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2年议会改革的全面分析

由此我们可以大致归纳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与社会阶级结构下的议会改革的内在逻辑了。

王权在一定程度上讲，其并未完全衰弱，王权的真正实力亦是不容小视的。准确地讲，应该是王权作用的方式改变了，或者说在经过了1688年的“光荣革命”被宪政基本规制了，以至于王权基本要通过议会贵族来起作用。而由此，议会内的势力对比就成了国王“判断”的基本依据，特别是责任内阁渐渐形成以后，国王一般多会自动地顺应政治风向。^〔60〕

概括而言，当时的支配阶级貌似走向衰弱，但是这样的结论多半是在对比欧洲大陆所得出的比较草率的结论。土地贵族作为政治上的支配阶级可以说一直维持到世界大战期间。^〔61〕如果我们观察欧洲大陆，的确可以说传统的土地贵族在经济上是不断衰弱的，由于16世纪以来的外部金银的大量涌入从而带来的货币贬值，以致其经济实力大减。^〔62〕而英国“长期租约的传统和固定租金的惯例以及不稳定的‘占地偿金’——租借权易手时交付的费用——对他们（指土地贵族，引者注）的收入都产生不利的影响”^〔63〕。但是，在法国，衰弱的贵族却得到王权的保护，进而可以通过政治的手段，最起码维持贵族身份。但是法国大革命以后，对传统贵族确实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虽然之后有所恢复，但是已是辉煌不再。^〔64〕而英国的特殊之处其实依然是其土地贵族很早就被资产阶级化了，传统农业生产也早就伴随着圈地运动商业化了，所以言其衰弱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不管是1832年还是1867年的议会改革，没有人否定土地贵族对国家制度的支配地位。”^〔65〕然而比较明显的是，英国土地贵族的政治运作方式已经发生改变了，1832年之前他们可以通过操控下议院议员的选举来操控下议院的运作，但是衰败选区的逐步取消，使得他们只能坚守在上议院，或者通过其他非正式渠道影响下议院了。

与此同时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资产阶级其实也早就贵族化了，如此一来，资产阶级和传统土地贵族的经济上的联系是在不断加强，在社会交往上也大致如此。只是作为后来者的新兴的工业资本家虽然在经济实力上不断上升，而且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大有超过原先支配阶级的大趋势，但是他们在政治上的影响力相对有限。由于他们大多忙于工厂实务，无暇投资社会资本与政治资本。而贵族的封闭性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如此庞大的群体集中加入支配阶级上层颇为困难。但是，资产阶级为何选择议会改革为抗争目标？因为新兴的工业城市是资产阶级聚集的地方，但是却几乎没有议员的名额，拥有议席的是衰败选区和广大农村，这些地方基本都是土地贵族的势力范围。议会改革的大方向就是取消或者部分取消衰败选区的议员名额，转给新兴的、特别是除伦敦以外的大城市。这样，资产阶级就可以集中拥有推选议员的诸多机会。故此，就有资产阶级集中起来通过发动议会改革运动，试图通过拥有政治选举权，由此可以进入或者寻求相应的代理人进入议会^〔66〕，而在议会的政治运作过程中巩固、维护与扩展自己的社会经济利益。(https://www.xing528.com)

就此，1832年的议会改革，就其实质而言是土地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权衡与博弈。但是单凭政治上几乎没有多大影响力的资产阶级，想通过议会政治过程实现自己的选举权是很难的。所以就会发现资产阶级开始逐步通过社会化的抗争方式，组织进行相应的社会抗争活动，例如通过组织“伯明翰政治同盟”“首都政治同盟”这样的政治组织来煽动政治舆论，发动频繁的议会请愿活动，进而不断推动议会改革。^〔67〕但是支配阶级的强势与保守^〔68〕，使得他们在策略上不得不给予社会中下层阶级以一定的许诺，进而能够与他们结成一定程度上的政治联盟，进而逼迫土地贵族让步。

既然改革的联盟与发展势头如此强大，为何没有带来更为彻底的议会改革？其实，就是如此小幅度的改革已经引起传统土地贵族这一支配阶级的极大愤慨，当时的阶级对抗形势几乎可以说是剑拔弩张。在1831年十月危机和1832年的五月危机中，内战几乎是一触即发，“近代英国从来没有像1831年秋天那样接近于革命”^〔69〕。所以，人们应当知晓大幅度改革的难度。同时，就资产阶级中上层而言，虽然他们的人数也不是很多，但却是除了土地贵族以外实力最雄厚的阶级群体，他们当然也不想与更多的人共同分享如此珍贵的政治选举权利，所以他们多半希望在选举权的财产限制上进一步控制选举权的向下扩展。而以辉格党人为代表的当局者也正是想先行赋予中上层工商业资产阶级政治选举权，从而壮大支配阶级实力，分化议会改革运动队伍，同时对底层暴乱进行镇压，消除革命危险，从而达到执政与改革的双重目的。如此清晰的政治策略显然是具有明确的政治导向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