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提要
选民群体的一般特点·说服他们的办法·候选人应当具备的素质:声望的必要性·工人农民为何很少选举自己的同行·词语和套语对选民的影响·竞选演说的一般特点·选民的意见是如何形成的·政治委员会的权力·它们代表着最可怕的专制·大革命时期的委员会·普选权虽有缺陷,但不能废除劫何即使限制选举权也不会改变选举结果
1.选民群体的特征
有权选出某人担任职务的集体,就叫选民群体。选民群体的成员可以有着各种特点、各种职业、各种智力水平,因此说,它是一个典型的异质性群体。尽管如此,由于他们的行为,仅限于一件规定得十分明确的事情,那就是在不同的候选人中做出选择,因此,他们只具有前面说到过的少数特征。
在群体所有的特征中,选民群体往往会表现出极少的推理能力。同样地,他们也没有批判精神,容易轻信,容易发怒,而且头脑极度简单。
此外,从选民群体的决定中,我们还可以找到群众领袖的影响,也能看到前面所说的那些因素和手段,比如断言、重复以及传染的作用。毫无疑问的是,在那些群众领袖登上政治舞台的过程中,这些特征都一一地发挥了作用。假如选民团体有着足够的推理能力,就绝不会在1848年选举的时候做出如此愚蠢的行为。
一个名叫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人,在这次选举之中得到了总票数700万张中的550万张,超过了其他几位候选人得票的总和。
而令人感到费解的是,在他当选之前,并没有人了解他,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政客而已,恰好遇到全国大选,就报名碰碰运气。结果却令他本人惊讶万分,他的得票率之高,仿佛是全体法国民众齐声呼唤着他一样。
说到底,这些所谓的选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选出来一个怎样的人。他们只是看到这个名字,联想到波旁王朝的统治者的仁慈,又想到了拿破仑曾带来的荣耀,于是就齐刷刷地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假如选民群体存在着一点批判精神,就绝不会将巴贝夫的公社理论奉若神明,那些将私人财产收归国有、在城市中开荒种地的想法经不起丝毫的推敲,却得到了大多数人的响应。同样地,没有选民团体的轻信,罗伯斯庇尔绝对无法用他所谓的“民主”一呼百应;没有选民团体的易怒,也就不会有圣巴托缪、九月惨案、拉雪兹公墓等地的血腥罪行。
所有的这些,都证明了我们的论断。看起来,这样的情况并不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稍稍减少,因为只要选民团体的性质不改变,它就会永远具有异质性群体的一切特征。
2.如何在选举中取得成功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究竟要如何说服选民群体,在选举之中取得成功。关于这一点,我们有着不少得到验证的套路,从这里面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他们的动理。
第一点,由于声望对群体有着巨大的支配力,它超越了一切其他的因素。因此,候选人一定要享有声望,或者尽量去博取它。
能够取代个人声望的因素只有财富,除此之外,学识、才干,甚至于天才,都不是非常重要的成功因素。
我们可以看到,在相同的条件下,一位名人在竞选中胜出的概率,要大大高于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其原因就在于声望的作用。在选民群体看来,把票投给一个他们熟知的名人,要比随便投给一个陌生人更可靠,哪怕这个名人是个彻头彻尾的恶棍,选民群体也会觉得他们起码对他的缺点有所了解。
第二点,就是享有声望的候选人,必须能够迫使选民不经过讨论就接受自己。
由于大部分选民都是些工人或者农民,因此他们很少选出自己的同行来代表自己,其原因就在于他们蔑视和自己一样的人,这种人在他们中间也没有声望。
也许有人会有疑问:有许多人不正是从社会基层中脱颖而出吗,在前一天他们还在工厂里拧螺丝帽,在田间播散粪肥吗?像这样的人又是如何被选民推举出来的呢?
不错,这样的例子的确存在,不过这并不足以推翻我们的论断。
当选民偶然选出一个和自己相同的人时,一般来说都是由于一些次要原因。比如说,他们为了向某个大人物或有权势的雇主泄愤,而这些人往往是选民依靠的对像,当选民对他们不满时,就会用这样赌气的方式来发泄。或是仅仅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满足自己想要做一次主人的幻觉。
第三点,一位候选人如果想要保证自己取得成功,那么他只有声望是不够的。选民同样具备群体爱走极端的特点,因此就要尽量在他们面前表现出这一点来。
候选人必须用最离谱的哄骗手段,才能够征服选民,同时还要毫不犹豫地向他们做出最令人异想天开的承诺。比如说,如果选民是工人,那就要尽量侮辱和中伤他们的雇主,这样的行为再多也不过分。
对于竞选的对手,必须利用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竭力让人确信他是个十足的无赖,他恶行不断是人尽皆知的事实,如果把票投给了他,就意味着一场大灾难将要降临。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在他的作品《竞选州长》中曾经记载过,当他决意想要竞选州长时,只在几个星期之内,他的名声就从一个老实人变成了通奸者、溺婴犯、酒鬼、无赖、骗子和小偷。这样的描写虽然存在着夸大其辞的文学成分,却也能说明一个候选人究竟应该怎样对付他的对手。
第四点,假如你的对手正在低毁你,那么就必须要记住,为任何表面证据而费心是没有用处的。假如一个人对群众心理缺乏了解,那么他就会用各种论证来为自己辩护,而不是用斩钉截铁的断言来否认那些传闻。这样一来,他也就没有任何获胜的机会了。
第五点,一个候选人千万不可以把写成文字的纲领处理得过于绝对,一定要为自己留下一定的余地,否则你的对手将来就会用它来对付你。当纲领成为白纸黑字之后,就是板上钉钉的证据,容不得否认与抵赖。
不过,如果你只是在口头叙述中阐述你的纲领,那么再夸夸其谈也不算过分。你可以面无惧色地向听众承诺最重要的改革,也可以大言不惭地向听众宣讲美好的未来。
我们要知道,群体欢迎极端夸张的东西,说出这些偏激的话语,能够在群众中产生巨大的效果,但是在实际的政治领域,它们对未来根本不存在约束力。
因为事情总是会变化的,任何改革都需要不断地观察,而选民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机会来看到这些事,他们甚至绝对不想为这事操心,他们也并不想知道,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在实施他的竞选纲领上走了多远,改革究竟进行到了什么程度,尽管选民以为正是这个纲领,才让他的选择有了保证。
3.用言语控制选民
在以上提到的事例中,能够看到我们前面讨论过的所有说服的因素。这样一来,口号、词语和套话自然也就包含在其中了。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谈到过这些东西神奇的控制力,群体会为它们如痴如狂。在下面的研究中,我们还会看到它们所发挥的作用。
一个明白如何利用这些说服手段的演说家,都会对这些东西大加利用,因为他能够用刀剑和杀戮成就的事情,用这种办法照样可以办得到。
比如说,像不义之财、卑鄙的剥削者、可敬的劳工、财富的社会化之类的说法,永远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尽管它们已经被用得有些陈腐。此外,如果候选人满嘴新词,其含义又极其贫乏,因而能够迎合极不相同的各种愿望,他也必能大获全胜。
1873年,在西班牙发生的那场血腥的革命,就是由这种含义复杂,因而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做出解释的奇妙说法引起的。在史料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关于这件事的记载。
在最初的时候,暴动者推翻了当时的国王,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然而随着时间流逝,激进派却发现集权制的共和国其实就是乔装打扮的君主国,于是为了迁就他们,议会全体一致宣告建立一个“联邦共和国”。
虽然投票者中谁也解释不清楚自己投票赞成的是什么,然而这个说法却让人皆大欢喜。人们无比高兴并陶醉于其中,好像一个充满美德与幸福的王国就要在地球上揭幕。共和主义者如果被对手拒绝授予联邦主义者名称,就会认为自己受到了致命的侮辱。
人们在大街上奔走相告,以这样的话互相问候:“联邦共和国万岁!”然后便响起一片赞美之声。当时的军队已经涣散到了极点,没有一点纪律可言。士兵们借着士兵自治的名义,拒不服从军官的指挥,然而人们却对这一点大唱赞歌,仿佛军队成为了一盘散沙,就意味着民主时代的来临。
那么,人们对这个“联邦共和国”是如何理解的呢?有些人认为它是指各省的解放,就和美国的行政分权制相似的制度。有些人认为它是一个伟大的国度,就像国土横跨世界的英联邦一样。还有些人认为它意味着消灭了一切权力,从而需要迅速着手于伟大的社会变革。
4.选民群体拒绝理性
毫无疑问,在选民群体中不存在任何理性,他们也绝不愿意接受任何理性的影响。
在报纸的宣传中,选民集会常常被描写成为一场在公平气氛下举行,充满睿智的辩论会,然而真实的情况却远不是这样。
在这种集会上,演讲者往往言之凿凿,切齿痛骂对手,有时甚至拳脚相加,但绝对听不到论证。
即使有片刻安静的时候,也是因为有个享有“粗汉”名声的人在场,宣称自己要用一些让听众开心的麻烦问题难倒候选人。然而反对派的满足是短命的,因为提问者的声音很快就会被对手的叫喊声压倒。
在一些史料中选出来的有关公众集会的记载,可以作为这方面的典型。
在法国南特地区一次选民的公众集会中,会议的组织者之一请大会选出一名主席,骚乱立刻席卷全场。无政府主义者跳上讲台,粗暴地占领会议桌;社会主义者极力反抗;保皇党大声叫骂。人们相互扭打,每一派都指责对方是拿了政府佣金的奸细,无数人因此而受伤。事后,警察和民兵在会场收集的钱包、胸针、假牙、假发等小零碎,整整装满了两个大筐。
在这一片喧嚣声中,会议只好拖延很长时间,原定中午结束的集会,到了下午还在进行。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集会中根本不存在任何的理性,参与者要么用恶毒的语言互相攻讦,要么干脆拳脚相向。在这样的气氛中,辩论和冷静的探讨是绝不可能实现的。(www.xing528.com)
也许有人会说,这种集会的成员囊括了各种政治派别,他们存在着观念上的分歧,有着不同的利益,自然不可能体现出理性的光辉。其实,即使在有着共同利益的集会中,也很难保证冷静与理性。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些事情只发生在固执的选民群体之中,也不要认为这取决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在不管是什么样的无名称的集会中,即使参与者全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会上的争论也没什么两样。
5.选民是被操纵的群体
在前面的研究中我们已经说过,当人们聚集成一个群体时,一种降低他们智力水平的制约就会发生作用。我们可以在很多的场合里找到这方面的证明,比如说,1895年2月13日的《财报》上,就记载了一次学术集会的场景。
在那个晚上,随着时间的流逝,喧嚣声有增无减,绝没有哪个演讲者能够说上两句话而不被人打断。每时每刻都有人在这个角落或那个角落大叫大嚷,或者是一起叫喊。
当一个演讲者得到掌声的同时,他也一定会得到嘘声。听众中的个别成员也在不断地互相激烈争吵。一些人可怕地挥舞着木棒,另一些人不停地击打地板。那些打断演说的人,总是会引来一片呼喊“把他轰下去”或是“让他说”!
一位名叫C先生的学者,在获得了讲话的权利之后,一张嘴就是白痴、懦夫、恶棍、卑鄙无耻、唯利是图、打击报复之类的用语。他挥舞着双手,信誓旦旦地宣称,要把这些东西统统消灭。
我们可以看到,参加集会的成员不是学者就是教师以及为数不少的高校学生。这些人显然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但在这方面,他们却和街头的流氓一样表现得毫无教养。
也许有人会问,处在这种环境里的选民怎么能够形成一致意见呢?
我们的回答是,选民群体可以说他们持有意见,但是绝对不能夸口说这个意见是自己提出来的,也决不能夸口说这个意见合乎理性。
因为实际的情况是,选民的意见和选票通常是操纵在选举委员会的手里的,而它的领袖人物通常都是些著名的政客。他们向工人许诺好处,因此在这些人中间很有影响,也就可以将他们的意愿夹杂在许诺之间,一股脑地塞给选民群体。
正如今日最勇敢的民主斗士之一的谢乐先生所言:“你可知道什么是选举委员会?它不多不少是我们各项制度的基石,是政治机器的一件杰作。今日法国就是受着长期选举委员会的统治。”
选举委员会的威力之大,以及它对选民群体控制程度之高、操纵手段之熟练,都是我们绝难想象的事情。曾经有一位选举委员会成员放出狂言,声称只要候选人能够被群体所接受,并拥有一定的财源,解决选民群体的问题并不困难。在他看来,只要300万法郎,就能够让犯有叛国罪的布朗热将军重新当选。
通过上面的研究,我们终于对选民群体的心理有了较为透彻的了解。可以说,它包含了群体的一切特性,和其他那些群体相比,它既不更好也不更差。
6.不可动摇的普选制度
我们看到了选民群体的弱点,也就知道了法国普选制度的荒唐之处,可以得到的结论是,该项制度和古罗马的元老院毫无区别,甚至更像是雅典城的所谓共和,是由少数人主导,操纵大批民众的制度。
然而话虽这样说,我们却必须要将普选制度保留下来,尽管我们知道它的机制如何,但出于一些实际的原因,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将它一笔勾销。事实上,我们是通过对群体心理的调查归纳出了这些原因,基于这些考虑,我要对它们做进一步的阐述。
毫无疑问,普选制度的弱点十分突出,因此我们很难对其视而不见。但是我们无法否认一桩事实,那就是社会一定是要由少数人操纵的。
我们的文明,乃是少数智力超常的人的产物,这些人构成了一个金字塔的顶点。随着这个金字塔各个层次的加宽,智力也相应地越来越少,而这个金字塔的底座,就是一个民族中的广大群众。
一种文明的繁荣与进步,如果仅仅依靠以人多势众自夸的低劣成员的选票,是绝对无法让人放心的。一个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必须要由少数社会精英阶层来掌舵。
正因为如此,我们与其任由民众将国家航船开往危险的深渊,反而不如听任几个政客掌控他们,至少在接受正确观念的难易程度方面,影响几个人要比影响群众简单得多。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普选观念已经深深地植入了法国民众心中。一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一直在为了争取这项权利而血洒大地,想要将这项权利夺走,或是仅仅做一个名称上的改变,都势必会遭到民众的迎头痛击。
我们只要记得,观念变成教条后有着不可征服的力量,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
从纯粹的学术角度看,群体权力至上的教条就像中世纪的宗教教条一样不堪一驳,但是如今它却拥有和昔日宗教教条一样强大的绝对权力,因此,它就像过去我们的宗教观念一样不可战胜。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假设有个现代自由思想家,因为时空穿梭而被送回到了中世纪。难道你会认为,当他发现盛行于当时的宗教观念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后,会对它们进行攻击吗?
假如这个思想家落入了一个能够把他送上火刑柱的法官之手,指控他与魔鬼有约或者参加了女巫的宴会,他还会对存在着魔鬼或女巫提出质疑吗?假如他坚持自己的自由思想,那么他还会有活命的机会吗?
正如这个思想家的命运一样,我们如果要用讨论的方式来试图动摇普选制度,就比群众的信念高明不了多少。而普选制度所受到的迷信,它具有的威力,几乎是和过去的宗教一样的。
在今天,那些演说家和作家在提到普选、民主这一类词语时,所表现出来的恭敬与媚态,甚至就连煊赫一时的路易十四也无缘享受。因此,我们并不需要急于动摇这项制度,也暂时无法动摇其一分,对于它,我们必须采取和对待宗教教条一样的立场。除了时间之外,谁也没有办法对它发生影响。
除了以上我们说到的方面,还有一个因素,使得破坏普选制度教条的努力,变得更加苍白无力,因为它具备一种对自己有利的外表。
在我们今天这个号召人人平等的时代,人们其实并不相信他们彼此之间全都一样的说法。
在民众的心目中,总是认为自己的身边生活着一群傻瓜,这就使得他倾向于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寻找志同道合者,寻找支撑自己观点的意见。于是,每个人都开始毫无节制地信赖公众的判断力,似乎人数越多,里面就会囊括更多的聪明人,似乎真理总是与人数上的优势携手同行。
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尝试着要废除掉普选制度时,一定会遭到最猛烈的反击,每个人都会认为,这种做法破坏了产生真理的道路,仿佛将智慧之泉的泉眼堵死一样可恶。
有人认为,只要对普选制度加以改革,对民众的选举权加以限制,如果必要的话,可以直接把这种权利限制在聪明人中间,这样就可以解决掉一切问题。
这样做真的会改进群众投票的结果吗?
我们必须要说,这种情况永远也不会出现。无论那些聪明人的睿智程度如何,也无论他们的人数少到什么程度,局面都无法得到改观。
我们知道,只要人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群体,那么不论它成员多寡,不论其成员素质如何,就统统患上了智力低下症。只要身处一个群体之中,人们总是倾向于变得智力平平。
在一个一般性的问题上,40名科学院院士的投票,绝不会比40个买水人所投的票更高明,因为对所有的群体来说,它们的智力水平总是一样的低。如果按照那种流行的说法,只让有教养的和受过教育的人成为选民,那么最终的投票结果可能只会变得更糟。
人的智力来源是个神奇的东西,对社会问题的清醒认识也不可能人人具备,一个人绝对不会因为通晓希腊语或数学,是个建筑师、兽医、医生或大律师,就掌握了特殊的智力或社会问题。比如说,我们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几乎全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也大都是教授或学者,然而,这些人何曾就哪个普遍性问题取得过一致意见呢?贸易保护的问题讨论了几百年,完全看不出有得出结论的迹像。金本位制还是银本位制孰优孰劣的话题一被抛出,学者们就已经吵得不可开交,最后竟然用金银双本位制的办法相互妥协。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局面,原因就在于这些学者和专家对社会问题一无所知,他们所谓的学问,只不过是在我们普遍无知的基础上,加上了那么两三本专业著作。在社会问题上,由于未知的因素数量实在太多,很难覆盖到他们的专业领域,因此从本质上说,他们的学问和民众的无知也没有什么两样。
正因为如此,完全由掌握各种学问的人组成的选民,他们的投票结果不会比现在的情况好多少。
时间一长,这些学者将仍然主要受自己的感情和党派精神的支配。对于那些我们现在必须对付的困难,他们还是一个也解决不了,甚至还会因为自己的身份而产生优越感,集合起来形成身份团体,在民众的头上加上一层新的暴政。
7.民族精神的深层作用
说到底,废除还是保留普选制度,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并没有什么要紧。不论是限制群众的选举权,还是放宽这种权利,不管国家制度是共和制还是君主制,更不论是在法国,还是在德国,或者是在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其结果都不会有什么改变。总的来说,民众的选举结果,所要表达的只不过是一个民族潜意识的向往与需要。
假如民众未曾呼唤一个统一而强大的法国,拿破仑即使具备再大的威力,也不可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成为法兰西民族的领袖。
假如民众未曾向往着从宗教和贵族的羽翼下面解脱出来,被记入1789年史册的就将是几个匪徒的阴谋暴乱,而非一场旷日持久的大革命浪潮。由于法兰西民族的性格特征,使得它的民众绝不可能忍受任何刺激,只要对他们稍加拨弄,他们就会因此而陷入极端。罗伯斯庇尔也好,拿破仑也罢,甚至远到德国的俾斯麦、意大利的加富尔,他们所做的事情,也都是民众急切渴望的事情。
所以说,在任何一个国家中,任何一个当选领袖的意见,都会反映着这个民族的禀性,而我们看到,这种禀性从一代人到下一代人,世世代代地流传下去,从来都不会出现显著的变化。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地遇到了民族这个基本概念。在前面的研究中,我们也曾多次遇到它,现在我们一定会得到最新的认识。那就是各种制度和政府对一个民族的生活来说,只能产生很小的影响,它主要受种族的禀性支配。换句话说,我们世世代代都要受着某些遗传品质的支配,而所谓的禀性正是这些品质的总和。
因此,无论情况多么错综复杂,种族和我们日常所需这两架枷锁,乃是决定着我们命运的神秘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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