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作思人树，惭无惠化传”，这是柳宗元在《种柳戏题》中发出的感慨。表达了他希望惠及各族百姓，造福大众的心声。从柳宗元对柳州的影响看，他的“惭愧” 实在是过谦之辞。正如他在《谢除柳州刺史表》所宣誓的“谨当宣布诏条，竭尽驽蹇”，虽然任职时间只有四年多，但他用心竭力地履行了刺史对地方的教化和行政管理职责，为偏远落后的民族地区学习并吸收中原先进文化开辟了有效途径，为“皇风不异于遐迩，圣泽无间于华夷”付诸了智慧和实践。
对于柳宗元在柳州施行亲民惠政并有诗文关涉记录的，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及篇章。
1.文治教化
重修文庙，可见《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通过推崇孔子思想来引导民众“人去其陋，而本于儒，孝父忠君，言及礼义”。重修大云寺，可见《柳州复大云寺记》，痛感当地百姓迷信巫术带来的滥杀之风，并意识到“董之礼则顽，束之刑则逃”，“唯浮图事神而语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宣扬佛教的悲天悯人，慈航普度，达到去鬼息杀的效果。
2.因俗而治
顺应民意，祭祀雷神，可见《雷塘祷雨文》，因柳州逢旱，柳宗元入乡随俗，率民众赴雷塘庙祈雨并作该文，表达对自然神灵的敬畏以及自己的虔诚之心。
3.兴利除弊
组织挖井，便民取水，可见《井铭并序》，革除“恒为咨嗟，怨惑讹言”的陋习，在柳州城中开凿水井，解决了民众因“崖岸峻厚，旱则水益远，人陟降大艰，雨多，塗则滑而颠”造成的用水困难。
4.改善民生
手种黄柑，可见《柳州城西北隅种甘树》，表示自己栽树的行为并不是仿效三国时丹阳太守李衡那样希图发家致富。数百棵柑橘，且种在柳州城西北隅之地，推其原因，不应是为了玩赏，而是一项利民公益事业。种柳固堤，可见《种柳戏题》，亲自参与在柳江边的植树活动，加固柳江堤岸，改善州城环境。(www.xing528.com)
5.实录民风
可见《柳州峒氓》《寄韦珩》《南省转牒欲具江国图令尽通风俗遗事》诸篇。不为追新猎异，而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柳州当地民族风俗和社会状况进行记录。
前贤学者对上述各点曾做了较多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故本文不再赘述，仅打算对柳宗元处理民俗民风方面做一些材料和论述的补充。
唐朝中央政权对南方少数民族地区主要采取羁縻政策，“以其故俗治”，对民族内部事务及民风民俗不做过多干涉，故这些少数民族在一定范围内保有自治权的同时也保留了较多原始、落后的意识形态。柳州虽不属羁縻州，但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口构成也受到了相应的影响，封建化进程非常缓慢，文化发展呈现滞后状态。“唐代刺史施政主张‘因俗为理’，轻易不去改变当地相沿已久的风俗。但这并非绝对，移风易俗也是唐代刺史在施政过程中较为关心的问题之一”。韩愈把柳宗元治理柳州的原则归纳为“因其土俗，为设禁教”（《柳子厚墓志铭》）是非常准确的。能在短期内使柳州社会风貌有了较大改观，与柳宗元妥善处理柳州当地民风民俗关系密切。
要改变现实环境中的不利因素，就必须对现实环境深入而充分地了解。这首先就必须抛开成见，尝试去亲近和适应。因此，柳宗元能因俗而治的前提就是对柳州土著民族文化的深入了解，亲身体验。
其一，柳宗元在《柳州峒氓》中发出过“欲投章甫作文身”的感慨，而从他在柳州时期的行迹考量，他以脚步丈量了这里几乎每一处土地。西北隅种柑橘、城北凿井、州城南门外建东亭、水南复大云寺、城南郊外雷塘祈雨……另外，在他唯一一篇专写柳州山水的游记《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里，记载的奇山异水均分布在柳州城周围，尤其对柳江南岸的山水记录最为细致翔实。上文曾经述及当时柳州的少数民族多聚居于柳江南岸，这说明柳宗元曾多次走访这一带并深入了解民风民情。故而他能熟知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习惯，如对雷塘祭祀贡品的记录：“祷用俎鱼、豆彘、修形，稰稌、阴酒，虔则应。”（《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一一罗列，可谓非常认真细致。
其二，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时有一首《答柳柳州食蝦蟆》，写自己在当地吃蝦蟆由不能下咽到稍能入口的经历。古代文人间的诗文来往，互为赠答。所以虽然在现今可见的诗文集里无法找到，但柳宗元在韩愈此诗前应有与“蝦蟆”相关的赠诗。韩诗中有云：“常惧染蛮夷，失平生好乐。而君复何为，甘食比豢豹”。豢豹指豹胎，古人视其为名贵之物。蝦蟆，即蛤蟆，泛指青蛙和蟾蜍，是南方稻作文化中常见之物。由此可推知，柳宗元的赠诗中必定有称赞蝦蟆的词句，使韩愈对他竟然能良好适应柳州当地民族文化而感到十分惊奇。
显然，在与少数民族日益深入的接触和体察中，柳宗元已经逐渐消除了初到柳州时产生的文化隔阂。他代表官方以教化的形式实现了中原文化向当地的传输，同时也受到了土著文化的熏染，良好的文化互动和文化适应正是他能顺利开展地方改革的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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