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之辩：柳宗元与廉政思想的伦理规范

“义利之辩”这个伦理学中道德评价标准的问题具有丰富的内涵。儒家将仁、礼、智、信等视为社会伦理道德的义，墨家认为利于改善人民生活和国家发展就是义。利则是能满足人民生活需求的利益。孔子首提先义后利，“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放于利而行，多怨”。在先义后利的基础上，他也主张符合义的利、以义制利，“既庶矣，又何加焉？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教之”。孟子极其重义，主张“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同时他也重利，“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荀子主张义利并行，“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墨家倡导义利合一，“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汉代董仲舒认为，义利并行不悖，“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提倡“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合乎义的利，乃是长远的利，公众的利；合乎道的功，乃是广大之功，天下之功。

“义利之辩”贯穿中国古代伦理关系的始终，以义制利，或重义或重利，义利并行，义、利孰轻孰重，在不同的时期，只是其重要程度不同而已，不能离开义谈利，也不能脱离利空谈义。以义制利的义利观是中国礼仪文化的伦理基础，对中国古代治国理政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而为柳宗元以义导利的廉政思想奠定了伦理道德基础。

柳宗元在永贞革新失败后，对义利关系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认为尧、舜、孔子立于天下之道在于仁义，“圣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义，仁主恩，义主断。恩者亲之，断者宜之，而理道毕矣”。在义利关系上，柳宗元主张以义导利，实行仁义，为民谋利，制定惠民政策，促进民生，实现“民利”“民自利”，他在《晋问》中提出，“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于己，百货通行而不知所自来，老幼亲戚相保而无往之者，不苦兵刑，不疾赋力。所谓民利，民自利者是也”。(www.xing528.com)

柳宗元认为为政者不仅要有爱民之心，更要有利民之举。要实现“民利”“民自利”，为政者要除害以兴利，“夫弊政之大，莫若贿赂行而征赋乱”。革除弊政，以减轻人民负担。利民就是利国，能否做到利民成为衡量官员政绩好坏的标准，“吾未尝为佞且伪，其旨在于恭宽退让，以售圣人之道及乎人”。官员受民之“值”，不能“怠其事”。“民利”与廉政相一致，凡是害民之事、与民争利之政，都应革除，贪官污吏、聚敛民财都是利民之敌，都应避免。为政者只有廉政、以义导利，才能多做利民之事，行利民之政，这也是中国古代伦理规范的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