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公约应对策略优化

气候变迁所引发的问题早已在科学和经济学的领域中受到深入研究，相对而言法学的研究则仍然少见。气候变迁的严峻现实促使全球协力应对，发展包括光伏能源在内的可再生能源是应对气候变迁的重要途径，因此有必要从国际合作层面探讨发展光伏产业的现实必要性。本节探讨信守法治原则的必要性，限制人民权利的正义基础以及追求的社会福祉目标，阐释全球减缓人为温室气体排放的正义内涵，认为每个国家必须面对其不同的生存问题，而国际法本身通常又仅属软法性质，提供了太多规避空间，若再加上国际政治的现实与经济的理想模式难以验证，终而导致后哥本哈根的困境。

科技伦理大师John Rawls说，我们对于正义原则的描述并非决定性的（determinative），这些描述必须经得起我们正义感的检验。^[83]盖因这些描述在型塑或扩张正义感的过程，正如同我们在学习一种能用以显示表面（字面）意义的（sense of grammaticalness）语言，且这种非决定性的描述必然会与我们的直觉（intuitive sense）相契合。因此，法律中所涵括的正义必然是源自于这种描述与直觉间的互动结果，且其互动均会呈现在一种稳定的反射性均衡状态。

这也是面对全球气候变迁威胁的今天，人类试图借由节能减碳的努力来追求正义的过程所显现的状态，不同国家、不同团体或个人，乃至在不同的时空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以正义为名的主张或争辩，然则我们诠视正义不一定经得起正义感检验。

全球气候变迁的议题随2009年《哥本哈根协议》（Copenhagen Accord）的诞生，曾在国内激起一阵涟漪，于2009年12月UNFCCC第15届缔约方大会（Conference of Parties，COP-15）召开后，即以大会之哥本哈根协议为模板，着手研拟温室气体排放基本情境模拟（business as usual，BAU），并规划整体能源效率的提升愿景，积极推动减缓温室气体的法规建制以及后续国家适当减缓行动（NAMAs）计划，以符合UNFCCC（U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公约要求。然而，国内似乎对于源自1992年地球高峰会议（Earth Summit）以后，全球协力对应全球气候变迁的道德要求、追求地球可持续发展的理想、落实跨世代衡平的远景以及调和南北落差的努力欠缺认知与使命感，虽不断地以地球村的一员自许，也积极地愿意承担减碳承诺的目标，然无可讳言者，长期过度倾向经济思维，似乎并未真正掌握到问题的根源。(www.xing528.com)

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气候变迁的根本问题系源自于过度的能源开发，导致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所带来的生态冲击、气候危机，乃至进一步引发的食物、环境、金融、经济等危机^[84]，这是一种全球性的问题，更关系到世界各国乃至人类跨世代的竞争与资源竞用。每个国家都是这个发展趋势下的利害关系人，既是排放源也是受害者。若只以狭隘的经济思维来看待此事，将失去本质的意义，也难以获得国际的认同。然而这并不代表中国必须盲目地投入减缓排碳，因如前所述，这也是涉及生存与竞争力的问题，过当的承诺将导致危害当前生存条件。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减缓排碳（mitigation）与调适（adaptation）这两个气候变化纲要公约所揭示的主要课题，已然随国际条约的生效创设出新的国际秩序与相关权利义务体系。前者的重点在于强制减碳义务的赋予，后者则是在创设国际的道德义务，通过要求工业先进国家在财务、科技与制度建构上的投入，来协助后进国家因应气候变迁的挑战，并直接投入低碳与环境可持续的国家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