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选权与政治公民身份的艰难而渐进实现：小结与展望

在对1832年议会改革所带来的政治社会效应的研究中，明显存在着所谓“悲观派”和“乐观派”的对立。“悲观派”认为1832年所改变的十分有限^〔70〕，我们从上文的一些分析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例如这次改革对选举行为、政党政治和政治原则的改变都比较有限^〔71〕。而“乐观派”^〔72〕则认为1832年议会改革将英国政治民主化的实践不断地推向前进^〔73〕。但是“乐观派”其实相对降低了1832年议会改革的实际意义。^〔74〕刘成教授将这样的悖论归纳为“英国统治者遏制民主是英国议会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无论是托利党和辉格党是支持改革还是反对改革，他们的根本原则都是反民主”^〔75〕。当然，有时候不管统治者高层的说法、想法、动机与做法如何，在客观上无疑是推动了议会的民主化与政治公民权利的扩张。

1832年议会改革的结果就是，当极端保守的大贵族让步以后，议会改革方案迅速分化了强大议会改革联盟，同时壮大了支配阶级队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土地贵族与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联盟。这种阶级联盟与平衡策略是辉格党人的重大谋略。“通过扩大选举权，为新兴财富所有者扩权，这些人比贵族低微，但是将感激贵族们。这将降低对制造业和贸易增长的抵制，并能够带来阶级之间更为平衡和稳定的联系从而获取安全。这一切因为将中产阶级纳入保护财产权的堡垒，从而能够增强公民自由的防御堡垒。”^〔76〕英国贵族是让步了，但是他们获益盛丰，“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使得法国人梦寐以求的大众民主得以渐进地实现，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贵族所损如此之小，所保留的如此之多”^〔77〕。

由此，1832年之前的社会中下层社会阶级对抗政治贵族的形势迅速扭转为劳动人民大众对抗有产阶级的斗争。我们从整体上看，虽然在1832年议会改革的过程中，各社会阶级都有不同程度上的经济与社会利益考量，但是主导形式是通过议会政治改革实现一部分人的政治选举权。而有了第一次议会改革的先例，以后的议会改革就顺利得多，政治过程也没有如此复杂、如此曲折、如此反复。而且政党间的竞争更加明显了，而两大政党为了获得执政或者其他的政治经济利益等考量，开始更加主动地、策略性地推动议会改革。这在1867年的议会改革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保守党（Conservation Party）和自由党（Liberal Party）都成为改革的支持者。1866年自由党领袖格拉斯顿（William Gladstone）的改革法案失败导致内阁倒台，而新上台的保守党领袖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在担任首相的一年中甚至促使议会通过了一个比自由党格拉斯顿方案还要激进的保守党改革方案。自由党以格拉斯顿为首试图修正该法案，阻止过分地扩大大城市居民的选举权案，然而未获成功。也就是说，1867年以后，政党政治转型为选举导向型的政党^〔78〕，而其中的人民主权^〔79〕，而非议会主权的性质也逐步凸显出来，这种社会舆论为政治运作与改革提供导向，则早在1832年的改革中就逐步形成了。^〔80〕(www.xing528.com)

由此，我们可以归纳英国政治公民身份制度变迁的大致路径就是：实现政治公民身份的方式是通过选举改革进而渐进地拓展社会群体的政治公民身份，这种拓展表现在逐步取消宗教信仰、财产与性别等方面的限制，而尤其关键的是对财产权的限制。英国经过了三次选举改革才基本实现男子普选权，每一步都是围绕着逐步放松财产权的限制而展开的，所谓衰败选区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而引发的。所以，尽管19世纪英国公民身份制度变迁的制约性因素是普选权，但是制约选举权的关键因素依然是经济性的，这或许可能是因为英国的产业革命早发，经济分层比较明显与均衡，而原先社会地位分层的模糊性等多种原因，综合造成了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