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廉政制度的变革能力与诱导性优化

整体上看，当前，中国廉政文化变迁方式仍以由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为主，党和政府是廉政文化变迁的主要推动力量，既是廉政文化的需求者，也是廉政文化建设的主导者。群众参与的诱致性廉政文化变迁的作用羸弱。这种变迁模式下，廉政文化建设主要以党和政府的自身经验或需求作依据，对群众的廉政文化需求不敏感，使强制性廉政文化变迁与诱致性廉政文化变迁产生脱节。相较于国家层面的廉政文化需求，地方的廉政文化需求更接地气，具有由下而上的诱致性变迁作用。

建设社会主义廉政文化要统筹运用好由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模式与由下而上的诱致性变迁模式，加大对柳宗元廉政思想文化等源于地方、源于百姓身边的廉政文化资源的发掘，有助于充分发挥地方廉政文化资源在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和影响力，增强我国廉政文化建设的诱致性变迁能力。

柳宗元廉政思想文化不仅是地域性廉政文化的代表，更增强了我国廉政制度的诱致性变迁能力。“依据推行和实施变迁的主体和方式的不同，廉政制度变迁大致可以划分为诱致性廉政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廉政制度变迁”。“社会自发演进的廉政制度诱致性变迁是一种值得鼓励的制度变迁形式”。在地方百姓与文化精英为主体的廉政制度诱致性变迁推动下，以廉政为内核的地域文化由下而上，积极贴近国家政治，争取中央朝廷的政治认可。宋、元时期，当中央朝廷力量正式赐封介入后，上层文化下移，中央朝廷对地方、民间进行渗透，由上而下影响地方精英，地域性的廉政思想文化明显呈现出正统化取向。明、清之际，地方文化与国家政治意识相契合，并随着国家政治需要，其内涵不断调整和适应。尤其在清代，大众文化与上层文化、民间生活与国家政治之间达到了一种鼎盛和自觉，柳宗元思想文化的廉政内涵与文教内涵并行不悖，得到了上层与下层的普遍认同，成为社会各阶层共享的文化资源，直至现代社会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www.xing528.com)

唐代以来，柳宗元廉政思想文化内涵的丰富与地位的提升表明，地域文化与国家政治是双向互动的。柳宗元廉政思想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对中国的廉政制度变迁具有一定作用。同时随着民间的政治参与度不断提高，中国廉政制度的诱致性变迁能力将不断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