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社会救助制度对我们的启示

由于经济危机的出现，财政不堪重负，各国政府无法控制经济局面，加上社会救助制度本身也面临着巨大挑战，原有的社会救济制度产生了一个制度依赖群体。因此，各国纷纷开始变革，期望由此带来财政上的转机以及家庭结构、社会结构的实现。

1）救助制度执行的选择性

工业革命进程加剧，各国经济飞速发展，低于贫困线的社会成员越来越少，这导致了社会救助的难题即社会救助的范围该不该扩大，是继续保障最穷苦的人民还是将社会救助以福利的形式普及更多的社会成员。20世纪80年代的反贫困方法使真正贫困的社会成员得不到基本生活的保障，有学者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认为是福利增多了，而最需要社会救助的特殊群体的权利却得不到保障，且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增多，漠视社会救助的政府职能，而且对穷人的命运也缺乏情感的关注和支持，因而提出“有选择的救助制度”，用来对贫困进行更直接的打击。

2）社会救助权责关系的转变

社会保障制度虽然是政府制定的，但可以看作是政府与社会成员共同遵从的社会规定，这项规定必须公平地对待全体社会成员，条款项目要清晰，对受益者资格的审查要严格，政府的职责也要清晰。因为社会救助的基金是由社会成员缴纳的，所以在支付补偿给贫困人员是要更加明确资格的审查。在社会救助方面，政府不再承担单方面的补助，应该转变职能，培养贫困者的生活能力。总之，政府从慈爱的母亲形象转换为一位严厉的母亲，要督促孩子完成作业、做家务，促使其独立。

3）对受益者完整人格的强调

社会救助制度有完整和严格的审查程序，特别是保障金发放的对象，政府只有对这些领取保障金的公民严格管控才能保证社会救助金的合理使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的审查模式有所变化，不再通过烦琐的程序对每个社会成员进行一一检查，而是层层落实，并随着经济发展情况来改变标准，可以简化程序，提高劳动者领取保障金的效率，减轻了政府人员的负担。社会救助的目的是满足社会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从而保持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和人格。

其实，社会救济自建立与发展以来一直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减少人类在生存权利与生活自立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与矛盾。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救助制度的目的越来越超越个人生存的范畴，更趋于向个人提供机会与条件以恢复和促进个人的发展，控制社会负担和社会成员的生活负担。

4）与就业等方面相关联的激励制度(www.xing528.com)

近年来，由于经济和财政危机的发生，一些国家纷纷对社会保障制度实行改革。从世界范围来看，即便在经济发达的美国，社会救济制度的改革也开始转移到与安排就业相关联的方向来，职业介绍所的出现开始改变社会救济制度的面貌。在美国，“谁有劳动能力，谁就有义务工作”，克林顿总统在20世纪初签署了新的社会救济法案，大大减轻了联邦政府在社会救助方面的负担。法案规定贫困线以下的社会成员才有资格领取救济金，而贫困线标准以下的社会成员只占总体成员的极少数，并把大多数接受援助的人看作暂时没有工作的人。美国的社会救济也注重长远性，重视培养劳动者的技能和自觉性，对那些不接受工作的社会成员则不再提供社会救助。

5）加强社会服务体系，减少财政支出

比较典型的是日本，由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泡沫的破裂，特别是1997年东南亚爆发的金融危机以及人口老龄化趋势已使财政支出在巨额的社会保障支出面前入不敷出，迫使政府不得不实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在社会救助方面，主要提供社会家庭扶助，通过家庭养老的方式减轻政府在养老事业中的负担。

6）考虑到经济理性之外的人的需要

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引起了争议，尤其是对特殊群体如单亲家庭和残疾人的救济制度的变革受到了各方面的干扰。对于社会救助制度的设立，不仅从经济理性的角度去考虑，还要多了解一般人的需要和人的行为原则。社会救助的设立或实施应促进受救助者成长的能力，而不是损害受救助者原来的成长能力。社会救助的实施应能加强家庭生活，有利于个人和社会，在我们强调社会救济对恢复自力更生能力的重要性的同时，我们还必须记住，社会保障法就是为那些不能自力更生的人员制定的。“没有个性，或者精神贫乏，也和经济穷因一样是应该避免的大忌”，执行制度的官员要遵循这样的原则。

7）社会救助管理方式与资金筹集方式的改革

最后指出的一点是，社会救助事业的管理方式和资金的筹集方式对于提高政府的社会救助能力具有特殊作用。意大利威尼斯政府需要将救济预算的55%用作救济机构的行政管理费。美国的救济人口占比较少，因为如果按照政府规定的贫困标准来对贫困人口进行救济，则被救济的社会成员在享受救济金后待遇会远远超过贫困标准以上的普通贫民，这是一种极为不公平的政策补助。因为美国经济高度发达，贫困人口已不需要政府救济，但美国也有制度定义下的贫困人口，这些人口因美国政府对救济金的滥用而无法得到救济，从而使美国政府负担社会救济的能力大大降低。除此之外，罗马政府也分出救济金的一大部分用于行政运转，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尽管采取了许多社会救助措施，然而贫穷问题不仅未解决，还有愈演愈烈之势。因为经济、政治、文化冲突与矛盾创造了许多“新贫民”（new poor），国家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大概非单纯的救助方案所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