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初步收集与整理，笔者发现，探讨公民身份的关键性领域显得越来越思辨、越来越细节，而能够遵循马歇尔的宏观社会与历史层面进行大跨度的归纳与解释的作品比较有限。而在公民身份发展历史方面的研究，又集中到对公民身份思想的脉络梳理。〔11〕思辨性研究主要集中于政治哲学领域对于公民身份的内涵，即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的辩驳，自由主义、共和主义与社群主义关于公民身份的内涵与要义的交锋等。〔12〕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主要的研究多停留在思辨层面，雅诺斯基（Thomas Janoski）实际上将这样的思想传统与政体类型相比对，将公民身份所存续的文明社会（civil society，现在普遍翻译为“公民社会”）的基础分为自由主义政体、传统政体和社会民主主义政体这三种政体类型，并且研究其相互间所存在着的诸多差异。〔13〕
公民身份的理论研究对公民身份的实现问题的研究难以跟上历史与现实的节拍。当然，当马歇尔在理论上归纳英国公民身份制度创制与变迁的时候，西方发达国家实际上已经开启了大规模的社会公民身份制度的创制，即资本主义世界早已拉开了福利国家构建的大幕。而当西方福利国家面临经济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所谓“福利超载”问题之时，进而有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福利紧缩运动。〔14〕在此期间，当许多新左派政学两界的呼声逐渐强大时，我们仿佛已经处于一个“（福利）权利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的时代，公民权利的扩张就像国家在滥发货币，进而造成权利的普遍贬值。由此，引发相当激烈的争议，即所谓公民身份的权利制度供给究竟还是不是有必要。〔15〕与此同时，在西方，伴随着公民共和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兴起，人们对于公民义务的强调则多伴随着将公民义务纳入到公民身份范畴内去的呼声。〔16〕(https://www.xing528.com)
由此，马歇尔之后的时代变迁对公民身份制度理论研究造成了最起码三个方面的影响，第一是公民权利话语与内涵的混乱；第二是造成了公民义务的意识形态化以至于影响社会科学研究〔17〕；第三是对更多权利诉求不断高涨的同时，对社会权利努力削减之声却日盛。由此，公民身份的研究又回到了公民身份的自由主义传统与共和主义传统的争议当中去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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