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州“古为南夷”“地属冲要”。据清修《柳州府志》卷三○记载，柳郡隶粤之右壤，为群蛮奥区。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当地少数民族与由于种种原因渐次南迁的中原汉族民众一起，共同缔造了极具个性特色的地方文化。各民族在交流和碰撞中相互影响，彼此借鉴，虽然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和矛盾，也发生过对峙与冲突，但最终共同汇入到中国文化的大家庭中。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于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意谓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各兄弟民族，自古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具特点和特长而又互相学习和吸收的关系。有学者曾经把这一格局形成的原因归结为下列几点：交错杂居，不可分离；修德抚远，因俗而治；你来我往，和亲通婚；学习先进，共创和谐。可见，民族之间团结和谐的局面有各民族间通过消长变化以适应多变的内外条件，从而获得自身生存发展的自发因素，也离不开历史上中央政权有意识地借助强有力的国家策令等方式给予少数民族地区绥抚、优待等积极推动条件。而这些积极政策的具体实施和执行者，则主要是作为中央与地方联系纽带的地方各级行政官员。所谓“上承于王庙，下熙于民务”，“生民休戚之所属，王室安危之所渐”，中国历史上确实有很多地方良吏为稳定当地政治格局、传播先进文化、促进民族和谐付出了自己不懈地努力并取得了优良的业绩，成为造福一方百姓的官员。正所谓“文章在册，功德在民”（《宋徽宗封柳州灵文庙文惠侯敕》），柳宗元之于柳州，也不仅仅是名动天下的文学大家，更是以施行文治教化的方式推动异质文化整合，促使柳州原本蛮荒落后状况获得大改观的惠泽之人。
元和十年（815年），唐宪宗一纸诏书，破灭了甫才奉诏还京的柳宗元被朝廷重新起用的热切愿望，他再次以罪臣的身份踏上南来柳州的路途。历史事实证明，柳宗元在出任柳州刺史四年有余的时间里，极大地推动了中原先进文化在本地区的传播，加速了异质文化之间的接触、交流及至相互吸收、渗透的进程。他的惠政善举，固然是对唐朝中央“圣泽无间于华夷”民族政策的遵循，同时也是这位正直而富有理想的牧民之吏民族观念在地方行政管理中的体现与实践。因此，尽管柳宗元柳州时期的文学创作表现出了贬谪文人普遍的阴郁苦闷的心理状态，但其中也灌注了他始终坚守的民族大一统思想，包含了他对当地民风民俗的观感和态度变化，表现并记录了他作为地方官吏改变民族地区蒙昧落后状况的热切愿望和切实行动。韩愈《柳州罗池庙碑》记载：“柳侯为州，不鄙夷其民，动以礼法。三年，民各自矜奋，曰：‘兹土虽远京师，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则我非人。’于是老少相教语，莫违侯令。凡有所为，于其乡闾，及于其家，皆曰：‘吾侯闻之，得无不可于意否？’ 莫不忖度而后从事。凡令之期，民劝趋之，无或后先，必以其时。于是民业有经，公无负租，流逋四归，乐生兴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园洁修，猪牛鸭鸡，肥大蕃息。子严父诏，妇顺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条法，出相弟长，入相慈孝。”柳宗元治理下的柳州政通人和，百业俱兴，民众对唐中央政权和中原文化表现出了心悦诚服的态度。因此，以柳宗元民族地区施政活动为切入视角，以其柳州时期诗文为研究佐证，可以进一步充实柳宗元文化研究的成果。同时，作为获罪流放的汉族官员，他能够在个人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况下致力于改善偏远落后地区的民生状况，客观上促进了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进步。柳宗元的实践和精神对于当今地方营造团结统一、安定和谐的民族生态有着举足轻重的典范作用。(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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