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9年，一名叫约翰·劳（JohnLaw）的苏格兰人死在了威尼斯，去世时他的处境非常悲惨。下面就是当时人们为他写的墓志铭：
这里长眠着一位著名的苏格兰人，
他的计算技巧无人匹敌，
他用简单的数学原理，
把法国变得一贫如洗。
下面将要登场的正是这位密西西比计划的主角——约翰·劳。其实，他对信用的原理和真正原则了如指掌，他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熟悉金融问题。只是他没有料到，整个国家人民贪婪的狂潮；他也不知道，自信像怀疑一样，可以无限制地增长，希望可以像恐惧一样四处泛滥。
约翰·劳于1671年生于爱丁堡，刚满14岁就被父亲带到会计室中艰苦劳动了三年。他对于数字表现出了非常的热情，年纪不大时就在算术上显示了非凡的才能。1688年父亲去世，从此他就完全从令人厌烦的事务中脱身出来，带着继承来的收入，到外面闯荡世界。
他先后在伦敦、佛兰德斯、荷兰、德国、匈牙利、意大利和法国游荡了多年。他对各个国家的贸易和资源异常熟悉，并日益坚定地认为，如果没有纸币，任何国家的经济都不可能繁荣。在这14年中，他的成功似乎主要在于赌博方面。在欧洲各国首都每个有名的赌场里，他都声名显赫，人们都认为他是同时代最精于计算、善于利用错综复杂机会的人。
1715年，法王路易十四去世，奥尔良公爵被指定为摄政王。这时候，法国的财政到了崩溃的边缘，由于国王的腐化堕落和上下各级官吏的争相仿效，整个经济秩序一片混乱。在这场财政纷乱之中，约翰·劳出现了。他向摄政王提交了两份备忘录，提出由于货币不足以及货币贬值，噩运已经笼罩了法兰西。他认为如果没有纸币的辅助，金属货币远远不能满足一个商业国家的要求；他还特别以英国和荷兰为例来阐明纸币的好处。他建议摄政王建立一个银行，这个银行有权管理国家的税收，并以这些税收和不动产为基础发行纸币。他还进一步提议以国王的名义管理，但必须由议会指定而组成的委员会来控制它。
1716年5月5日，皇室发布命令，授权劳与他的兄弟一道建立一个名叫“劳氏公司”的银行。约翰·劳从此踏上了通向成功的康庄大道。30年对金融事务的研究使他在处理银行事务时游刃有余。他使自己发行的纸币可以随意购买或兑换，并且发行后价值不变。他的纸币在公众心目中的价值迅速升高，比同样面值的金属货币价值高出1%。不久，全国的商业贸易就从中获得了利益。逐渐萎缩的商业慢慢复苏过来；人们开始按时纳税，抱怨声也渐渐少了；人们心中对纸币的信任完全建立了，他的信誉也蒸蒸日上。与此同时，劳开始了使他名垂后世的著名计划。
他向摄政王提议建立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应拥有与密西西比河广阔流域和河西岸路易斯安那州做生意的特权。据说这两个地方遍地都见金银；并且，如果在这场独一无二的贸易中获取巨大利润的话，就可以成为唯一的税赋承包人和钱币的唯一铸造者。贸易特许状于1717年发了下来，公司顺利成立。就在此时，投机的狂潮席卷了整个法兰西。劳氏银行产生了很好的信誉，以致于他所做的任何承诺以及他认为合适的承诺都被人们马上坚信不疑。
后来，银行被改建成了法兰西皇家银行。在如潮的赞誉声中，劳和摄政王有点如痴如醉，他们忘记了前者大声宣布过的准则，即如果一个银行家没有必要的资金来支持自己发行的纸币，他就只有死路一条。
这个银行刚从私营转为国营，摄政王就指使它发行了面值10亿里弗赫的纸币。这是偏离正确原则的第一步。这时候，法国议会给劳带来了一点麻烦。劳在惊惧之中逃到皇宫中，他祈求摄政王采取措施来使议会就范。后者下令逮捕议会的议长和两名议员，将他们关押到远方的监狱，这才压制住了议会的反抗。
遮住劳眼前大好前程的一片乌云就这样被吹散了：从自身的危险境地解脱之后，劳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了著名的密西西比计划之中，公司的股份急剧增加。1719年初，政府发布文告，授予密西西比公司全权在东印度群岛、中国、南太平洋诸岛，以及柯尔伯建立的法国东印度公司所属各地进行贸易。由于业务的快速增长，这个公司认为自己更适合被称为印度群岛公司，并新增5万股新股。劳所展示的前景异常辉煌。他保证每份500里弗赫的股票每年可以分红200里弗赫。由于这些股票是被用国库券以面值购买的，500里弗赫的面值只抵得上100里弗赫的实际价值，每一股的利润竟达到200%。一直在高涨的公众的热情使人们无法抵御如此看好的前景诱惑。至少有30万人申请购买这5万份新股。劳在甘康普瓦大街的住宅从早到晚都挤满了渴切的申请人。由于不可能满足所有的申请人，新的股票持有人的名单只能在几周后才能敲定。在这段时间内，公众的焦急心情达到了疯狂的顶点。公爵、侯爵、伯爵以及他们的夫人每天都在劳的门口等候几个小时后才能知道结果。最后，等候的人数达到数千人，并充斥了大街，为防止互相推挤，他们搬到了相临的套间内暂住，以便能经常靠近那座新的财富圣殿。旧股的价格节节上扬；在整个国家金色梦想的诱惑下，新的申请人源源而至。最后，公司认为可以再发行30万新股，每股5000里弗赫。这样的话，摄政王就可以利用公众普遍的热情还清所有的国债。为此目的，社会上必须有15亿里弗赫的资金。举国上下，人们一片狂热，在这种状态下，即使三倍这样数额的金钱人们也愿意拿出。
这时的劳正处于财富的巅峰，法国人也在迅速地接近痴迷的顶点。劳这时发现他的住处太不方便了，他就搬到了旺多姆广场，并租下了苏瓦松官邸。那些投机商们也随他到了那里。宽阔的广场很快变得和甘普瓦大街一样拥挤：从早到晚，熙熙攘攘。广场上搭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帐篷供炒股和出售饮料点心。人们高声谈话的声音整日沸声盈天，以致于法庭设在广场边的一位法官向摄政王和市政府抱怨说他听不到律师辩护的声音。
看到同胞们一个个做着愚蠢的事且不能自拔，马歇尔·维拉尔斯这个心地正直的老兵感到非常苦恼，一提到这件事他就气不打一处来。有一次他坐在马车里驶过旺多姆广场，看到人们醉心于买卖股票之中；这位性格暴躁的绅士心里很不痛快，他突然命令车夫停住马车，然后他把头伸出车窗，对着人群大声疾呼了半个钟头，要求他们停止这种“招人厌恶的贪婪行为”。这个举动看来不太明智。人们的唏嘘和嘲弄潮水般涌向这位勇敢的绅士，直到他看到一个更加真实的东西破空飞向自己的脑袋时，才悻悻地驾车狼狈而逃。以后他再也没有这样做过。(www.xing528.com)
两个更加清醒、安静和富于思辨思想的学者，德·拉·莫特和提哈松神父互相祝贺对方至少没有卷入这场奇怪的狂热行动。但几天后，这位德高望重的神父就前去苏瓦松官邸买股票去了，当他出来时，正碰上为同一目的向里走的朋友德·拉·莫特。他说：“哈！那是你吗？”“是的”拉·莫特快速从他身边走过，说，“那可能是你吗？”他们第二次再聚在一起时，两位学者高谈阔论哲学、科学、宗教，但再也没有勇气对密西西比计划发一句微词了。最后，当这件事终于被提起时，他们一致同意以下结论：一个人永远不应该发誓不干某一种事；还有，世上不存在什么即使聪明人也不能享受的豪华与奢侈。
在那个时代，劳这位新财神成了国内最重要的人物。摄政王的接待室里留不住一位朝臣，因为无论是贵族、法官还是主教们都涌进了苏瓦松官邸；陆军、海军的将领，地位尊贵的女士们，以及每个世袭有爵位或身居要职、认为自己有优先购股权的人都坐在劳的会客室，乞求劳卖给他们印度公司的股票。劳非常繁忙，连1/10的申请者也见不了。所以申请者们绞尽脑汁，想出各种策略以接近他。
许多人每天都到这里，坚持了两个星期才达到目的。有人想出了极其滑稽可笑的办法来争取与他谈话的机会。有一位努力几天仍不能如愿的女士，放弃了在劳家里访问劳的希望；但是，她命令自己的车夫，当她外出时，他必须仔细观察，如果看到劳先生走过来就让马车撞到灯柱上，把她摔下。她的马车夫保证完成这个嘱托。
有一段时间，由于人们自信心增强，贸易也变得发达起来，做生意无不有利可图。特别是在巴黎，这种情况更是明显。外地人从各个方向涌进首都。城里满目皆是各式各样的马车和其他交通工具，全国的织布机都异常忙碌地赶制华丽的缎带、丝绸、宽幅细布和天鹅绒。这些东西的价格由于纸币发行量太大而涨到了原来的四倍。食物的价格也一日千里。面包、鲜肉和蔬菜的价格以前的人连想也不敢想；劳动的报酬也以同样的比例上涨，到处都在建新房子……一种虚幻的繁荣照花了全国人民的眼睛，没有一个人看到地平线上预示风暴很快就要来临的乌云。
1720年前，社会仍然不断走向繁荣。议会一再发出警告：纸币发行量过大迟早会使国家经济崩溃，但是这些警告被置若罔闻。对财政一窍不通的摄政王认为，既然发行纸币能带来这么大的好处，那就不应该对发行进行任何限制。摄政王这个巨大的谬误没有遭到劳的反对。人们极度的贪婪支撑着这个海市蜃楼。
然而，谎言终归是谎言，经不住时间的考验。突然某一天，假象支撑不住了。下面这首讽刺诗就出自那个时期：
星期一，我头股票去，
星期二，我赚了几百万，
星期四，我买好衣衫，
星期五，我跳舞去，
星期六，我进了乞丐收容站。
劳被解职，摄政王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了劳的头上。由于公众心情激奋，劳尽量不使自己在没有护卫的情况下暴露在大街上。由于在国内生活已经不再安全了，在绝望之中，劳决定离开法国，后来又逃往威尼斯。人们都认为劳是个家财万贯的富豪，但是，这个想法完全错了。在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里，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赌徒，除了一颗价值约五六千英镑的钻石外，他所有收入都投资在了法国。因此，当他离开法国的土地时，他几乎一贫如洗。1729年，劳客死他乡，此时他穷困潦倒，孤苦伶仃。
在投资理财渐渐成为大众行为的今天，密西西比计划具有极为广泛的现实意义和警世价值，被商业投资从业者誉为必读“圣经”。是金钱导致了癫狂，还是癫狂制造了幻想？群体聚在一起后的荒唐性行为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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