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分裂的夷夏若均民族观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阶段，也是中国各民族之间交流、融合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时期。唐朝统治者总体实行了开明友好的民族政策，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大大加快，民族关系获得了崭新发展。但就国家区域间文化发展水平而言，呈现出不平衡和差异性特点，当时代表先进和文明的是中原汉文化。学者戴伟华曾指出，弱势文化区的文化活动多由强势文化介入。无论是南贬作家或赴边诗人，都是中央的政策和措施干预的结果。柳宗元被贬谪柳州，就个人角度而言是政治挫折。但如果从政权控制的角度考量，则是唐王朝以文官输出的方式对岭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有效统治和政策干预的重要手段。它兼具地方行政和文化传输的作用。

柳宗元抵柳后，随即给宪宗皇帝递了一份奏表，是为《谢除柳州刺史表》，其文如下。

早以文律，参于士林，德宗选于众流，擢列御史。陛下嗣登宝位，微臣官在礼司，百寮称贺，皆臣草奏。臣以不慎交友，旋及祸讻，圣恩弘贷，谪在善地。累更大赦，获奉诏追，违离十年，一见宫阙。亲受朝命，牧人远方，渐轻不宥之辜，特奉分忧之寄。铭心镂骨，无报上天，谨当宣布诏条，竭尽驽蹇，皇风不异于遐迩，圣泽无间于华夷，庶答鸿私，以塞余罪。

这份直接上呈帝王的奏表篇幅短小，但言辞恳切、恭敬谨慎，显然是经过了精心地字斟句酌。官吏任新职而上奏表属于例行公文，柳宗元简述了自己的仕途履历并表示“亲受朝命，牧人远方”，必当“铭心镂骨，无报上天，谨当宣布诏条，竭尽驽蹇，皇风不异于遐迩，圣泽无间于华夷，庶答鸿私，以塞余罪”，表达了治理好地方的决心。从上述文字至少可以看出：第一，柳宗元恪守唐朝政权“华夷一体” 的民族政策原则，故在日后的工作中，无论是施政态度还是具体措施上均以“皇风不异于遐迩，圣泽无间于华夷”为参照，这是其惠泽柳州百姓的理论支撑。第二，柳宗元将刺史之任视为自己的政治救赎，故历陈自赎罪愆、报效君王和国家的拳拳之心，并成为他到任后迅速而有效地对当地开展治理整顿的内生动力。

即使远居贬谪之地，柳宗元依然时刻关注国家和民族问题，尤其是对朝廷成功平定地方割据叛乱表现出由衷地喜悦。他在柳州写下了数十篇相关诗文：《古东门行》《平淮夷雅·方城》《平淮夷雅·皇武》《献平淮夷雅表》《上裴晋公度献唐雅诗启》《上襄阳李愬仆射献唐雅诗启》《上河阳乌尚书启》《柳州贺破东平表》《贺中书门下诛淄青李师道状》《贺分淄青诸州为三道节度状》《贺平淄青后肆赦状》《为裴中丞贺克东平赦表》《为裴中丞上裴相贺破东平状》等。上述诗文主要涉及平定吴元济、李师道割据叛乱事件。这场征伐历时数年，牵涉多方势力博弈，过程曲折复杂。但柳宗元自始至终表现出了异常坚定的立场。从吴、李二人相继揭兵起反，到力主讨藩平叛的武元衡遇刺身亡、裴度被刺重伤，柳宗元以史为喻，肯定朝廷讨伐战争的正义性和合理性，“汉家三十六将军，东方雷动横阵云”（《古东门行》）。又旁敲侧击，警策统治者要当机立断地采取对策。及至经过军队浴血战火，唐朝中央取得最终胜利，使盘踞地方数十年的藩镇割据局面暂告结束，柳宗元更是大喜过望，不但自己写下数篇文章，还代他人捉笔，为文赞颂。在这些文章中，他不吝笔墨地赞扬了平叛将士不畏强敌，英勇善战，如“王师嶷嶷，熊罴是式。衔勇韬力，日思予殛。寇昏以狂，敢蹈愬疆。士获厥心，大袒高骧。长戟酋矛，粲其绥章。右翦左屠，聿禽其良”。（《平淮夷雅·方城》）以表达自己的钦佩之情。同时酣畅淋漓地歌颂了平定叛乱、实现国家统一的伟大意义：“霾曀廓清，天地贞观，率土臣庶，庆抃无涯。”（《柳州贺破东平表》）(www.xing528.com)

此外，就时任桂管观察史裴行立讨伐黄洞蛮一事，柳宗元写过《为裴中丞上裴相乞讨黄贼状》《代裴中丞谢讨黄少卿贼表》《为裴中丞伐黄贼转牒》《为裴中丞举人自代伐黄贼表》《为裴中丞奏邕管黄家贼事宜状》《祭纛文》《祃牙文》等文章，不但代裴行立撰写请战和汇报战况的上奏文牒，还在出兵之前，专门以文章为军队祈求神明庇佑。学者刘儒据此认为柳宗元对少数民族之态度是矛盾不一的。“其公开对民族战争的支持行为与《柳州峒氓》所显示出的民族态度却大相径庭，此行为亦从侧面说明了柳宗元对岭南少数民族弱势文化始终保持抗拒排斥心理，并未真正认同和接受少数民族文化”。这一论断是否精当，笔者认为还可进一步商榷。

首先，国家统一是民族团结的基础，民族团结乃国家稳定的根源，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决定了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之间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作为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柳宗元具有强烈的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政治思想。早在其《封建论》就通过史实比较论证了建立中央集权，以郡县制代替“封建制”（这里指的是分封制，与封建社会的“封建”有所不同）是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问题。结合文章写作的时代背景分析，当时的唐王朝刚经历了“安史之乱”的重创，却又陷入藩镇割据的困局。柳宗元重提封建制与郡县制利弊得失问题，认为“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封建论》），实际还是主张削弱藩镇势力，强调由中央牢固掌握政权才能天下太平的理念。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中曾指出“安、史为西胡杂种，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之汉人”。可见，民族关系与国家政权统一互为条件，民族团结则国泰民安，民族分裂则国无安宁。柳宗元清楚地意识到了它们之间的双向要求，“无间于华夷”，不但是“绥之以德”“不鄙夷其民”，同时也要求各民族应当服从中央政权统治，不能有叛乱分裂等非分之举。

其次，对于地方叛乱，柳宗元一向站在中央政权的角度，主张严厉打击，坚决平叛。他早年任集贤殿书院正字时所作《辩侵伐论》就通过对侵、伐差异的辨析，力主削藩，“贼贤害人，则伐之；负固不服，则侵之”，表明了自己加强统一、反对分裂的强烈愿望。据唐史，以黄少卿为首领的黄洞蛮起义的原因既有对朝廷剥削的不满，也有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矛盾的激化，再加上其本身势力日益膨胀等因素，可谓非常复杂。他聚众反唐后，攻城略地，迭起为患，直接威胁到唐王朝对广西的统治。期间，他曾接受朝廷招安，被任命为归顺州（今广西靖西）刺史，但不久再次率部而反，席卷广西南部和广东西南部地区。柳宗元以系列文章表明了自己维护国家政权大一统的立场，主张讨伐。“秦定百越，汉开九郡，自兹编列，同于诸华，天宝兆乱，北方荐役，惟是南方，久稽讨伐，藩蛮怙险，乳字生聚，悖傲威命，虐夷齐人，黄姓陋孽，实恣盗暴，僮壮杀老，掠敓使臣”。（《祃牙文》）在他看来，黄少卿起兵与“安史之乱”的性质和危害相同，都是倒行逆施，都属于对国家的分裂，国力和民生必将因此而受损，而且，黄少卿“僮壮杀老，掠敓使臣”的行为犹如强盗。对其就不能再怀柔姑息，而是要通过武力征讨平息叛乱。韩愈也就此事件写了《黄家贼事宜状》，文中从朝廷用人的角度剖析黄氏一族起事的原因并寻求解决的办法。显然，柳宗元主张严打，韩愈建议自查，他们的终极目的都可以归结为对唐朝国家政权完整性的维护，视角不同却殊途同归。所以，仅依据柳宗元主张以武力形式平息民族纠纷就认定他对少数民族态度自相矛盾，甚至抗拒排斥少数民族文化，显得过于武断也有失公允。

综上可知，柳宗元柳州诗文中蕴含了“无间于华夷”的民族观和大一统的国家观，二者紧密联系。这种思想也成为他在柳州刺史任上能成功地进行地方改革，惠化地方各族民众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