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社会公民身份的济贫法替代与政治实现过程

通过第二节对1832年议会改革过程的详细与深入的分析，我们依然会有更多的疑问提出来，在强大的新近支配阶级联盟的阻碍下，同时又由于工人阶级本身的组织化不足、力量不够，而其与资产阶级中下层，即传统的“中产阶级”之间的天然隔阂，使得他们之间的联盟也非常有限。尽管他们一起推动了声势浩大、影响巨大的宪章运动，但是就他们当时提出的改革目标——六项改革目标——而言，是失败的。^〔81〕那一无所获的无产阶级为何仅仅停留在相对和平的社会运动、议会请愿、社会宣传等方式上，而没有集中式地起来革命，特别是在1848年欧洲大革命的大背景下？

我们当然可以找到几个比较重要的原因，例如，英国支配阶级在选举权问题上是高压的，但是在社会的政治管理上却并未实现高压政治，最起码他们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基本秉持“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管理风格。而英国先发资本主义的关键性特点就是产业与生产的分散化，由此造成国家机器渗入经济生活非常困难，进而区别于德国这样的后发资本主义国家的规模产业的国家把持与渗透。^〔82〕此外，综合而言，英国的政治宽容度也是相对较高的，我们可以看到社会暴力事件中，司法体系多多少少会排除政治影响因素，秉持司法独立的精神，基本可以保持公正审判，而不惜与政府当局相对立。^〔83〕这或许也即是马歇尔所论述的基本公民权先行实现的好处。而许多欧洲革命流亡者纷纷逃往英国避难，亦可以作为一重要佐证。

然而被普遍忽略的一个问题是，虽然人们对1834年的新济贫法褒贬不一，但是对新济贫法与议会改革的关系却少有研究，而这却能够比较明朗地揭示政治公民身份与社会公民身份的些许关联。英国相对发达的济贫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社会公民身份的救济或者替代形式存在，对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早发却严重缺乏政治选举权的国家而言，会有一定的减压和舒缓的作用。1827年，托利党首相坎宁（George Canning）也认为：“英国对欧美竞争的胜利正是得利于它的济贫法，它们使人民安于他们的负担，并且曾经把英国挽救出革命。”^〔84〕本节将以济贫法的研究为前提与基础，延续上一节对议会改革的分析，进而对19世纪英国公民身份制度变迁中的重要阶段性事件做一定的分析与解剖。由此能够理清英国公民身份制度变迁的脉络，并且用社会阶级结构因素加以解释，同时将济贫法及其改革、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改进等作为英国现代福利国家与社会公民身份的“起源”，而以养老金为先导的现代福利保障制度也是攻破新旧济贫体系的重要一步，同时也是对其救济性的社会公民身份供给的替代^〔85〕。进而对20世纪初的自由党的“自由福利改革”进行研究^〔86〕，并将其作为英国现代社会公民身份实现的关键过程。(www.xing528.com)

因为济贫法在很大程度上为英国普遍性社会公民身份制度的逐步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学界也普遍将英国历史上的济贫法作为英国福利国家建制的基础看待，“（历史的诡异在于），万人痛恨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一项制度（济贫法）同时也是福利国家的起源”^〔87〕。而将“自由福利改革”作为英国现代福利国家建立的关键事件，特别是从其中的很多政治机制，即可知晓英国社会公民身份建构的大致过程与逻辑。同时对本章来说，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呈现政治公民身份与社会公民身份实现的相互关系与内在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