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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信念和主张的变化限度及优化方法

时间:2023-07-0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将群体的见解和信念分成两类,而且是反差很大的两个类别。古罗马人之所以能征服世界,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对罗马狂热崇拜的信念。各民族为了捍卫自己的信念,往往会表现得极度野蛮和不宽容,这是很显然的。世界上演的一幕幕悲剧,常常是由信念引起的。1500年以来,在欧洲各民族的心目中,即使像莫洛克这样野蛮的宗教神话,都是坚决不容怀疑的。

群体信念和主张的变化限度及优化方法

本节提要

(1)坚定的信念

某些普遍信念的不变性——它们决定文明的进程·根除它们面临的困难·一种信念在哲学上表现出的荒谬性不会妨碍它的传播

(2)群体主张的多变性

不是源自普通信念的意见极端不稳定·近百年各种思想和信念的明显变化·这种变化的真正限制条件·受变化影响的事物·普遍信念消失的情况愈演愈烈,报纸传媒的极度扩散,导致了舆论越来越变幻莫测·为什么群体的舆论倾向于让绝大部分的受众变得越来越麻木·政府现在无力像过去那样来引导舆论·现在的舆论因为它们过分的分散而要严防出现专制

1.坚定的信念

心理特征与生物解剖学特征有许多极为相似的方面。从解剖学特征来看,地球上存在着一些不易改变或只能细微改变的因素,要改变这些因素需要以地质年代作为计算单位。当然,在这些不易改变的或稳定的因素之外,还存在一些极易改变的因素。比如畜牧业和园艺业,通过一些人为技术就能将动物植物改头换面,甚至能使观察者察觉不到一点儿它们原本所具有的基本特征。

从心理特征出发,同样的现像仍然存在。比如一个种族,除了那些稳定的心理特征,还存在一些极易改变的特征。因此,当我们对一个民族的信仰和观念进行研究时,就需要特别注意了。因为总会有一些额外的观念和主张移植在原本稳定的基础之上,这些被移植过来的主张和观念极为多变,就像暂存于岩石上的流沙一样。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将群体的见解和信念分成两类,而且是反差很大的两个类别。一类就是我们拥有的重要且永恒的信仰,即使经历了百年的风风雨雨,它们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它们是整个文明的基础,比如,在过去有像封建主义基督教新教这样的信仰,现在有民族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等观念。另一类就是一些暂时的而且易变的观念和见解。它们通常都是一个时代的短时间内的产物,来得快,去得也快。由那个时代一些普遍的学说引发,比如影响文学艺术的各种理论就是这方面最好的例子。这些理论产生过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神秘主义等具体的思想观念。这些观念和理论即使在当时影响极大,也只是表面的。它们就像时尚一样,多变和易逝,也像水池表面那些极易出现,也极易消失的涟漪波纹一样。

真正伟大而且被普遍认同的信仰数量很少。不管是哪个文明的民族,他们都会记录自己的兴盛和衰亡。因为兴衰的过程对后世来说太重要了,正是因为有了它们才有了文明的真正基础。

一时的见解可以很容易对民众产生影响,但是想让一种信念一直占据他们的大脑却十分困难。当然,这种信念一旦占据了民众的头脑,也不是那么容易清除掉的。一般来说要经过暴力革命的洗礼才能将它们冲刷干净。更有甚者,如果信念无法对民众的头脑进行控制,那么也要靠革命的力量才能如愿。遇到这种情况,革命就必须得走到前台来去清理那些已经被抛弃的东西的残余。这些旧势力仍然强大,阻碍着人们接受新思想。一场革命的爆发很可能就意味着一种旧观念的灭亡。

当一种信念的价值开始被质疑的时侯,说明它已经开始走向衰亡了。不管是什么信念,即使已经得到了普遍承认,但仍摆脱不了虚无的特征。唯一能让它继续存活的办法就是,它不能接受理性的思辨。

根据一种信念建立起来的制度不是那么容易消失的,即使在信念即将崩塌时,这种制度还会保持一定的生命力。只有当信念完全消失,没有一点踪迹时,根据它建立起来的一切包括制度才会开始最终消亡。从古到今,不管哪个民族,只要它还想保留原有的文明,就不会随便更改已有的信仰。信仰的转变过程是逐渐的。当这个民族准备接受一种新的普遍的信念时,它必定会先停下原来的脚步。很显然在停下脚步之后,接受新的信念之前,它所处的环境一定是无政府的状态。普遍信念是构成文明必不可少的基石,决定着各种思想的走向。它能激发信仰的产生,并让人们产生捍卫它的责任感。

不管哪个民族都明白普遍信念的重要性,他们的内心十分清楚,一旦这种信念消失了,这个民族就会走向衰亡。罗马人之所以能征服世界,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对罗马狂热崇拜的信念。而当这种信念逐渐衰败的时候,古罗马也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再来看看那些毁灭罗马文明的野蛮人,他们之所以能打败罗马,是因为他们全部接受了某种可以共同接受的信念,并由此取得了空前的团结,使他们有勇气摆脱无政府状态

各民族为了捍卫自己的信念,往往会表现得极度野蛮和不宽容,这是很显然的。这种表现在哲学批判史中可以找到。不过,这些表现正是一个民族最可贵的品质的再现。中世纪,很多发明家或创新者都死在火刑柱上,是因为他们要寻求或坚持某种信仰。有的人幸运地没有被处死,但是他们过于坚持自己的信念,最后却因为绝望而死去。世界上演的一幕幕悲剧,常常是由信念引起的。为了自己的信念,成千上万的人甘愿战死沙场或与信念共存亡。

要建立普遍的信念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但一旦它安了营扎了寨,想拔掉它也是困难多多的。因为它已经具备了长期不可战胜的力量。即使这种信念从哲学角度分析是荒诞不经的,但它仍然会占据最理智的头脑。1500年以来,在欧洲各民族的心目中,即使像莫洛克这样野蛮的宗教神话,都是坚决不容怀疑的。这个神造出来一些动物,但是这些动物不服从他的命令,因而惹恼了他。为了惩罚自己,他贡献出自己的儿子,去接受最残忍的酷刑。然而,十几个世纪过去了,竟然没有人对这个荒诞无稽的神话提出质疑。即使是见识超过常人的智者也没对这类神话提出质疑。这件事足以证明一个事实,那就是普遍信仰具有催眠作用。除了这个事实,我们再也找不到更确切的事例去证明我们理智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让我们自己都感到难为情。

只要新教条扎根于群体的大脑,就会变成巨大力量的源泉,鼓舞着人们向前进。它还会派生出各种制度、艺术形式,主导人们生活的方式。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新教条就绝对控制住了人们。因此,各色各样的人都想利用它达到目的。真正想成就一番事业的人会想尽办法,让这种已经被接受的信仰落到实处。立法者想利用它制定切实可行的法律条文。哲学家、艺术家和文学家用尽心思,希望通过最美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

可以根据普遍信念得出一些暂时的观念,不管这些派生出来的观念是什么、存在的时间多么短暂,它们仍然带有原始信念的印迹。不同的宗教信仰产生不同的人类文明,比如埃及文明、中世纪的欧洲文明等。这些文明都带有深深的宗教痕迹,即使是极微小的事物,在它们身上都能找到那些痕迹。人们一眼就能辨认出来。

总的说来,这些普遍信念是必需的。它们在不同时代产生了那个时代特有的大体一致的传统、观念和习惯。所有人都生活在那个时代的环境之下,都会受到它的浸染和支配。支配人们行为的首要因素是信念,然后才是习惯。这些习惯是由信念派生的。这些信念能影响到我们生活中最微不足道的事情,能支配最不起眼的行动,即使连最具独立性的精神也要受它的主宰。这些信念一旦在人的大脑中形成专制性质的力量,那么就会成为真正的暴政,因为普通人是无法与它抵抗的。我们不得不承认,提比略、成吉思汗和拿破仑都是暴君的化身。但是那些埋藏在坟墓中的宗教创始人,却一直在统治人们,程度之深无人可以撼动。推翻一个暴君的统治,人们可以采用密谋的方式,然而推翻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又该采用什么方式呢?罗马天主教的统治显然是一种暴政,遭到多方的反抗,包括法国大革命,然而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当时,群体是倾向于反对者的,而反对者本身也采用了宗教法庭所用的最残酷手段,对暴政进行无情的摧毁和破坏。最后的结果又是什么样呢,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真正的暴君是谁?人们给出的答案是:已经死去的人,或自己编织出来的一种想象中的人物。

从哲学角度出发,不管是什么信念都是极为荒诞的,但这种说辞最终不能阻碍它们获胜。反过来说,正是因为这些信念具备了某种神奇的荒谬特征,它们才得以大获全胜。(www.xing528.com)

2.群体主张的多变性

我们在前文中阐述了坚定信念的力量。但它的表面上还会生长出一些意见、观念和思想。它们总是此消彼长,其中一些存在的时间或许只能以日计数,另外一些相对重要的也不比一代人的寿命长。我们已经表明,这一变化常常不过是表面的现象,某些种族意识在深刻地影响着它们。例如通过探究法国的政治制度,我们可知各个政党(有保皇派、激进派、帝国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等)在表面上看起来差异极大,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正是法兰西民族精神结构决定了这样的一个理想,因为在别的一些民族中,相同的名称之下完全是相反的一些理想。不论是为思想主张安上一个名称,还是只是一个骗人的伎俩,这些都改变不了事物的本质。大革命时代的人们深受拉丁文学的影响,他们只关注罗马共和国并袭用它的律法、权杖、法袍,但并没有因此而变成罗马人。因为罗马人受统治的帝国有深重的历史意义。古代信念有表面上的变化,但背后肯定有什么支配性的因素。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在不断变化的思想主张中,探究一般信念和种族特性所能决定的那些因素。

如果没有这一哲学层面的反省思考,好像群体一直在随意转换他们的政治信念或宗教信仰。包括政治、宗教、艺术或文学在内的所有历史,似乎都在证明事情本来就是如此。下面作为案例的是法国历史上很短暂的一个时期——1790~1820年,让我们看看这30年的时间,也正好是一代人的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保皇派的群体在刚开始时显得革命精神十足,接下来转变为极端的帝国主义者,最后变成了君主制的拥护者。他们在宗教问题上从天主教转向无神论,然后又投入到自然神论的羽翼之下,最后重新回到最坚定的天主教立场。这些变化出现在民众中间,同样也出现他们的领导者那里。让我们惊讶的是,国民公会中的头头脑脑,这些国王的死敌,既不信上帝也不信君主的人们后来竟成为了拿破仑恭顺的奴仆,而在路易十八统治的时候,他们手持蜡烛无比虔诚地走在宗教队伍中间。

群体的思想观念在此后的数年间又发生了无数次的变化。就在本世纪初还被认为是不讲信义英国佬,在拿破仑的继承者统治之时竟成了法国的盟友。俄国两次遭到法国的入侵,它心满意足地观看着法国的衰败,后来也变成了法国的朋友。

在文学、艺术和哲学的领域中,思想主张的变化更加迅速。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和神秘主义,等等,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瞬间就可能风骚不再。有些艺术家和作家昨天还在受享世人的吹捧尊奉,明天就有可能遭到痛斥漫骂。

然而,细致地探究这些表面上的变化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所有那些与民族的基本信念和情感不能协调一致的,都不会长久地存在下去;逆流总是短暂的,不久还会融合到主流当中。如果与种族最基本的信念或情感都毫无干系,那么这些思想主张是不可能具备稳定性的,只能任由境遇去支配。或者,如果这些见解主张还有值得存在下去的价值,也会随着环境的不同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它们只是一个暂时存在的现象,在暗示传染的作用下生成,迅速长大,在成熟之后又匆匆消亡。这就像海滩上的沙丘,它们是由风偶然间吹成,暂时是那个模样罢了。

目前,群体多变的见解主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原因有以下三个。

第一,过去的信仰——彼时能促成一个阶段性的思想见解,如今正在一天天地失去它的影响力,再不能像往昔一样有所作为。普遍信仰的衰落提供了一个空间,很多没有历史传统,谈不上未来前景的见解主张在偶然间填补了上去。

第二,群体的力量不断增加,以至于愈发没有一个可以对它形成制衡的力量。由此,群体多变的思想见解——我们有所了解的群体特征,可以畅快淋漓地表现出来。

第三,在近来不断得到发展的报业,把完全对立的思想见解不断地呈现在群体眼前。每一个特定的主张和见解都会产生一定的暗示作用,但它很快就会受到挑战和破坏——主要来自对立的主张见解所产生的暗示。最后的结果是任何一种思想主张都难以普及,它们很快会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现在,一种思想主张因为来不及让足够多的人去接受,也就不可能成为一种普遍的思想观念,就会很快地死去,不留下任何遗迹

由此,世界历史上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现象,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政府在引导舆论上显得无能为力。

就在不久之前,政府的举措、为数不多的作家、可以数得过来的几家报纸,它们即能真正反映公众的舆论。然而,今天的作家已经没有任何影响力,报纸反映的只是各种不同的思想见解。对政治家而言,他们远谈不上去引导各种主张见解,因为一直落在其后追赶都来不及。他们对各种主张见解有所忌惮,甚至有时心生恐惧。由此,他们采取的政治举措也显得很不稳定。

于是,来自群体的思想主张见解大有成为政治的最高指导原则的倾向。这一倾向已经发展到可以逼迫国家结盟,例如最近的法俄同盟几乎就是一场大众运动的产物。目前可谓病相丛生,教皇、君主和皇帝都有接受采访的意愿,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似乎愿意把自己对某一问题的看法交给民众去评判。政事不可感情用事,这句话放在过去或许是正确的。但当政治越来越受到群体的支配,而他们的冲动又是多变的,不受理性的主宰而只任由情绪摆布,我们还能再说政事不可感情用事?

报业在过去像政府一样,发挥着引导舆论的功用。如今在面对群体力量时,它也变得低眉顺眼有所迁就了。当然,报业还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然而这也只不过是它能够如实地反映群体的看法和见解,展现其不断变化的过程。报业已蜕变为仅仅提供信息的一个部门,顺其自然地也就不再引导人们去接受某种思想或学说。由于担心失去广大读者,报业在大众思想的变化大潮中只是放任自流。这样做是因为有竞争存在,别无他法只能如此。过去那些有主见、有影响力的报纸如《宪法报》、《论坛报》和《世纪报》,上一代人把它们视为智慧的传播者。而如今,它们不是已经不见踪迹,就是转型为典型的现代报纸一最有价值的新闻夹杂在各种各样的轻浮话题、社会传闻和金融谎言中间。今天,任何一家报纸都没有财大气粗到放任自己的撰稿人去发表见解主张——这些见解主张的价值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绝大多数的读者只想获得消息,他们对深入思考后得出的一切结论都表示怀疑。甚而言之,评论家同样不可以再斩钉截铁地说一本书或一部戏剧取得了成功。他们可以肆意发表漫无边际的评价,却不能为读者奉献有价值的服务。报社颇通人情世故,一切有用的东西是可以放弃的,甚至可以压制有深度的批评,所有的文章只可提一下书名,再添上几句“吹捧奉承的话”。在接下来的数年里,戏剧评论或许将会遭遇到同样的命运。

今天,报社和政府的第一要务就是时时留意人们的思想状况。它们迫切地想知道一个事件、一项法案或一次演说产生的实际效果,最好是不通过没有任何中间环节。这并不容易做到,因为群体的想法和念头是天底下最变化多端的。群体今天可能在咒骂他们昨天还在唱赞歌的事情,类似的这些做法是极为常见的。

由于主导性的力量并不存在,还有基本信仰的毁灭,最终的结局就是人们所有的观念无不存在深刻的分歧。这使得群体只对那些明确无误地触及他们的直接利益的事情牵肠挂肚。

如今,讨论和分析使得所有的思想主张都丧失了权威的名分,它们的个性特征在迅速衰退,因为持续的时间太短以至于很难唤起我们的激情。现代人正在变得越来越迟钝。

面对理想精神的衰退,大可不必过分悲伤。这毫无疑问是一个民族生命衰败的预兆。当然,整体来看那些真诚且有坚定信念的人,例如伟人、站得高看得远之人、圣徒和大众领袖等,他们与专门从事否定性批判的人或呆板迟钝之人相比,影响力可以更大。然而,不要忘了这样一个事实——目前群体拥有无比巨大的力量,因此若有一种思想主张赢得了足够的声誉,并且让自己能得到普遍的认可,那么,这一思想主张就会迅速拥有巨大的强制性质的力量。它会让所有的事情都屈从于它,自由探讨的时代会因此而万劫不复。群体作为主导者,只会在偶然间迈出闲适的步伐,就像赫利奥盖巴勒斯和提比略一样,然而他们同时又是暴躁的、喜怒无常不可捉摸的。一个由群体占据主导地位的文明,几乎没有再延续下去的可能性。还有什么能延迟文明自身的消亡呢,也许只有毫无定性可言的群体的思想主张,还有就是他们对所有的一般信仰都不会触动的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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