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产业创新系统理论，影响中国光伏产业创新系统的最关键因素是技术进步、市场发展和政策支持。而在这三个因素中发挥引导作用的是政策支持，这也是推动中国光伏产业创新系统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下文就政策支持的具体形式——政策工具展开论述，阐释市场化政策工具的相关理论基础，为从法律规制政策工具做好理论铺垫。
政策工具的概念是公共管理学科领域的一个研究对象。对于政策工具的研究是伴随着公共管理主体多元化发展、公共政策复杂程度的增加而逐步兴起的。对于政策工具的具体定义，中外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自的观点。美国学者Salamon在其著作Tools ofGovernment：AGuide to the New Governance中把政策工具的定义总结为“影响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以达到既定目的的事物”。[26]国内学者也根据中国的理论实践给出了定义。中国学者张成福将政策工具定义为“政府将实质目标转化为具体行为的路径和机制”。[27]陈振明的观点是，“政策工具是指人们为了解决某一社会问题或实现一定的政策目标而采用的具体方式和手段”。[28]陶学荣和崔运武在著作《公共政策分析》中认为：“政策工具是公共部门或社会组织等主体为了解决某一社会问题或达成一定的政策目标而采用的具体手段和方式的总称。”[29]
从国内外学者对政策工具的定义可以判断出，作为现代公共政策理论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产物，政策工具对政府实现预定的政策目标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具备一系列的共同特征，包括：（1）政策工具承载着政府行为的工具理性；[30]（2）政策工具是对于政策体系构成单元上的描述，是研究政策体系构成的一个分析单元；（3）政策工具本身具有明确的目标。[31]
以政策工具是实现政策目标的手段为标准，国外学者对政策工具进行了分类。McDonell和Elmo将政策工具分为四类：指挥工具、能力建设工具、说服工具和机构变更工具。[32]Schneider和Ingram将政策工具分为激励工具、提高能力工具、建议工具和学习工具四类。[33]
以政策工具的适用对象为标准，Van der Doelen将政策工具分类为适用经济工具、适用法律工具和适用沟通工具三种，每组工具都可以细化，从而扩展影响适用主体的具体行为。[34]Stewart等人采用的分类法是将政策工具分为财政激励工具、信息转移工具和管制型工具。[35]中国学者陈振明则将政策工具分为市场化工具、社会化手段和工商管理技术三种。[36]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大理论突破。这对于明确改革的市场取向，发挥市场作用、激发市场活力具有重大意义。[37]这是市场化政策工具分类的现实背景。(www.xing528.com)
以政府的强制性程度为标准，加拿大公共政策学者Howlett和Ramesh将政策工具分类为强制型工具、自愿型工具和混合型工具。[38]中国学者张成福将政策工具划分为：政府或其委托机构提供财政与服务、补助或补贴、抵用券、签约外包、经营特许权、政府贩售特定服务、志愿服务、自我协助和市场运作。[39]
中外学者根据各自研究领域特征也对政策工具进行了分类。Rothwell和Zegveld在技术创新系统研究领域，将技术创新政策工具分为供给面政策工具、需求面政策工具和环境面政策工具。[40]为了研究环境政策的实施效果，杨洪刚将环境政策分为命令控制型工具、经济激励型工具和公众参与型工具。[41]
从上述各种分类形式可以看出，中外学者们依据不同标准、不同视角对政策工具进行了多种分类，分类方法本身并无孰优孰劣之分。正如学者陈振明所言，关于政策工具的分类方式是无穷尽的，研究中存在着重合的领域，统一的分类标准并不存在。以上政策工具分类的研究可以为学者在自己关注的领域展开研究提供参考。[42]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