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云“南方曰蛮”，可知在上古时期我国南方已成为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到唐朝时，广西区域内的人员构成以当地“俚僚”为主，同时有部分从湖南、贵州等地迁入的“傜”人，此外还有汉族居民，他们或是秦汉以来南迁的中原移民的后裔，或是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如躲避安史之乱）而南来的移民，但人口整体数量上少于少数民族。“从各民族所占据的地理空间来看，汉族居民及一部分被汉族文化所同化的少数民族多聚居在桂东北、桂东、桂中、桂南的州郡城镇以及沿江河两岸的低洼、平原地带，汉族聚居地的自然生态环境相对较好，适合耕种。土著民族及从黔湘等地迁入的少数民族多聚居在桂西、桂北以及其他高山溪谷地区，或迫近汉族聚居地的丘陵地带，自然生态环境相对来说比较恶劣”。对于西北部的少数民族，唐朝中央政府主要施以相对宽松缓和的羁縻统治政策，即在承认隶属中央王朝的前提下，允许少数民族在其族群内由首领统治并进行自我管理。可见，唐王朝对于广西并没有实现完全地直接性控制，能够设置府衙并由中央派驻官员主持局面的，基本是以州郡城池为中心的附郭村落以及交通要道的沿线地带。从地理位置和行政区位叠加来看，柳州当时恰好处在少数民族羁縻区与中央直管地方行政区的交界面。因此，柳州辖内既有少数民族聚居，也有汉族居民生活。州治所在马平县即柳江北岸城内为汉族聚居地，而柳江南岸则以世居居民为主。江河的天然分隔并没有明显影响两岸民众自由地往来，柳宗元的“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虚人”（《柳州峒氓》），即是对柳江沿岸津渡互通，土著民族到城北参加集市贸易情况的描述。
因为人口构成的杂合性，唐时柳州的地方文化也呈现出多元特征。一方面，土著少数民族由于人口的优势和鲜明的民族特征，在衣食住行乃至语言等方面呈现了极具个性化、本土化的文化风貌，但也保留了本民族一些蒙昧、落后的习俗，如鸡骨占卜、滥杀牲畜等；另一方面，得益于中央政权的管控以及汉族移民的长期经营，外来的中原文化在柳州也已经扎根发芽，文宣王庙、大云寺的修建都表明儒、佛思想在柳宗元出任柳州刺史之前留下的印迹。但由于地域阻隔闭塞等原因，却造成了代表先进的中原文化反倒式微不显的结果。总而言之，柳州当时的文化呈现多元格局，但总体水平较低，呈现出未完全开化的落后状态。这也使得初到柳州的柳宗元产生了强烈的文化孤独感，非但“异服殊音不可亲”（《柳州峒氓》），他甚至为身边缺乏能与之唱和交游的同道而苦恼不堪：“刺柳州，所见学者益稀少，常以为今之世无是决也。”（《送贾山人南游序》）(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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