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与大众的推动力：公民身份制度的变革

马歇尔对公民身份制度变迁的历史条件、具体的实现路径，特别是推动原因的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可以通过大量的研究成果深入地探讨公民身份产生的历史性宏观条件与发展动力，即公民身份制度变迁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进而能够从比较宏观的层面对公民身份制度建立与变迁的原因有个初步的认知。当然，巴巴利特对“战争促进公民身份的扩展”^〔52〕这一命题的分析给出这样的警示：即一些大而空的原因解释是差强人意的，即使将战争原因分解为几个重要的关键性机制，在做具体案例中的解释时，依然必须紧紧把握住针对性的原因解释具体到底是什么。即将某些关键性原因放到诸多案例中去解释可能并不错，但是其精确性和针对性可能依然是有限的。^〔53〕其实，有很多的研究仿佛找到了比较重要的原因变量与因果机制，但是在推广与演绎到具体案例解释的时候会存在适应性的问题。当然，像本书这样采用比较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虽然在分析具体的动力因素与因果解释的时候比较吻合，但是会存在抽象归纳与推广难度大的问题。

国内学者将推动公民身份制度变迁的因素做了比较全面的梳理。政治条件：绝对主义国家的统一与集权（军事的发展与统一的税收、地区间的相互依赖增强、政治结构的新因素）；社会条件：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变迁（商业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孕育、社会结构的相关变迁）；思想条件：世俗化、主权观、平等主义；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出现及其他因素。^〔54〕这样的研究归纳存在着比较明显的问题就是，这里所归纳的原因几乎是“无所不包”的，甚至是“一劳永逸”的，即可以解释公民身份制度变迁的一切发展动力与原因问题。但是具体到实际问题时，如果没有进一步的细致化分析，其解释力就会存在一些问题，即特定的历史情境与不同国家总会有其特殊性，扎堆式的因果解释的列举进而多半只能是牵强附会。

马歇尔论述的18世纪前的历史性条件可以按照现代社会学研究的主要范式加以归纳，即“公民身份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是现代性的发展，即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无论是什么力量推动着现代化向前发展，它都同样推动着公民身份的发展和扩张”。^〔55〕具体而言，上文提到的曼与特纳的研究被分别归纳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种对立的分析视角。雅诺斯基进一步归纳几十年来公民身份发展的推动力在于：“公民权利的扩展可分为四个方面：因歧视引起的扩展，其动力自下而上来自社会运动；公益和精英引起的扩展，其动力自上而下来自政府机构和政策专家；因牺牲而引起的扩展，源于国家的战争动员造成牺牲，逐自下而上要求扩展权利；因归化引起的扩展，即外国人加入所在国国籍而获得公民身份。”^〔56〕雅诺斯基在此比较精确地归纳了公民身份制度变迁的外生变量（战争与移民）与内生变量（社会运动与精英推动），而现代制度变迁理论又多半将研究聚焦于内生性的制度变迁的研究，所以我们可以将推动公民身份制度变迁的力量归纳为自上而下的国家力量，与自下而上的社会力量两大类。由此，我们可以大致区分出公民身份制度变迁原因解释的两种分析视角：国家视角和社会视角。

那么公民身份研究的开创者马歇尔是持有国家视角还是社会视角呢？我们将马歇尔放到当时的英国历史背景中去即可得知，马歇尔延续了在英国20世纪初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费边主义”（Fabian Society）的基本观点。^〔57〕公民身份制度变迁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国家与其统治精英或者知识精英为适应社会发展，所采取的主动前瞻性的措施。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政治家、社会改革家们看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诸多的经济与社会问题，这必将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因而这些社会改革精英积极督促国家与统治阶级精英，即国家行政官僚机构、议会机构以及政党领袖等“先知先觉者”努力主动推进社会政治改革，特别是社会保障型福利供给。^〔58〕霍布豪斯从传统的唯心主义政治与社会哲学的角度对社会福利改革进行了积极的呼吁，而他的公民身份权利的区分实际上可以被看作马歇尔三分法的雏形。^〔59〕影响颇大的《贝弗里奇报告》则对阻碍社会发展的“五大罪恶”：疾病、贫困、肮脏、愚昧和懒惰做了深刻批判^〔60〕，实际上是批判了那些忽视通过广泛的社会变革与福利供给从而解决公民社会身份问题的保守主义思想和社会政策。这也为马歇尔的福利公民身份理论的建立奠定了现实与舆论的基础。总之，从对推动公民身份制度变迁的原因解释与动力诉求方面来看，他们持有的是强烈的国家精英主义视角。“当时的社会与政治的理性变革更像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推动的事件，而底层阶级和其他社会群体在整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几乎微乎其微。”^〔61〕

本迪克斯在《国家构建与公民身份》一书中基本遵循了马歇尔公民身份理论的分析思路，将公民身份区分为基本公民权利、政治公民权利、社会公民权利，但是，其在论述时将社会公民权利主要概括为接受公共教育的权利。丹麦与德国由国家主导推动公共教育的供给的做法最为典型，而政治公民权利却远是后来的事情。但是，这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本迪克斯本人被看作对当时的政治社会学研究的主流范式有所反思甚至批判^〔62〕，而在公民身份制度扩张这一问题上，本迪克斯和平演进的发展的思维依然呈现得十分明确。在其分析当中，我们看到，其与马歇尔如出一辙，是不同原则之间的冲突，而不是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例如，在基本公民身份制度维度是个人代表制度与集体代表制度的冲突；在社会公民身份制度维度是国家公共教育与教会主导的教会教育之间的冲突；在政治公民身份维度是个人平等主义原则与精英代表主义原则之间的冲突。终归而言，本迪克斯看到了公民身份制度不可扭转地向前扩展的趋势，但是对其中的阶级关系与社会冲突几乎没有涉及，对于其实现的过程分析依然是含糊的。^〔63〕(www.xing528.com)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可能使得人们大大淡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风起云涌的国内阶级冲突及其广泛的社会影响。而20世纪60年代，西方世界的新社会运动则体现了后福利国家的社会冲突。所以，现在的不少理论研究关注社会底层的大众社会运动，从而也带动了对18世纪以来西方的社会运动的研究。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瓦解了“阶级死亡论”的社会基础，从而带动了社会阶级研究的复兴。^〔64〕当然，社会运动的研究对象不一定是阶级的，但肯定都是社会冲突范畴的，是社会底层视角的。例如乔·福尔雷克（Joe Foweraker）和托德·兰德曼（Todd Landman）的《公民身份权利与社会运动：比较与统计的分析》一书则直接研究第三波民主化国家广泛的社会运动与公民的政治民主权利实现之间的相关性，其所采用的显然是社会冲突的视角。“社会运动就是为了言论与结社自由、选举权、被选举权、提案权、突破宗教虔诚等进行的斗争，以及发动新形式的集体行动。”^〔65〕他们的研究集中于巴西、智利、墨西哥与西班牙四个案例，通过社会运动的频率与公民身份权利的获取，特别是民主化过程中社会运动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做了深刻的量化与比较研究。例如西班牙是公认的精英分裂与精英推动的民主化案例。但是，作者指出：“俯拾皆是的转型研究被批判为过分集中于体制变迁过程中的精英互动与正式制度的制定，而忽略了民主化中基于公民社会的‘自下而上’的推动及参与。”^〔66〕

当然，在马歇尔同时代也有一些社会理论家的观点是与其直接相对立的。以马歇尔为代表的社会改良主义理论家有其深厚的辉格党传统，其对历史的解释也呈现出一片“祥和”、波澜不惊，聚焦于历史舞台中央的总是一大批深谋远虑、积极推进社会发展的改革家。而持有冲突论与社会视角的理论家则更多地关注到社会的结构性的冲突与社会底层的抗争，以至于看到议会外的激烈社会改革运动，以及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马歇尔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左派历史学家萨维尔（John Saville）的《福利国家：历史视角的分析》一文，首先归纳了“辉格党人”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步现实化的“理性人”假设，即这种假设同样也渐渐渗入到社会政治领域，社会问题引发国家与知识精英们的前瞻性思考与改革应对。但是，他明确指出这些所谓改革议题多半是由工人运动与工人阶级斗争提出并通过斗争不断争取的，所谓国家与知识精英对这些改革要求的回应是相当迟缓与有限的。从一定程度上讲，这些被大肆宣扬的所谓公民身份权利只不过是统治精英用来获得社会政治安全，保障其个人财产安全、社会政治稳定、市场正常运作的“赎金”而已。他批判道，社会改良主义者的辞藻固然具有社会整体性、前瞻性甚至人本性的特点，但是无不是以其深刻的“利益”作为背后支撑的，而更为重要的推动力莫过于组织化劳工的坚定不移的、持续运动的推动。“唯有劳工运动的大众推动及其直接的行动，方可推倒压在他们头上的私有财产权这座大山。”^〔67〕

特纳的《公民身份与资本主义》一书的主旨就是，来自社会底层的社会运动持续地推动了公民身份的扩展。特纳不但深刻地批判了英国式的改良主义，同时也批判了欧洲社会运动的修正主义倾向，“如果公民身份仅仅被看作改革主义，那么工人阶级政治继续追求扩展公民身份也只能是简单的改革主义，这所谓改革主义其实曾试图调和工人阶级和稳固的、作为剥削系统的资本主义”^〔68〕。他拓展了传统的阶级分析的视角，即不仅聚焦于阶级运动对公民身份发展的推动，同时也将社会地位群体的社会抗争与运动纳入到公民身份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来。“公民身份不仅仅涉及阶级与资本主义，同时涉及妇女、儿童、年长者，甚至动物的社会权利的争议。传统的争论过于狭隘，需要详细阐述并加以扩展。”^〔69〕特纳的研究对我们的启发在于，我们完全可以将社会运动这一冲突视角完整地纳入到公民身份制度变迁的社会结构性解释，这也为下文的案例研究和模式归纳所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