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6世纪，虽然有常驻印度的传教士断断续续地向西欧介绍印度的文化，但没能唤起人们研究印度的风潮。印度研究的风潮实际上是在18世纪后兴起的。源于当时的印度总督沃伦·黑斯廷斯[6]大力提倡印度文学的研究。此后，从事印度研究的学者就不断涌现，直至威廉·琼斯的出现，才最终奠定了印度研究的基础。威廉·琼斯翻译的沙恭达罗公主的戏曲和《摩奴法典》唤起了西欧对印度文明的高度关注。他经营的亚洲学会对研究印度的各个领域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时亚洲学会出版的杂志对现今研究印度文明的学者依然具有非常高的参考价值。
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1732—1818）
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1746—1794）
亨利·托马斯·科尔布鲁克追随威廉·琼斯，被人们称为“印度学大师”。亨利·托马斯·科尔布鲁克的研究涉及多个领域，研究的独特视角无人能及。印度学兴起后，大师级的学者中总有他的一席之地。其后还有贺拉斯·海曼·威尔逊，他翻译了《毗湿奴往世书》。《毗湿奴往世书》现今依然是研究印度学的重要参考资料。以上三大家主要研究的都是后世的梵文学，对古老的吠陀古典文学均未涉及。同一时期，法国出现了一位大师，叫欧仁·比尔努夫。欧仁·比尔努夫在研究了布莱恩·霍顿·霍奇森[7]从尼泊尔收集回来的佛典后，著有《印度佛教史导论》，以尖锐的笔锋震惊了学术界。可以说西欧对佛教研究的萌芽要完全归功于这本书的影响。虽然后来也涌现出了一批批的学者研究佛教，写了很多关于佛教的著作，但《印度佛教史导论》这本书依然被世人奉为研究佛教的指南。欧仁·比尔努夫的研究主要是对大乘佛法进行了批判。当时还有一位叫詹姆斯·普林赛普的学者。他成功破译了不知道是文字还是花纹的不明符号，这些符号刻在当时在各地发现的石柱和岩石表面。詹姆斯·普林赛普确认这些不明符号是阿育王的敕令，通过研究阿育王的敕令最终确定了他生活的年代。詹姆斯·普林赛普还通过研究大夏的古钱，证实了月氏和大夏等国的历史，留下了永垂不朽的功绩。著名的考证家克里斯蒂安·拉森对上述大师们的研究结果进行了事无巨细的调查，写出了关于古代文物研究的巨作《印度考古》。从事古代研究的学者都将这本书奉为宝典。这也使得克里斯蒂安·拉森的名字永留青史。
德国人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意识到了研究印度学的重要性，随即创立了比较语言学。先驱者是弗朗兹·博普，紧随其后的有格林兄弟和威廉·冯·洪堡。他们发现了梵语、波斯语、希腊语、拉丁语、斯拉夫语、条顿语和凯尔特语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认为这些语言起源相同，是遵循着一定规则发展变化而来的，由此开创了语言学研究的新纪元。这应该是19世纪印度学研究最值得大书特书的发现了。
最早着手研究《梨俱吠陀》的是弗里德里希·罗森，但他英年早逝未能完成这项有意义的工作。鲁道夫·冯·罗特接手了他的工作并出版了《阿闼婆吠陀》；而后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里希·韦伯[8]出版了《白夜柔吠陀》；特奥多尔·本费出版了《娑摩吠陀》；麦克斯·穆勒经过多年的潜心钻研，出版了《梨俱吠陀》。至此，四吠陀全部被翻译出来，可供所有研究吠陀的学者参考。在这些大师中产生了两位梵学界的泰斗—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里希·韦伯和麦克斯·穆勒，他们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梵学研究。钻研吠陀古典文献的结果是推动了梵学研究，使梵学研究进入了鼎盛时期。《梵文大辞典》就是在该时期出版的，这本辞典是鲁道夫·冯·罗特和奥托·冯·伯特林克的呕心沥血之作。
此外还有约翰·缪尔的《梵语古典》。《梵语古典》是约翰·缪尔心血的结晶，书中涉及古典文献。约翰·缪尔对这些古典文献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翻译论述。另外，阿达尔贝特·库恩在比较神话学领域，格奥尔格·比勒[9]在古典法律领域，乔治·弗雷德里克·威廉·蒂鲍特[10]在几何学领域，亚历山大·卡宁厄姆[11]在古代地志学领域，詹姆斯·伯吉斯[12]和詹姆斯·弗格森[13]在建筑学领域，都成为权威。他们留下的功绩永远不可磨灭。
贺拉斯·海曼·威尔逊（Horace Hayman Wilson，1786—1860）
克里斯蒂安·拉森（Christian Lassen，1800—1876）
詹姆斯·普林赛普（James Prinsep，1799—1840）
布莱恩·霍顿·霍奇森（Brian Houghton Hodgson，1800—1894）(www.xing528.com)
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里希·韦伯（Albrecht Friedrich Weber，1825—1901）
特奥多尔·本费（Theodor Benfey，1809—1881）
奥托·冯·伯特林克（Otto von Bohtlingk，1815—1904）
约翰·缪尔（John Muir，1838—1914）
格奥尔格·比勒（Georg Buhler，1837—1898）
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son，1808—1886）
亚历山大·卡宁厄姆（Alexander Cunningham，1814—1893）
埃米尔·施拉京特魏特（Emil Schlagintweit，1835—1904）
说到研究佛教的学者，自从欧仁·比尔努夫掀起研究佛典的风潮后，研究藏传佛典的前有乔莫·克勒希、埃米尔·施拉京特魏特[14]，后有菲利普·爱德华·福克斯[15]、弗朗茨·安东·席夫纳[16]、瓦西里[17]、威廉·伍德维尔·柔克义[18]和劳伦斯·奥斯汀·瓦德尔[19]等；研究汉语佛典的有艾约瑟[20]、塞缪尔·比尔[21]、詹姆斯·理雅各[22]和恩斯特·约翰·艾特尔[23]；研究巴利佛典的有迈克尔·维戈·豪斯贝尔[24]、赫尔曼·奥尔登贝格[25]和李斯·戴维斯；研究梵文佛典的有麦克斯·穆勒和约翰·亨德里克·卡斯帕·克恩[26]；研究锡兰佛典的有斯彭斯·哈迪；研究缅甸佛典的有保罗·安布鲁瓦兹·毕冈迭特[27]。他们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公布于世，在各自的领域都成为顶尖的权威。佛教自古以来就在亚洲广为流传，对三藏进行翻译的就有巴利和中国。佛教历史悠久，现在大体上可以分为南北两大派别。南传佛教主要以印度、斯里兰卡、缅甸和泰国为主，信奉巴利语圣典；北传佛教主要以中国、朝鲜和日本为主，信奉由梵语翻译过来的圣典。对于南传佛教，西方人已经进行了详尽的调查，西方文字的出版物比比皆是。然而，北传佛教还处于调查初期。各种翻译版本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的翻译版本。日本人要理解中译本都很困难，更何况是西方人。然而西方人却凭借着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慢慢克服了这个困难，也开始从事北传佛教的研究。这真的不得不叫人为之惊叹。至此，我们就有必要对北传佛典，特别是其中最完善的中译本的完成始末，进行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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