoral Composition in the Repeal of the Corn Laws，”Parliamentary History，Volume 13，Issue 1，February 1994，pp.86—118.而《谷物法》废除后，粮食产量并未如所料的那样迅速下降，所以其在经济上受损非常有限，而是通过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农场工人使用，一直维持着农村经济的支配地位。当然，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推进，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可避免地逐步下降，1810年的比重为36%多，到了19世纪40年代就降到了22%。钱乘旦：《第一个工业化社会》，第66页。

〔39〕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50页。

〔40〕［英］肯尼思·O.摩根主编：《牛津英国通史》，第319，408页。

〔41〕毫无疑问，阿特伍德所组织的资产阶级性质的“伯明翰政治同盟”是英国有史以来的最大的政治组织。Carlos T.Flick，“Thomas Attwood，Francis Place，and the Agitation for British Parliamentary Reform，”p.360.

〔42〕这种分割甚至可能出现在贵族家庭代际之间。同时，新辉格党人与首相格雷之间也有分歧，新辉格党人认为不改革就没有任何希望，而格雷则认为改革只是权衡策略而已。Ellis Archer Wasson，“The Great Whigs and Parliamentary Reform，1809—1830，”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Vol.24，No.4（Oct.，1985），pp.438，462.也难怪改革后，格雷对其所受到民众的英雄般的欢呼而感到茫然不知所措。Walter L.Arnstein，Britain Yesterday and Today：1830 to Present，p.16.

〔43〕这当然多半是由于英国宪政传统，特别是内战以来的反暴君思想的延续。例如Milton写到“辉格阁僚与国王在本质上是相对对立斗争的……我将如同我们的先辈们那样站在议会一边……”Ellis Archer Wasson，“The Great Whigs and Parliamentary Reform，1809—1830，”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Vol.24，No.4（Oct.，1985），p.442.

〔44〕Ellis A.Wasson，“The Spirit of Reform，1832 and 1867，”A Quarterly Journal Concerned with British Studies，Vol.12，No.2（Summer，1980），pp.166，168.

〔45〕Ellis Archer Wasson，“The Great Whigs and Parliamentary Reform，1809—1830，”p.438.

〔46〕John Milton-Smith.IV，“Earl Grey's Cabinet and the Objects of Parliamentary Reform，”The Historical Journal，Volume 15，Issue 01，March 1972，pp.55—74.

〔47〕“辉格党人坚持要在政治系统里给予中产阶级的发言权，同时相信精英应该更加尊重公众意见。”John Milton-Smith.IV，“Earl Grey's Cabinet and the Objects of Parliamentary Reform，”The Historical Journal，Volume 15，Issue 01，March 1972，p.64.

〔48〕［英］L.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第527页。

〔49〕王觉非主编：《近代英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33页。

〔50〕Ellis A.Wasson，“The Spirit of Reform，1832 and 1867，”pp.166，169，170.

〔51〕Ellis Archer Wasson，“The Great Whigs and Parliamentary Reform，1809—1830，”p.436.

〔52〕D.Beales，“The Electorate Before and After 1832：the Right to Vote，and the Opportunity，”Parliamentary History，Vol.11，pt.1（1992）.pp.139—150.

〔53〕这也是摩尔论述英国特殊的议会民主的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不过摩尔对农民阶级的去向，特别是工人阶级在争取民主斗争中的作用基本没有涉及。Barrington Moore，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Lord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Boston：Beacon Press，1993.

〔54〕［英］L.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第509页。

〔55〕在英国特别是纺织业中机器的运用使得传统手工业“不是陷于失业，就是被迫与机器作绝望的竞争，这一竞争造成绵延一代以上的说不尽的苦难，然后传统工业终于覆灭”。［英］L.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第460页。

〔56〕钱乘旦：《第一个工业化社会》，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7页。“手工工人从切身经历出发，认为贫穷是赋税造成的……之所以出现少数人通过赋税致富的现象，是因为这些人独占了国家政权，他们通过议会立法抽取赋税，而由于广大人民在议会立法的过程中没有发言权，所以只好任人宰割。工人激进主义由此而提倡政治斗争，要求实现普选，使工人也取得政治权利。显然，在贵族垄断政权的条件下，工人激进主义的矛头也必然指向地主阶级。”

〔57〕Michael G.Brock，The Great Reform Act，London，Hutchinson，1973，p.168.

〔58〕［英］L.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第530页。

〔59〕蒂利的研究表明，英国的社会抗争完成这一转变的时间段恰恰就是19世纪初到30年代，工人阶级社会抗争形式、诉求内容、组织化状况、政治能力等等都有重大转变。Charles Tilly，Popular contention in Great Britain，1758—1834，Boulder：Paradigm Publishers，2005，Introduction.当然，在实际的政治过程中，各地方的各阶级的各类运动同盟，多采取的是“各地为政”、分头施压的形式，其间相互之间虽有影响，但是全国性的联合与互动是罕见的。我们通常所明确知道的只是像“伯明翰政治同盟”这样的大型组织。Carlos T.Flick.Thomas Attwood，Francis Place，and the Agitation for British Parliamentary Reform，No.4（Aug.，1971），pp.360—362.

〔60〕B.W.Hill，“Executive Monarchy and the Challenge of Parties，1689—1832：Two Concepts of Govern And Two Historiographical Interpretations”，The Historical Journal，Volume 13，Issue 03，September，1970，pp.379—401.

〔61〕［英］哈尔珀琳：《现代欧洲的战争与社会变迁》。

〔62〕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载《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1期。

〔63〕［英］肯尼思·O.摩根主编：《牛津英国通史》，第316页。

〔64〕Barrington Moore，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p.106.

〔65〕Ellis A.Wasson，“The Spirit of Reform，1832 and 1867，”p.165.“‘实际上代表’是代表权益而不是代表人民，这个原则仍然保留着。在以后大约半个世纪中，议会继续为地主势力所统治。”［英］肯尼思·O.摩根主编：《牛津英国通史》，第461页。

〔66〕E.A.Smith，“The Election Agent in English Politics，1734—1832，”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Vol.84，No.330（Jan.，1969），pp.12—35.

〔67〕在整个1832年议会改革运动中凸显出来的是大量的平民社会政治活动家的杰出的组织与领导工作，在推动议会改革运动并取得相当的社会影响方面的作用是巨大的。如Flick所言，像“伯明翰政治同盟之父”托马斯·阿特伍德（Thomas Attwood），“全国政治同盟”的创立者法兰西斯·普勒斯这些人是国家与（社会）民众的联结者。Carlos T.Flick，“Thomas Attwood，Francis Place，and the Agitation for British Parliamentary Reform，”p.355.

〔68〕“一个托利党军政府的现实危险，正在把利益不同的各阶层都联合在一起。”钱乘旦：《试论英国各阶级在第一次议会改革中的作用》，载《世界历史》1982年第5期，第8页。

〔69〕Eric J.Evans，The Great Reform Act of 1832，p.20.

〔70〕主要是由摩尔开始的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开始质疑辉格党人的自由宪政史。David Cresap Moore，The Politics of Deference：A Study of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English Political System，New York：Harvester Press，1976.而后来的议会改革研究者多加以采用。John Cannon，Parliamentary Reform 1640—183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2.Michael G.Brock，The Great Reform Act，London，Hutchinson，1973.

〔71〕Norman Gash，Politics in the Age of Peel：A Study in the Technique of Parliamentary Representation，1830—1850，London：Longmans，Green，1953.

〔72〕例如沃森言及，新辉格党人的尊重时代的改革精神决定性地、不可避免地标志着1832年、1867年的议会改革法案推向了民主。Ellis A.Wasson，“The Spirit of Reform，1832 and 1867，”pp.166，172.

〔73〕例如walpole的记录与统计表明，“1832年前的80年下议院印刷了总共252卷文件……1833年后的80年，下议院的文件有400卷，平均每年都有50卷浩瀚的蓝皮书……1833年改革后的议会开会达1 270个小时，1837年开会1 134个小时。”Geddes W.Rutherford，“Some Aspects of Parliamentary Obstruction，”The Sewanee Review，Vol.22，No.2（Apr.，1914），p.172.

〔74〕John A.Phillips and Charles Wetherell，“The Great Reform Act of 1832 and the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of England，”pp.414—415.

〔75〕刘成：《民主的悖论——英国议会选举制度改革》，载《世纪历史》，2010年第2期，第36页。

〔76〕Ellis Archer Wasson，“The Great Whigs and Parliamentary Reform，1809—1830.”

〔77〕Ellis A.Wasson，“The Spirit of Reform，1832 and 1867，”p.173.

〔78〕Gary W.Cox，The Efficient Secret：the Cabine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Victorian England，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真正的选举型导向的政党政治，要到1867年第二次议会改革以后，“选民人数的剧增，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无论是保守党还是自由党，他们都把自己的政党转变成动员投票选举议员的机器以保证在议会中获得多数席位，从而阻止政府，并且阻止劳动人民进入议会。”洪永珊：《1867年英国第二次议会改革》，载《江西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4期，第84页。此外，有关学者的研究还表明，1832年就开始确立了全国性的政党议题，而不再是地方性的议题。政党从此为全国性的议题展开政党竞争活动。John.A.Phillips and Charles Wetherell，“The Great Reform Act of 1832 and the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of England，”p.432.而与此同时，选民选举行为也更多地参照政党政治，逐步更加关注政党的全国性的议题。蒂利的研究表明19世纪开始的全国性议题在社会运动中的出现与流行化也是一致的。Charles Tilly，Popular Contention in Great Britain，1758—1834，Introduction.

〔79〕屈威廉认为1832年议会改革虽不在法律上，但却在实际上确立了“人民主权”的原则。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British Histor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After（1782—1919），London：Longmans，Green and Co.1966，p.242.主要表现为1831年议会解散后，重新举行大选，大选中人们对议会改革普遍支持，对辉格党推行改革大为有利。

〔80〕Paul Johnson，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Society，1815—1830，New York：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1991，p.904.Ellis A.Wasson，“The Spirit of Reform，1832 and 1867，”A Quarterly Journal Concerned with British Studies，Vol.12，No.2（Summer，1980），pp.166，168.“对于奥尔索普而言，民主并不恐怖。如果是人民的选择，那么一个极其激进的议会改革将是可接受的。”Ellis Archer Wasson，“The Great Whigs and Parliamentary Reform，1809—1830，”p.457.“对于年轻的辉格党来说，下议院和公共舆论保持一致是极其重要的。”当然这里的所谓公共舆论还是基本定位于强大的中产阶级，而非普通大众。

〔81〕六项目标核心指向是男子的普选权（21岁以上的所有男子），但是沃尔顿提出，我们不能简单看待所谓宪章运动的“失败”。“宪章运动衰落的部分原因是，他们当初提出的一些目标后来已经实现，所以一些原本受它吸引的人失去了兴趣。如果要问宪章运动为什么会失败，那就会对它的性质产生误解，而问它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了成功，才是有意义的。”［英］约翰·K.沃尔顿：《宪章运动》，祁阿红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16页。

〔82〕Dietrich Rueschemeyer，Evelyne Huber Stephens，and John D.Stephens，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p.66—67.

〔83〕这就需要从英国的法治传统、分权制衡理论方面去解释了，法院代表的司法权是对王权暴政的一种有效规制。参见“17世纪，不但议会被确定为一个有力的政治机构，法院作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一个保护性缓冲器在所有现代立宪政体中发挥的作用也已经被奠定了基础”。［美］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从古代雅典到今天的宪政史》，应奇、陈丽微、孟军、李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7页。

〔84〕［英］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436页。

〔85〕“到了1914年为止，英国国民中超过70岁的老年人中，超过3／5的人开始领取养老金，至此向着众所周知的普遍性的福利供给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养老金计划推行以后，对70岁以上老人的院外济贫从原先的16.8万人降低到1913年的8 000多人。Martin Pugh，“Working-Class Experience and State Social Welfare，1908—1914：Old Age Pensions Reconsidered，”The Historical Journal，Vol.45，No.4（Dec.，2002），pp.791，792.同时可以参见John Macnicol，The Politics of Retirement in Britain，1878—1948，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26—27。

〔86〕公民身份的重要研究者蒂特马斯亦从政治过程的角度看待社会政策。Richard M.Titmuss，Social Policy：An Introduction，edited by Brian Abel-Smith and Kay Titmuss，London：Allen＆Unwin，1974，p.26.弗尼斯和蒂莫西认为自由福利改革是英国国民福利体系建立的开始，因为从此英国开始建立起全国性的针对老年、意外事故、疾病、失业、最低工资等一系列的社会立法与社会政策供给。Norman Furniss and Tilton Timothy，The Case for the Welfare State，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7，p.102.

〔87〕Derek Fraser，“The English Poor Law and the Origin of the English Welfare State，”In Wolfgang J.Mommsen（ed.），The Emergence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Britain and Germany，1850—1950，Croom Helm on behalf of the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1981，p.14.

〔88〕实际上，英国教会在社会性济贫方面的努力还是值得肯定的。“18世纪真正的慈善事业有时被人遗忘。这在很大程度上无疑是因为这种慈善事业绝大多数是自愿的和非正式的。……捐款和成立协会——这一过程的主要形式——创建学校、捐赠医院、设立济贫院、管理福利机关等。在这方面教会都积极地参与了。而那些被改革者所辱骂的阶级，即英国国家的达官显贵们——大主教、副主教、地方主教和教士们，则一点也不积极。”［英］肯尼思·O.摩根主编：《牛津英国通史》，第405页。

〔89〕［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第71页。

〔90〕“以1601年济贫法为基础，在英国逐渐形成了以征收济贫税、建立济贫院、实行教区安置为主要内容的一整套济贫制度，其目的是对穷人进行一定程度的救济并兼以管理和疏导。这种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济贫制度的实施，使流民问题大为缓解，保证了社会的稳定，为产业革命的进行创造了条件。”丛志杰：《对英国“新济贫法”的探讨》，载《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5期。

〔91〕［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第68页。波兰尼同时也将其作为“生存权”的保障。

〔92〕济贫法修正案于1834年4月17日经过下议院普遍接受，5月9日，下院以319票对20票的绝对多数通过二读，7月2日，又以187票对50票通过了三读，提交上议院，上议院绝大多数议员赞成该草案。8月4日，英国国王批准了该法案，并于8月14日以法律的形式公布实施。所以，无论从立法进程之快还是如此普遍的赞成都是非同寻常的。Harold E.Raynes，Social security in Britain：A History，Harold E.（Harold Ernest）.London：I.Pitman，1957，p.139.

〔93〕C.P.Hill，British Economy and Social History，1700—1982，Arnold，1985，p.19.

〔94〕“持续不断的圈地运动是农业‘改良’进程中必不可少的部分。”［英］阿萨·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陈叔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0页。同时可以参见［英］L.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第441，445页。莫尔顿同时指出，此时的圈地由于议会多项圈地方案的出台，使得没有政治经济特权的人民只能落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惨境况。

〔95〕18世纪中叶济贫税开支平均为70万英镑，1790年法国大革命期间达到200万，1800—1834年，基本都超过400万，甚至达到700万。或许济贫税也只是统治阶级为了防止革命暴动而应当支付的“赎金”而已。［英］L.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第461页。

〔96〕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74页。

〔97〕因为铁路建设的特殊性，即投资周期较长，所以拉动了国内的投资业的兴盛。国内铁路建设饱和后，英国又在海外殖民地大力投资铁路建设，进一步拉动了国内外的投资。“自从1830年起千千万万的筑路工人在工作，工人的数目不断地在增加，到了1848年有将近二十万。工人中间有许多是爱尔兰人，但是估计其中绝大多数是1834年的救贫法所‘释放’的英格兰工人。”［英］L.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第544页。

〔98〕“为了避免贫困人群对济贫法制度下的救济产生依赖，也为了给英国工业社会提供充足的劳动力，济贫法制度必然实行极端严格的管理和极为低劣的条件，从而逐渐演变成为贫民的巴士底狱。”丁建定：《英国新济贫法制度评价中应注意的历史事实》，第4—5页。当然，由于评判的时间、地点等方面的不同，对济贫法的评价会有所不同，英国的济贫事业在19世纪中后期确实有所改善。

〔99〕Derek Fraser，“The English Poor Law and the Origin of the English Welfare State，”p.26.

〔100〕［英］L.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第545页。同时可以参见Derek Fraser，“The English Poor Law and the Origin of the English Welfare State”，p.26。

〔101〕Elie Halevy，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E.T.Watkin，London：Ernest Benn，1961，p.285.

〔102〕Derek Fraser，“The English Poor Law and the Origin of the English Welfare State，”p.13.(www.xing528.com)

〔103〕Karel Williams，From Pauperism to Poverty，London Boston：Routledge＆K.Paul.1981，pp.159—171.

〔104〕Derek Fraser，“The English Poor Law and the Origin of the English Welfare State，”p.23

〔105〕Derek Fraser，The evolution of the British welfare state：A History of Social Policy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Basingstoke；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9，p.33.

〔106〕Derek Fraser，“The English Poor Law and the Origin of the English Welfare State，”p.19.

〔107〕［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108〕［英］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460页。

〔109〕Derek Fraser，“The English Poor Law and the Origin of the English Welfare State，”pp.23—24.

〔110〕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581—582页。

〔111〕［英］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二卷·下）》，陈海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63页。

〔112〕Derek Fraser，The Evolution of the British Welfare State：A History of Social Policy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p.154.

〔113〕丁建定：《英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1870—1914）》，第84页。

〔114〕Sheila Blackburn，“Working-Class Attitudes to Social Reform：Black Country Chainmarkers and Anti-Sweating Legislation，1880—1930，”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XXXIII（1988），p.42.

〔115〕西德尼·韦伯（Sidney Webb）工人阶级选举权的获取从而带来集体主义的声张的过程称为是不证自明的。J.R.Hay，The Development of the British Welfare State，1880—1975，London：E.Arnold，1978，p.14.塞恩对此也是深信不疑的，P.萨尼：《英国福利国家的起源与特点》，徐滨编译，载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94页。

〔116〕Henry Pelling，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Welfare State，Popular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Late Victorian Britain，London：Macmillan，1968.曼如本书导论部分所分析的那样，亦是精英推动论者，“就像其他国家的劳工那样，劳工对国家福利立法几乎不感兴趣。所有的劳工运动都不相信国家行为，因为国家通常对他们造成伤害而不是带给他们好处”。［英］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二卷·下）》，第661页。

〔117〕一般来讲，工人阶级底层对义务教育的抵制是很常见的，下文将进一步描述分析。但是对于养老金的抵制显然是因为其远远不能满足工人阶级的现实需求，以及所谓“70岁开始”领取是很多人可遇而不可求的年龄，而且虽说面比较广，但是毕竟还有一些家庭收入的调查，只是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比较宽松而已。例如皮尤的研究表明，尽管表面看来，养老金领取者要接受家计调查（要求年收入在21镑到31镑10先令之间）、领取数额也不算大，甚至有时候令人望而却步。但是相对于院外济贫的2便士而言，养老金计划所提供的单身老人5便士是比较丰厚的社会保障。而且在实际的管理与审核过程中是比较宽松的。我们可以看英国1909年以来领取养老金的总人数与总支出即可见一斑。Martin Pugh，“Working-Class Experience and State Social Welfare，1908—1914：Old Age Pensions Reconsidered，”The Historical Journal，Vol.45，No.4（Dec.，2002），p.775.

〔118〕佩林对英国工党与工运的研究多集中于政党政治、权力运作、组织变革等方面，而对于其社会政策等方面基本不涉及。［英］亨利·佩林：《英国工党简史》，江南造船厂业余学校英语翻译小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Jay Winter edited，The Working Class in Modern British History：Essays in Honour of Henry Pelling，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119〕Pat Thane，“The Working Class and State‘Welfare’in Britain，1880—1914，”The Historical Journal，Vol.27，No.4（Dec.，1984），pp.877—900.

〔120〕Henry Pelling，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Welfare State：Popular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Late Victorian Britain.同时，本特利·吉尔伯特认为在社会改革直到1914年才成为选举议题。B.Bentley Gilbert，The Evolution of National Insurance in Great Britain：The Origins of the Welfare State，London：Gregg Revivals，1966，pp.448—450.也有将社会福利改革的受益者获取实质性选举权的时间定为1918年。并认为1906年到1910年之间的自由福利改革与选举权扩张无关。参见Martin Pugh，“Working-Class Experience and State Social Welfare，1908—1914：Old Age Pensions Reconsidered，”p.775.

〔121〕特别是在大规模公开选举的选战中的选举宣传中尤其如此。P.萨尼：《英国福利国家的起源与特点》，第497页。自由党人抨击保守党在福利问题上的欠缺，“1895—1905——托利党执政的10年中，除了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和三个委员去调查该问题外，其余什么也没有做。”同时将1906年以来的福利改革全部都写进自己的功劳簿。而保守党起而反之，认为养老金计划等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的思想与实践完全是从他们开始的。即张伯伦早在1880年就在地方上开始实施一系列社会立法与福利供给。Martin Pugh，“Working-Class Experience and State Social Welfare，1908—1914：Old Age Pensions Reconsidered，”p.795.不仅如此，1910年的大选中，三大政党都可以积极推进福利性社会立法。工党、自由党、保守党的候选人中的82%、75%、76%都支持养老金计划。由此也可以推知英国选举权范围扩大以后、大众政党制度健全后，英国社会公民身份发展乃是大势所趋了。Neal Blewett，The Peers，the Parties and the People：the General Elections of 1910，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72，pp.317，323—324.

〔122〕工人阶级及其组织化领导者很快发现，国家对社会保险与社会福利的供给可能为资本家降低工人工资，并降低他们的反抗强度，实际上无论是政党、议会还是行政机构等多半都是只关心他们的切身利益，即试图通过福利供给扩展社会安全网，以保证自己的经济政治利益安全，而非真正为了全面真切地改善工人阶级经济社会状况。Pat Thane，“The Working Class and State‘Welfare’in Britain，1880—1914，”p.885.

〔123〕例如保守党人之所以能够在1898年议会选举中取得优势，是因为在1895年，重新执政的保守党保证要提供养老金。养老金的承诺是“社会纲领”中最具吸引力的项目，该纲领在1894年由张伯伦提出，并且在1895年的大选前得到托利党领袖索尔兹伯里勋爵的全力支持。但是正如自由党所抨击的那样，保守党执政的10年里，养老保险立法毫无进展。因此，保守党在此情况下，不得不支持。P.萨尼：《英国福利国家的起源与特点》，第494页。Martin Pugh，“Working-Class Experience and State Social Welfare，1908—1914：Old Age Pensions Reconsidered，”p.795.

〔124〕保守党原先的社会阶级基础是衰弱了，即上议院一去不复返的权力衰弱在1909年的“人民预算”法案与1911年的议会法进程中可以明显看得出来，由此，需要不断巩固下议院的权力，当然也为社会公民身份的供给扫清了障碍。参见王觉非主编：《近代英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39—443页。

〔125〕C.Woodard，“Reality and Social Reform：the Transition from Laissez-Faire to the Welfare State，”Yale Law Journal，LXXII（1962），p.28.

〔126〕这种自主性显然又因为国家机构本身的组织化利益的加速积淀而不断加强，同时也因为支配阶级个集团短见与偏见的存在，支配阶级内部的不相一致，阶级之间的冲突等都为国家机关与国家精英等提供了政策上的可选择性。Steve Valocchi，“The Relative Autonomy of the State and the Origins of British Welfare Policy，”Sociological Forum，Vol.4，No.3（Sep.，1989），p.352.

〔127〕史蒂夫·瓦洛基深刻地指出：“相对于阶级权力的组织独立性影响了英国1908—1911年福利政策的制定时间和性质。”Steve Valocchi，“The Relative Autonomy of the State and the Origins of British Welfare Policy，”p.350.

〔128〕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载《马恩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0页。

〔129〕Ralph Miliband，Parliamentary Socialism：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Labour，London，Allen＆Unwin，1961，pp.22—23.

〔130〕Roy Hay，“Employers and Social Policy in Britain：The Evolution of Welfare Legislation，1905—1914，”Social History，Vol.2，No.4（Jan.，1977），p.437.他们提出的补救方法不外乎教育、技术革新与社会改革。

〔131〕姜南：《英国福利制度的演变及其调控作用》，载《世界历史》1999年第4期，第41页。

〔132〕P.萨尼：《英国福利国家的起源与特点》，第494页。

〔133〕Ralph Miliband，Th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An Analysis of the Western System of Power，Basic Books，Inc.，Publishers，1969，p.109.John Saville，The Welfare State：A Historical Approach，New Reasoner Winter，1957—1958.

〔134〕Pat Thane，“The Working Class and State‘Welfare’in Britain，1880—1914，”p.881.

〔135〕Steve Valocchi，“The Relative Autonomy of the State and the Origins of British Welfare Policy，”p.350.

〔136〕Henry Pelling，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Welfare State：Popular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Late Victorian Britain.

〔137〕可以说，执政党自由党在20世纪初面临着保守党与工党的双重压力。J.R.Hay，The Origins of the Liberal Welfare Reforms 1906—1914：Prepared for the Economic History Society，London：Macmillan，1975，p.46.

〔138〕当然，保守党是激烈反对增加任何有利于穷人的税收的，只是做出了十分有限的反应。自由党内也存在着老“自由派”，即古典自由主义者，也存在着新自由主义信仰者。P.萨尼：《英国福利国家的起源与特点》，第495页。

〔139〕吉尔伯特可能不会认为这是“错觉”，他极力论证国民保险基本是政府计划的实施，而非政府外在的压力推动的结果。Bentley B.Gilbert.The Evolution of National Insurance in Great Britain：the Origins of the Welfare State，Joseph，1966，pp.62，72—73.

〔140〕新旧贵族的融合还是相当普遍的。“土地所有者、商人、工业资本界联合成为资本家阶级。”［英］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二卷·下）》，第661页。

〔141〕大的工厂主通过厂内的福利供给（如选择性的、针对勤劳工人、年长工人以及伤残工人等不同程度的补助）当然有其进步的一面，但是他们也逐步认识到国家层面的普遍性福利供给的重要性，特别是面临越发复杂的社会经济形势的时候。于是他们逐渐努力将其厂内实践推而广之，将这些非正式的福利制度正式化。Roy Hay，Employers and Social Policy in Britain：The Evolution of Welfare Legislation，1905—14，Social History，Vol.2，No.4（Jan.，1977），pp.438，446.而他们在要求国家干预的时候，大多也要求国家以他们的厂内实践为基础，由此我们也可以从中实际上窥见雇主群体对福利性社会立法的推动作用。Roy Hay，“Employers and Social Policy in Britain：The Evolution of Welfare Legislation，1905—1914，”Social History，Vol.2，No.4（Jan.，1977），p.440.

〔142〕Douglas E.Ashford，The Emergence of the Welfare States，Oxford［Oxfordshire］；New York：Blackwell，1986，p.68.所以也就造成20世纪初的福利供给其实质上还是选择性的供给，有限的供给。

〔143〕Pat Thane，“The Working Class and State‘Welfare’in Britain，1880—1914”，p.891.

〔144〕一般理论研究多会认为只有资产阶级中少数的开明分子、或者积极的知识分子与社会活动家会积极地推动社会福利立法。E.J.Hobsbawm，Industry and Empire：An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50，London：Weidenfeld＆Nicolson，1968，pp.149—163.

〔145〕一旦这些条件被考虑成熟，资产阶级，特别是其上层知识分子与社会活动家就会通过组织化渠道与社会舆论的方式推动福利性社会立法。C.Woodard，“Reality and Social Reform：the Transition from Laissez-Faire to the Welfare State，”Yale Law Journal，LXXII（1962），p.28.

〔146〕E.C.McCreary，“Social Welfare and Business：the Krupp Welfare Program，1860—1914，”Business History Review，XLII（1968），pp.40，43.

〔147〕Gaston V.Rimlinger，Welfare Policy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Europe，America，and Russia，New York：Wiley，1971，pp.26，174.

〔148〕A.Briggs，“The Social Background，”in A.Flanders and H.A.Clegg（eds.），The System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Great Britain，Oxford：Blackwell，1954，p.17.

〔149〕其实英国最先、也是最实质性的福利立法是有关教育的议会立法与执行，但是相对普鲁士与奥地利等后发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已经算是落后的了，当然也有仿效德国模式的意味。而在资产阶级看来，教育是作为获益盛丰的投资来看待的，所以其推行也相对顺利。Roy Hay，“Employers and Social Policy in Britain：The Evolution of Welfare Legislation，1905—1914，”p.442.“教育体系对保持我们的工业地位，将其引入一个如此发达的工业社会并加以发展都是有益的。”

〔150〕皮尤关于养老金的计划实施后，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普遍增加生活必需品的补给，以及生活的改善。当然，也有人控制不住消费欲望，将其花费在烟酒上。Martin Pugh，“Working-Class Experience and State Social Welfare，1908—1914：Old Age Pensions Reconsidered，”p.790.

〔151〕Roy Hay，“Employers and Social Policy in Britain：The Evolution of Welfare Legislation，1905—1914，”Social History，Vol.2，No.4（Jan.，1977），p.438.

〔152〕Pat Thane，“The Working Class and State‘Welfare’in Britain，1880—1914，”p.897.

〔153〕Steve Valocchi，“The Relative Autonomy of the State and the Origins of British Welfare Policy，”Sociological Forum，Vol.4，No.3（Sep.，1989），p.356.

〔154〕［英］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二卷·下）》，第675页。“1874年以后，再一次是1906年以后，英国法律要比其他主要国家法律对工会罢工和罢工纠察有利。因此英国雇主被迫采取了经济策略，雇主被剥夺了司法权力或者警察压制工人的权力。他们没有得到公众的同情，而且来自政党和政府的压力迫使他们在劳工冲突中协调解决。”

〔155〕Roy Hay，“Employers and Social Policy in Britain：The Evolution of Welfare Legislation，1905—1914，”p.439.

〔156〕即罗伊·海所言及的那样，不能孤立地去看待福利性社会立法，而应当将其作为应对劳工与工人阶级运动的系统手段之一。Roy Hay，“Employers and Social Policy in Britain：The Evolution of Welfare Legislation，1905—1914，”p.436.

〔157〕罗伊·海指出了组织化的便利之处：信息与合作。同时，实际上，各种雇主联合会组织的委员会也得到了雇主们的普遍支持。这些组织起来的雇主们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其推进福利性社会立法的作用还是很大的。Roy Hay，“Employers and Social Policy in Britain：The Evolution of Welfare Legislation，1905—1914，”pp.440，445，454.

〔158〕Derek Fraser，“The English Poor Law and the Origin of the English Welfare State，”p.19.

〔159〕Pat Thane，“The Working Class and State‘Welfare’in Britain，1880—1914，”pp.877—900.

〔160〕Ibid.，p.882.

〔161〕实际上许多资本家最为关注的也是福利的成本问题，当然，我们也可以明白，对中小型的工厂而言，福利成本确实是比较大的成本。“伦敦商会工程部指出：如果为了应对失业而向雇主征税，那其本身将导致失业。”Roy Hay，“Employers and Social Policy in Britain：The Evolution of Welfare Legislation，1905—1914，”pp.440，453.

〔162〕E.C.McCreary，“Social welfare and business：the Krupp welfare program，1860—1914，”pp.40，43；Roy Hay，“Employers and Social Policy in Britain：The Evolution of Welfare Legislation，1905—1914，”p.441.

〔163〕Roy Hay，“Employers and Social Policy in Britain：The Evolution of Welfare Legislation，1905—1914，”p.444.甚至很多资本家都将失业问题作为他们的主要问题。“失业是雇主们的首要问题。”Ibid.，p.447.

〔164〕霍布斯鲍姆的研究明确区分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及其对福利态度的明确区别。并且直截了当地指出，“佩林的假设可能只能运用于一般的、非技术性的、教育程度低的和未组织化的大众，但是如果运用于组织化的劳工运动的话那就是误导的”。J.R.Hay，The Origins of the Liberal Welfare Reforms 1906—1914，London：Macmillan，1975，pp.877—900.当然，这可能也不能一概而论，例如希拉的研究揭示了越是底层的血汗工人群体，在社会福利上越是缺乏相应的供给，只能逐步认识到只有国家这一强大力量才能带来普遍性的福利供给，但这也是一个长期认识发展的过程。Sheila Blackburn，“Working-Class Attitudes to Social Reform：Black Country Chainmarkers And Anti-Sweating Legislation，1880—1930，”pp.45，68.同样，皮尤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尤其是那些女性职工、非技术工人、非工会成员更期待国家干预，因为他们缺乏相应的政治经济资源去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Martin Pugh，“Working-Class Experience and State Social Welfare，1908—1914：Old Age Pensions Reconsidered，”p.776.实际上新工联主义也开始逐步将政府作为一个独立的中立机构看待，而非血腥镇压、剥削与腐朽的机器。由此可以从政府的干预中获取自己的权益保护。Gareth Stedman Jones，“Working-Class Culture and Working-Class Politics in London，1870—1900；Notes on the Remaking of a Working Class，”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Vol.7，No.4（Summer，1974），p.479.

〔165〕由霍布斯鲍姆首先展开讨论，E.J.Hobsbawm，Worlds of Labour：Further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Labour，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84.当然，卡茨纳尔逊则从英格兰社区结构对其阶级意识形成以致工人阶级形成的重大影响，其以国家、结构为中心的分析方法一反“工人贵族”等经济中心的分析方法。艾拉·卡茨纳尔逊：《工人阶级的形成与国家——从美国视角看19世纪的英格兰》，载［美］彼得·埃文斯、迪特里希·鲁施迈耶、西达·斯考克波编：《找回国家》，方力维、莫宜端、黄琪轩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49—387页。

〔166〕［英］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二卷·下）》，第681页。“工会的发展包括社会党人的改革和抱有联合自由主义思想部门同盟之间的行业内部矛盾。一个纯粹的工人阶级并不存在，大部分工会会员收入都在平均收入以上，拥有保险和工作技术。”此外，“工人贵族”固然是英国工人阶级的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群体，但是依然是资本家刻意的分化结果，同时也不存在稳定的阶级结构。“劳工贵族与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趋同，很容易让人们忽视19世纪五六十年代工资劳动者中许多固有的冲突，但在不列颠工业社会中一致性的增强仍旧包含着以后对统治者权威发起挑战与冲突的因素。”《英国阶级结构中的劳工贵族》，徐滨编译，载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第513页。

〔167〕“矿工联合会成立了‘新工会’，吸纳非技术工人加入。阶级团结是国际压力迫使雇主加入国国家组织的结果，是传统工会要求的结果，是政党民主政治定性的结果，机械化和非技术化很难形成阶级团结。”［英］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二卷·下）》，第677页。

〔168〕Noelle Whiteside，“Welfare Legislation and the Unions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1914—1918，”The Historical Journal，Volume 23，Issue 04，December，1980，p.858.

〔169〕例如在工厂主、工会、社会慈善组织、友谊会、工业保险公司等在国家供给福利之前就比较广泛地提供社会福利保险。Bentley B.Gilbert，“The Decay of Nineteenth-Century Provident Institutions and the Coming of Old Age Pensions in Great Britain，”Economic History Review，2d Ser.，XVII（No.3，1965），p.240.

〔170〕约阿兰·马里歇特：《现代英国（中）》，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400页。

〔171〕这不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渗透，同时工联的建立与发展过程中中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的组织与领导作用也是很大的，所以在工人运动早期，甚至到了20世纪，这样的影响依旧不变，同时也影响到部分工会对福利性社会立法的态度。Pat Thane，“The Working Class and State‘Welfare’in Britain，1880—1914，”pp.878，884.

〔172〕在友谊会中以下的观点逐步占据主流，“由于实际需要，以及长远来看，只有国家有这样的资源去帮助他们；同时，国家也负有支持工人的（福利）主张”。Pat Thane，“The Working Class and State‘Welfare’in Britain，1880—1914，”p.879.

〔173〕Keith Burgess，“Working Class Response to Social Policy：the Case of the Lancashire Cotton Textile Districts，1880—1914，”Paper to S.S.R.C.Conference on social policy，University of Glasgow，May 1978.

〔174〕Martin Pugh，“Working-Class Experience and State Social Welfare，1908—1914：Old Age Pensions Reconsidered，”p.776.

〔175〕在针对疾病与年老的多元保险供给中，工人阶级更加偏好的显然是由国家完全供给的社会保险。例如，首推的养老金计划显然是针对那些年龄特别大的、特别贫穷的、而且特别值得尊敬的人才可以享有，但是领取者无需缴费，达到要求即可领取，也首开普遍性福利供给的先例。在养老金计划实际实行过程中，甚至出现老年人领取养老金后兴奋过度导致心脏病发作而亡的事情发生。Martin Pugh，“Working-Class Experience and State Social Welfare，1908—1914：Old Age Pensions Reconsidered，”pp.775，788.当然，塞恩新近的研究也指出1908年的养老金计划在1908年是广为接受的。Pat Thane，Old Age in English History：Past Experiences，Present Issues，Oxford［UK］；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223—231.

〔176〕Pat Thane，“The Working Class and State‘Welfare’in Britain，1880—1914，”p.879.

〔177〕R.V.Sires，“The Beginning of British Legislation for Old Age Pensions，”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1954，No.14，p.240.

〔178〕工人们所要求的不是中产阶级所宣扬的“自助”或者国家施舍的所谓福利与保险，他们试图“通过工人阶级的集体行动施压，进而要求获得稳定的工作机会和高工资”。Pat Thane，“The Working Class and State‘Welfare’in Britain，1880—1914，”p.880.

〔179〕Roy Hay，“Employers and Social Policy in Britain：The Evolution of Welfare Legislation，1905—1914，”p.435.

〔180〕Pat Thane，“The Working Class and State‘Welfare’in Britain，1880—1914，”p.893.

〔181〕“威廉·莫里斯以及社会主义同盟在19世纪80年代的观点是：资本主义国家是没有能力、不可能在社会改革问题上弃权让步获得，因为社会改革唯有资本主义得利。国家福利不可能惠及工人阶级，除非工人阶级自己掌握国家政权。”Pat Thane，“The Working Class and State‘Welfare’in Britain，1880—1914，”p.882.

〔182〕Pat Thane，“The Working Class and State‘Welfare’in Britain，1880—1914，”p.894.

〔183〕政治与社会精英团体影响的方式，而非人民大众的方式。Henry Pelling，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Welfare State：Popular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Late Victorian Britain.

〔184〕Martin Pugh，“Working-Class Experience and State Social Welfare，1908—1914：Old Age Pensions Reconsidered，”p.794.

〔185〕［英］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二卷·下）》，第684页。工人政治与政治公民身份紧密相联系，“宪章运动和后来政党民主斗争的历史，被扩大的政府公民权的范围所加强，从而使得这成为阶级政治的核心”。同上书，第686页。

〔186〕Pat Thane，“The Working Class and State‘Welfare’in Britain，1880—1914，”p.887.

〔187〕在此问题上，就长远来看，估计工人阶级组织特别是激进左派可能也是别无选择的，因为他们面临着多方的福利立法与供给的压力，例如来自于同为资产阶级政党的自由党和保守党的进攻，面临工会内部的挑战，面临工人阶级改善物质生活的紧迫性及其对革命本身的排斥等等。塞恩提出政党政治框架内他们的困境及最终的战略转变。Pat Thane，“The Working Class and State‘Welfare’in Britain，1880—1914，”pp.881—882，885.

〔188〕Ibid.，p.882.

〔189〕陈晓律：《英国福利制度的由来与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9—202页。

〔190〕这个显然不会是工人阶级的战略话语，或者是什么策略性互动，而是工人阶级的切身体验，自由党人提出的自由福利改革在很多方面还是远远不够的，例如失业救济金领取中安排的六个月的“等待期”等。Sheila Blackburn，“Working-Class Attitudes to Social Reform：Black Country Chainmarkers and Anti-Sweating Legislation，1880—1930，”p.68.这口号并非笔者独创，而是工人阶级主导的报刊直接点明的。（养老保险金等）“太少，来得太晚。”Pat Thane.The Working Class and State‘Welfare’in Britain，1880—1914，”p.896.

〔191〕Ibid.，p.882.

〔192〕“在各选区，养老金计划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压倒了其他一切议题，以至于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工会议员候选人不谈及它……他们以最坚定的语气赞许它。”Martin Pugh，“Working-Class Experience and State Social Welfare，1908—1914：Old Age Pensions Reconsidered，”p.796.“当我们鸟瞰19世纪最后20年，工党诞生的年代时，我们会发现其直接的支配性问题是政治组织的问题，其根本的支配性问题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问题，但是亦可以发现体现劳工情感的两大福利问题是如此强烈而清晰地得以提出。”Arthur Marwick，“The Labour Party and the Welfare State in Britain，1900—1948，”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73，No.2（Dec.，1967），p.382.

〔193〕Alan Keith Russell，Liberal Landslide：the General Election of 1906，Newton Abbot：David＆Charles，1973

〔194〕Arthur Marwick，“The Labour Party and the Welfare State in Britain，1900—1948，”p.384.

〔195〕“工党劳工在地方政府的劳工政策开始公开化，但是并非是创造新的社会政策，而是努力将现存的战时立法与政策加以实现。”Arthur Marwick，“The Labour Party and the Welfare State in Britain，1900—1948，”p.391.

〔196〕Pat Thane，“The Working Class and State‘Welfare’in Britain，1880—1914，”p.886.

〔197〕Noelle Whiteside，“Welfare Legislation and the Unions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1914—1918，”p.858.

〔198〕1945年的大选保守党的失败首先就在于他们没有能够觉察并回应英国人民大众对社会公民身份的诉求，而将精力放在国防、外交、帝国和战备等问题上。

〔199〕陈晓律：《英国福利制度的由来与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0—190页。

〔200〕“在（国家福利的）诸多领域，政府不得不努力确保与工会的合作以实现其提议。”Noelle Whiteside，“Welfare Legislation and the Unions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1914—1918，”p.858.

〔201〕这些广泛而深入的工人阶级的政治社会参与，具有为革命做铺垫的作用。当然，由此同时带来的后果是，虽然增强了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实际上也大大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经济社会状况与地位，但是同时也降低了工人阶级的革命热情与革命愿望。Pat Thane，“The Working Class and State‘Welfare’in Britain，1880—1914，”p.883.

〔202〕塞恩将其观点归纳为工人阶级在支持福利问题上不仅是有所选择的，同时也是远比中产阶级与国家精英的政策主张激烈地多的。Pat Thane，The Working Class and State‘Welfare’in Britain，1880—1914，”p.889.

〔203〕P.萨尼：《英国福利国家的起源与特点》，第502页。

〔204〕Derek Fraser，“The English Poor Law and the Origin of the English Welfare State，”p.14.

〔205〕丁建定：《英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1870—1914）》，第88页。

〔206〕Dietrich Rueschemeyer，Evelyne Huber Stephens，and John D.Stephens，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87.

〔207〕［美］雅诺斯基：《公民与文明社会》，柯雄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