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共文化服务保障立法的意义，首要的即是其现实的必要性。立法必要性是立法供给的可能性、立法需求的序位性的基本判断指标。对此，学者们的认识视角，多从文化建设特别是公共文化体系建设需要健全的制度保障，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需要拓展和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公共文化服务保障立法是补齐文化领域立法“短板”的重要举措，是促进公共文化事业规范、有序、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文化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等角度进行论述，取得普遍共识，从而为唤醒全社会文化立法的认知和关注公共文化服务保障立法项目的开展奠定了一定的积极社会舆论环境。但是，在一些持有文化的自生自发、个体创造性立场以及权利绝对本位立场的研究者看来，文化与法制之间存在一定的紧张或排斥关系，文化立法、甚至公共文化服务保障立法是否隐含着国家的文化钳制，值得认真对待。因此，公共文化服务保障立法的必要性，似乎不能够仅仅在其现实的必要性，在将法制作为文化发展繁荣的制度保障这一基本判断上予以完全的证成，需要深化相应的研究。
在我国“四个全面”“五位一体”的战略推进中，文化发展自身的意义，文化建设对政治、经济、社会及生态建设的作用，文化发展成果共享的切近性和获得感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存在的差距，文化事业改革乃至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相对滞后，都昭示着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明确和强化政府主导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职能，使得公众拥有健全充盈的精神生活、享有健康丰富的文化生活，并有助于克服转型发展时期诸种严重的社会问题，由此必须要制定包括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在内的文化领域的必要法律。因此，公共文化服务保障立法的必要性更加牢固。(www.xing528.com)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