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的情感和道德观的优化措施

本节提要

（1）群体的冲动、易变和急躁

所有刺激因素都对群体有支配作用，并且它的反应会不停地发生变化·群体不会深思熟虑·种族的影响

（2）群体的轻信和易被暗示

群体受暗示的左右·它把头脑中产生的幻觉当作现实/为何这些幻觉对组成群体的所有个人都是一样的·群体中有教养的人和无知的人没有区别·群体中的个人受幻觉支配的实例·史学著作的价值微乎其微

（3）群体情感的夸张与单纯

群体不允许怀疑和不确定/它们的感情总是走极端

（4）群体的偏执、专横和保守

这些感情的缘由·群体面对强权卑躬屈膝·一时的革命本能不妨碍他们极端保守·对变化和进步的本能敌视

（5）群体的道德

群体的道德可以比个人高尚或低劣·解释与实例·群体很少被利益的考虑所左右·群体的道德净化作用

简要地描述完群体的基本特点后，接下来将研究这些特点的细节。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群体的一些特质，比如冲动、躁动、没有理性、判断力和批判精神的缺席、情感夸张，等，总会出现在进化形态比较低的生命中，例如妇女、野蛮人和儿童。这一观点我只是提及一下，本书不涉及对它的论证和说明。另外，这些内容对已经掌握原始人的心理知识的人没有任何用处，同时又不能让对此一无所知的人信服。

下面，我将按照次序讨论群体的特点一这些特点在绝大多数群体都可以看到。

1.群体的冲动、易变和急躁

在研究群体的基本特征时，我们知道，无意识的动机几乎完全支配着群体的行为。确实群体的行为基本上不受大脑的指挥，而主要听命于脊椎神经的号令。群体在这个方面与原始人极为相像。

从表象上来看，他们的行动不能不说是完美的，但这些行为不是经由大脑完成的，个人采取行动的方式主要来自于他所受到的刺激。只要是刺激因素，就会对群体发挥控制性的作用，而且这一作用会不停地发生变化。

群体只能算是刺激因素的奴隶。独处的个人在受刺激因素的影响这一方面，与群体中的个体一样，只是他的大脑会对他发出命令——受冲动支配并不可取，由此他规约自己的行为，不受冲动的摆布。用心理学的语言表述这一说法的话就是：独处的个体能够主宰自己的行为，并对这一行为进行反省后做出反应，而群体则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让群体激昂亢奋的因素，主要听从于各种各样的冲动。冲动是大度的，也可以是残忍的，是奋勇的，也可以是怯弱的，但它表现总是极强烈的。因此，个人利益以至于生命存活下来的权利都难以触动它们。

刺激群体的因素有很多，而群体在这些刺激面前总是俯首帖耳，因而群体表现出来的情态也是多种多样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群体在转眼之间就可以从血腥暴力的躁动转变为极度宽容平和，并走向英雄主义。群体的举动可以是刽子手模样的，同样也可以是慷慨赴难、义不容辞的。

群体能够为自己的信念不惜任何代价，即使是流血和放弃生命也在所不惜。

群体到底能做出什么样的举动，要想了解这一问题的答案，其实不必回到过去的英雄年代。在起义时，人们从不吝惜自己的生命。不久前，一位声名卓著的将军能够做到登高一呼而应者云集，轻松地聚集起上万人，只要他一声令下，那些人就肯为他的事业抛头颅洒热血。

群体几乎不提前做什么谋划，他们的情绪被挑动起来，而前后可能是完全矛盾的。无论如何，群体中的人们总是受眼前刺激因素的支使。风暴吹动树叶高高飞起，散向各个方向，飞舞着然后重新落在地上，群体中的人们好比这些树叶。接下来，我将讨论革命时期的群体，还会列举出许多群体情绪多变的例子来。

群体有多变性，这让它显得难以驾驭。公共权力一旦掌控在它们手上，事情就变得更加复杂。平日生活中有很多必要的框框会对社会生活形成一种不可见的约束和规定，如果这种约束消失，政治基本上不可能再持续多长时间。另外，群体是不可能长久的，即便它有各种各样的热切愿景，但不具备任何深谋远虑的能力。

群体易冲动而善变。群体像野蛮人一样，对愿景和实现之间的任何障碍都置若罔闻。它不会关注中间存在的这个障碍，因为群体自认为足够强大，一切障碍在它面前都不是什么问题。在群体中的个人看来，根本没有不可能的观念。而孤立独处的个体就很清醒，独自一人时是不能去焚烧宫殿或抢劫商店的，即便有这样的冲动，也很容易把它抑制下去或打消掉。而一旦在他进入群体成为其中的一分子时，他就会意识到人多势众的力量。这种力量足以激发出打家劫舍或烧杀抢掠的念头，并且人们会马上听命于这种冲动。之前所有想到的障碍都会被激烈地毁弃。充足的狂热情绪从人类那里产生，因此当愿景不能实现时，群体累积而成的只剩下这种亢奋的状态。

种族自身的一些特质可以视为我们一切情感的源泉。就像它会影响到我们研究的人们的一切情感一样，群体的躁动、冲动和易变都在种族特质的影响范围之内。毫无疑问，一切群体都是躁动且冲动的，只是程度有所不同。例如，由拉丁民族构成的群体和由英国人构成的群体，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就十分明显。还有法国发生的历史事件可以为此提供一个生动有趣的案例。在25年前，仅仅是一份电报一据说一位大使遭到了侮辱一经公布结果就让民众暴怒，紧接着引起一场骇人的战争。几年之后，又是一份电文关于谅山一次意义不大的失败，又引燃了民众的怒火，政府为此而立刻垮台。与此同时，英国远征嘻土穆遭到了严重的失败，这件事在英国的反响却只是微波荡漾而已，人们的情绪没有巨大的波动，甚至内阁大臣都没有被解职。各地的群体多少都会有些女性气质，其中由拉丁族裔组成的群体女性气质最重。只要能赢得他们的信任，你的命运会立马为之改观，但不要为此高兴太早，现在的你好比在悬崖边上闲庭信步，未来的一天必定会掉到深渊之中。

2.群体的轻信和易被暗示

在对群体进行定义时，我们说它的一个普遍特性是特别容易接受人的暗示，并指出这一感染程度在人类群体中能达到的位置。这一实情可以对群体情感的突然转向做出合理的说明。也许人们说这并不怎么重要，其实，群体一直都是这样一个状态——时时在期待被关注，因而它极容易受人暗示。最开始只是一个示意，经过相互感染，很快就进入到群体中所有人的头脑之中，于是一个事实即刻降临，群体一致的倾向性情感得以形成。

在暗示的影响之下，每个个体的表现都一样，即意念一旦进入头脑就很容易变成行动。无论是去放火烧毁宫殿，还是牺牲自己的生命，群体都会毫不顾惜。与独立的个人不同，群体的所有行动都取决于刺激它的因素，还取决于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就是接受暗示而采取行动和理性之间的博弈，理性思考很可能与采取的行动是尖锐冲突的。

由此可知，群体就徘徊在一个无意识的领域中，时时对所有暗示都可能闻风而起，理性不能发挥什么影响，像生命有了一往无前的激情，丧失掉一切省思的能力，极度轻信之外，再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任何事情在群体中间都有可能存在和发生，明白了这点，就会理解为什么编织虚无的神话故事，并使之传播开来的力量有那么大，这是我们必须谨记的。

神话在群体中间一般都可以轻易地传播开来，之所以如此，除了群体极度轻信之外，还有就是事情在经过群体的想象之后，已经发生了奇妙的变化。一件最简单的事情，即便是在群体的眼皮底下发生的，不久也会变得纷繁复杂难以辨认。群体用一个个具体的形象来思维，而形象自身立刻会牵出一系列的形象，实际形象之间并没有任何逻辑关系。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比如，有时我们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件事情，据此我们会产生一系列的幻象。我们都有理性思维，知道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联，但群体对这一事实毫不在意，混淆幻象和实际情形之间的不同，也不在主客观上加以分别。群体会把脑海中呈现出来的幻象当成现实发生的事情，其实经过观察会发现两者间的关系只是微不足道的。

群体会扭曲自己亲眼所见的事情，表面看起来，它采取的方式和途径不仅多而且杂乱，还缺乏一致性，这些好像都是因为组成群体的个人喜欢不同造成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群体间的感染是相互的，作为最终的结果，不仅事情受到的歪曲是一样的，连群体中每个人的状态也是相同的。

群体当中的某个人对真实情况的第一次扭曲，可以视为感染性暗示过程的第一步。在所有的十字军官兵面前，耶路撒冷墙上的圣·乔治出现了，在此之前，在场的人群中肯定会有一个人首先看到圣·乔治在那里。这一暗示交互感染，推波助澜，把一个人幻想出来的奇迹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所有在场的人都接受并认可。这一类的集体幻觉在历史中反复出现，但发生的机理始终如一。这种幻象说来具有所有真实可靠的特征，似乎应该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因为成千上万人都目睹到了这一景象。

如果要反驳上述现象，群体中的个人的智力因素大可不必考虑在内。这一因素一点儿也不重要。自从他们成为群体的一员，博学多能之士和笨蛋一起不再具备观察能力。这一主张好像不通情理。只有对大量的史实进行深究才能打消这个疑虑，如果不是这样，即使你撰写出多少本论著也不会如愿以偿。

我不愿意让读者觉得这些看法是没有实证的。为此，我举出几个实际的例子来——它们是随机挑选出来的，其实有无数个例子可以拿来引用。

下面这个实例最为典型，其中的集体幻觉让一个群体为之毁灭。这群人中有最无知的，也有最博学的。朱利安·费利克斯，一位海军上尉，曾在他撰写的《海流》一书中不经意间提到这个事例，《科学》杂志之前也引用过。护航舰“贝勒·波拉”号正在外海游弋航行，目的是找到“波索”号巡洋舰。两者在之前的一场大风暴中走散了。当时是一个大白天，阳光明媚，一个值勤的士兵突然看到远处一艘船正在发出遇难信号。沿着信号标示的方向望去，所有官兵都清楚地看到一只船拖着一个木筏，上面载的都是人。然而，这只是一种集体幻象。德斯弗斯上将放下一条船，打算去营救那些遇难者。船上的官兵在接近目标时，耳闻目睹的景象是“一大群人还活着，他们在伸手，有许多混杂在一起的声音，哀号声清晰可闻”。但就在靠近目标时，除了找到一些挂满树叶的树枝外一它们显然是从附近海岸漂过来的，船上的人员发现自己别无所获。事情已经再清楚不过了。只是在此时，人们的幻觉才得以消失。

透过这个实际的案例，之前曾说过的集体幻觉的机理可以清晰地看出来。一边是一个在期待中的群体，他们在守望着；一边是一个暗示，值勤人员所发现的海上遇难船只发出的信号。经过相互的感染，当时所有的官兵都接受了这样一个暗示。

眼睁睁看着的事情遭到了歪曲，真实的情形被不相关的幻象遮蔽了。这样的状况降临到一个群体中间，群体的数量不一定需要太多。几个人能聚集在一起，这就是一个群体。哪怕组成群体的成员都是饱学之士，除了他们有自己的专长之外，这个群体同样会表现出一切群体所具有的特征。他们每个个体身上具有的观察力和反省精神立马会消失殆尽。敏锐的心理学家达维先生提供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案例，我们可以在这里对相关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新近出的《心理学年鉴》曾提到过这个案例。达维先生召集了一群优秀的观察家聚在一起，这里边有英国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华莱士先生。首先让他们验审物品，并按自己的意愿做好标记，然后达维先生在他们的面前演示精神现象，即灵魂现形的全过程，与此同时让他们把这一过程记录下来。这批优秀的观察家一致同意，他们所看到的现象只能用超自然的手段获得。达维先生对他们说，这样的一个结果只是由再简单不过的欺骗伎俩造成的。

“在达维先生的研究成果中，最让人感到惊讶的那部分，”这份文献资料的作者说，“不是骗术有多神奇，而是置身其外的观察者提供出来的结论报告是那么的虚妄不实。”他说：“很显然，即便目击者为数众多，他们也会提出完全不实的事理联系。然而，他们的结论会是这样的，假如认定他们的描述是正确无误的，那么他们所描述的现象便不能用骗术来解释。达维先生率先采取这样一个简单的方法，以至于人们对他采用这些方法感到很吃惊。但他确实拥有支配群体大脑的能力，他有能耐让他们相信，他们看到的事情其实自己根本没有看到。”

我们在这里遇到的这种能力，不外乎是催眠师对被催眠者的本事。由此可见，即使是一个头脑无比严谨，先入为主地秉持着怀疑精神，这样的一种能力对它仍可以屡试不爽。由普通人组成的群体因为遭遇到这种能力而误入歧途，也就算不得什么新鲜事了。与之相似的例子为数不少。(www.xing528.com)

在我撰写这些文字的同时，报纸还在连篇累牍报道两个小女孩在塞纳河溺水身亡的事情。有五六个目击者言之凿凿，说他们认出了这两个孩子。所有的证词都惊人地一致，容不得预审法官再有任何的疑虑，法官签署了死亡证明书。但就在为两个孩子举行葬礼之时，一个偶然的事情发生了。它让人们发现原本以为已经死去的人其实还活着，并且她们的外表和溺水死去的两个孩子相差很大。

与前面举的例子相仿，第一个目击者自身就是幻觉的牺牲品，而他提供的证词对其他目击者形成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一类的事件中，暗示往往来自于幻觉。而这个幻觉一般是从人的模糊不清的记忆中生发出来。最开始出现的幻觉在得到肯定之后，就相应地引发相互感染。假如第一个目击者没有任何的主见，他相信这一尸体自己已经辨认出来了。尸体此时往往会显现出一些特征——除去所有实际上的相似处不算，比如好像是一块伤疤，或是一些服饰的细节，所有这些都容易引起其他人的认同感。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认同感，就是一个肯定过程的核心。一切的理解力和判断力都会在它的面前俯首称臣。目击者此时看到的，不再是那个客观存在的物体自身，而是他头脑中所产生的幻象。报纸报道过诸多往事，在它记录的事例中，孩子的尸体竟然会被母亲认错。其实，这也可以得到相应的解释。我刚才提到的两种暗示在这类现象中一定可以找得到。

另外一个孩子认出了这个孩子，然而他弄错了。接下来又是一个没有根据的辨认过程。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就在同学辨认尸体的第二天，一个妇女大喊：“天哪，那是我的孩子。”

她走近尸体，仔细察看他的衣服，接下来看到他额头上的伤疮。

“他肯定是我的儿子，”她说，“他在去年七月失踪。他一定是被人拐骗走杀害了。”

这个妇女是福尔街的看门人，姓夏凡德蕾。她的表弟也被喊过来。当问到他时，他说：“那是小费利贝。”一起居住在这条街上的好几个人，也认出了在拉弗莱特找到的这个孩子就是费利贝·夏凡德蕾。这其中还有这个孩子的同学，根据那个孩子佩带的一枚徽章而得出结论。但邻居、表弟、同学和母亲全错了。六周之后，那个孩子的身份得到了确认。孩子是波尔多人，他在那里被人杀害，又被人运送到巴黎。

必须说明的是，发生这种误认事情的通常是妇女和儿童。他们是最没有主见的。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这一类的目击者在法庭上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尤其是儿童，他们提供的证词绝不能当真。地方管理者最爱说孩童吐真言。其实，哪怕他们只要有一点基本的心理学常识，他们就该明白，事与愿违，儿童一直都在说谎。当然，这样的谎言是无辜的，但不可否认它仍是一种谎言。回顾那些经常发生的事例，一个被告的命运如果靠的是孩子提供的证词，倒还真不如以扔钱币的方式来决定谁是谁非。后者或许更合理一些。

下面，再来讨论群体的观察能力这个问题。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集体进行的观察很可能会出错，它描述的通常是个体的幻觉。这一幻觉在感染的过程中深深地影响群体中的其他人。应当明智地认识这样一个事实，太多的例子都在说明群体的证词根本不值得信赖。它不可靠的程度甚至是无以复加、不可想象的。25年前，在色当战役中有数千人加入到著名的骑兵进击当中。但如今看到的目击者的证词是最矛盾的，从中我们甚至根本无法得知指挥此役的人是谁。沃尔斯利爵士，一位英国将军，在他最近的一本书中表示，至今还有人对发生在滑铁卢战役中的最重要的事件还在犯极为严重的实质性错误。这些实质性的错误曾经有数百人证明过——它们是事实。

这些事实向我们说明了群体提供的证词的价值是什么。一篇讨论逻辑学的文章如果有无数证人一致认可，那么它即可用来支持证明事实的确就是如此。然而，我们目前对群体心理学的认识，让我们在这一问题上必须重新加以考虑。一个事件如果受到的怀疑程度最深，那它肯定是参与观察的人数最多的。当人们说一件事情同时被数千个目击者证实过，这常常是在告诉我们——公众认定的描述和事情的真相远不相符。

从上述情况，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明确的结论，史学著述完全就是想象的一个产物。它对事情的观察是有误的，所做的记述是毫无根据的，其中还夹杂着主观思考的结果和解释。花时间撰写这样的作品完全是在浪费生命。幸亏历史为我们遗留下了文学、艺术和不朽的作品，否则我们对过去的真相就会两眼一抹黑。那些曾经在人类历史上发挥过巨大作用的伟大人物，如赫拉克利特、释迦牟尼，关于他们的生平，我们有哪怕一句真实的记载吗？极有可能是一句也没有。不过，实际的情形是，他们的生平有无真实的记载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最为重要的是，我们想知道这些伟人在民众的神话中的形象是什么样的。神话故事中的英雄能触动群体的心灵，而实际生活中的英雄则不能。

神话被明白无误地记述在书籍当中，但它们却不能说是固定不变的，这是一种不幸。时光在逝去，特别是因为种族的兴衰起伏，群体的想象力一直在不断地改变着它们。《旧约》中残暴的耶和华，与圣德肋撒所爱的上帝有极大的不同。中国人顶礼膜拜的佛陀，和印度人尊崇的佛祖的共同之处也不多。

讲述英雄的神话，会因群体想象力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这使得英雄远离了我们的生活。这样的改变用不了数百年的时间，有时就在几年之内。在属于我们自己的这个时代，我们看到在不到50年的时间内，可以称得上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的神话已经发生多次的嬗变。在波旁王朝的统治下，拿破仑属于简朴的、自由自在的、无拘无束的慈善家，一个低贱者的友人。在诗人看来，他必定会长时间地存活在乡村民众的记忆当中。这个英雄曾经稳健安详，但在30年后转而成为一个嗜杀的暴君，他攫取权力，毁灭自由。这一切仅仅就是为了满足一己之私欲，300万人也因此而丧失自己的生命。

今天，这个神话在我们的视野里又开始发生变化。数千年过后，想必那些将来的智者面对这些矛盾，都会怀疑这个时期是否有过这样一位英雄，正如释迦牟尼在今天遭到一些人的质疑一样。在他的身上，未来的人们看到的只会是一个奇迹般的神话，或者是在上演一部赫拉克勒斯式的传奇。这种没有确定性的状况，他们肯定会于心无碍，不再旁生枝节，因为他们可能会比今天的我们更懂群体的特性和心理状态。他们明白历史留存记忆的能力是有限的，除了神话之外，它把其他的都会毁弃掉的。

3.群体情感的夸张与单纯

群体情感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极简单，言过其实。无论群体表现出的情感是好的，还是坏的，总而言之，群体中的个人与原始人非常相像。因为，原始人会把事情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不再做更细致的分别，事情的中间状态往往会被忽略掉。这样的一个事实也会增强群体情绪的夸张倾向，即任何一种情感一旦表现出来，由于暗示和感染的作用会迅速地传播开来，因此这一情感明确认可的那个对象的力量就会大大增加。

群体情绪的简单化和夸张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一群人既不去质疑什么，也不去确认什么。他们像女人一样，不分时间和地点，即刻就会走向极端。猜疑一经宣布就会立刻成为无可争议的证据。假使是个体，即使再反感或不愿意，也不会表现出什么反抗之力，然而，如果发生在群体中的个人身上，他可能立马会变得狂怒。

群体情感的暴力倾向在丧失掉责任感时会得到增强，这在异质性群体中间尤其如此。当知道了自己肯定不会受到惩罚，特别是在人数众多时，人们激发出来的力量感，会使群体呈现出孤立的个体不可能有的情绪和行为。此刻，群体的暴力特性就非常明显。群体中的笨蛋、无知者和妒忌之人，为从自己的卑微和无能为力的感觉中解放出来，内心会被一种兽性的感觉占据，虽然它很短暂，但力量却是巨大的。

群体的夸张倾向，很不幸常常会对卑劣的情感发挥作用。这些情感来自祖先的本能，经过世代遗传但还残留在我们的身上。独处的个体如果有责任心，他会因为担心受到惩罚而对这些情感严加管束。而群体则不然，能够轻而易举地引发出最坏的事端。

然而，群体还是有能力去表现出英雄主义、献身精神或最高尚的美德的。这需要透过曲折微妙的影响力。群体甚至可以比孤立的个体更能表现出这些品格。在接下来对群体道德进行探讨时，我们会回答这个论题。

群体总会把自己的情绪放大，由此，它只会被极端的情感打动。

一个演讲者要想打动听众，必须学会强词夺理，滥用断言。像夸大其词、断言、重复是常用的手段，而绝不采用推理的方式去证明任何事情。以上这些方法都是演讲者在公众集会上经常使用的论辩技巧。此外，一个群体对自己的英雄主义情感和情绪，同样渴求能夸大其实。英雄表现出的品行和美德总是被夸大。舞台上的那些英雄，观众要求他们所具有的勇气、道德和优秀品质，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是找不到的。

在剧场里对事物进行观察时，可以获取一个很特别的立场。这一点毫无疑问是相当重要的。这样一个立场无疑是存在的，但它的规则在很大程度上与常识和逻辑没有什么关系。能够吸引观众的艺术作品自然都是等而下之的货色，但这需要一种独特的天资。只是通过阅读剧本来判断一出戏能否成功，一般来说是不可能的。剧院的负责人在接手作品时，他们自己对剧目能否取得成功，通常来说做不出一个准确的判断。要做判断，他们必须要把自己转换为群体性质的观众。

此时，我们可以再有一个更广泛的解释，来说明种族因素有占主导地位的倾向。一部歌剧在一个国家的民众中间激发了不尽的热情，而在另一个国家却没有获得成功，或者只取得了一部分的成功，或者不得要领反映平平。这是因为这部歌剧自身不具备可以对后者国家的公众起作用的影响力。

群体倾向于夸张，并且这一夸张只对情绪有用而对智力不发生任何影响，这一点我不需要再加以补充说明。我已经表达了这样的一个见解，个人只要成为群体中的一员，他的智力水平就会急剧下降。塔尔德先生是一位有学问的地方官员，他在研究群体犯罪时证实了这个观点。仅仅对于情绪，群体能够把它哄抬到极高的境地，或者完全相反，把它拉到极低的处境。

4.群体的独裁、专横和保守

群体只有简单而偏激的情感。对给他们的观点、想法和信念，群体或者完全接受，或者全部拒绝，并视之为绝对真理或一无是处的一派胡言。事情总会这样，尤其当一种信念是用暗示的方式引导出来而不是由理性推论造就时。我们都清楚这样一种偏激——它与宗教信仰如影随形，专横地统治着人的头脑。

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群体对之持有疑虑之心。另一方面，群体对自己的力量有清晰的认识，于是群体倾向于为自己的激情和独裁加上权威的印象。个体能接受反驳的建议并对之进行讨论，但群体绝不这么干。在公众集会的场合，演讲者即便有一个最轻微的反驳，立刻就会招来狂暴的怒吼和粗野的谩骂。如果演说者还坚持自己的观点的话，接下来便是殴打和驱逐。如果没有权威代表（它是一个约束性因素）在场的话，毫无疑问，反驳者经常会被置于死地。

专横和独裁是所有种类群体共有的，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在这个问题上，种族的基本观念再次显示出它的重要性，即种族支配人们的情感和思想。特别是在拉丁民族的群体中，暴横和独裁可以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拉丁民族群体的暴横和独裁，已经发展到完全破坏了盎格鲁·萨克逊人原本具有的强烈的个体独立精神。拉丁民族的群体所关心的独立，只是自己所属的那个宗派的集体独立性。他们对独立的认识有一个特色，就是需要让那些与他们意见不同的人，直接且全情投入地服从自己的信念。在拉丁民族中，自宗教审判时代以来，各时期的雅各宾党人对自由的认识都是相同的。

专断和独裁是一种强烈的情感，群体对此有明确的认识。这种感情很容易生成，而且当他们被强加这一情绪时，他们乐观其成并随时付诸实践。群体对暴力展现出温顺、尊敬的一面，却很少为仁慈心动，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做法不过是软弱可欺的另外一种形式而已。他们的同情心不会给和风细雨的主人，而会献给那些无所不用而且极其欺压他们的暴君。接下来，最高大的雕像还要为这些人塑起。是的，他们会欣然地去践踏那些专制的暴君，那是因为对方垮台了而且已经变为一介平民。他们之所以蔑视那些暴君，是因为暴君不再让人感到害怕。英雄的典范，在民众的心里，永远是像恺撒一样。他的徽章吸引着他们，他的权力震慑着他们，他的剑让他们畏惧不已。

群体随时准备着去反对弱小无力者，而对强势的权威则奴颜婢膝。在断断续续的强权面前，群体总会受极端情绪的支配而摇摆不定，因而表现出反复的状态，从目无法纪到卑躬屈膝，从卑躬屈膝再到目无法纪。但是，如果你认为群体中的革命本能占据主导位置，这说明群体的心理完全被曲解或误解了。之所以在这件事上我们会犯错，是因为群体有暴力倾向。群体的反抗和破坏在爆发出来时，总是十分短暂。群体几乎完全被无意识因素支配着，因而容易屈从于长时期形成的世俗的力量，并且不会极度地保守。如果放纵他们，很快会对混乱无序感到厌烦，本能地转向奴性。就在波拿巴压制一切自由时，就在波拿巴向所有人挥动铁腕时，雅各宾党人竭尽全力向他发出欢呼，而之前雅各宾党人则是最狂妄自大和最桀骜不驯的。

如果你认识不到群体所具有的强烈的保守本能，就难以真正理解历史，尤其是大众革命。确实如此，他们渴望改朝换代，并且为能有这样的改变，时常会发动暴力革命。但制度的本质是种族需要世袭传统的一种表达，因而它们不可能总是被坚守。

群体一直都存在的多变性，只会影响到十分外在的事情。实际上，他们像所有的原始人一样，把拥有的保守本能视为不可触碰的。他们对一切传统的迷信和尊重是绝对的，对所有的新生事物有可能会改变他们的基本生存状态，则深深地怀着一种无意识的恐惧。

5.群体的道德

很显然，假如“道德”的范畴是长时段内对特定社会习俗的尊重，且持续地对私心私利冲动的抑制，那么我们可以说群体根本算不上是道德的。因为，它倾向于冲动和多变。相反，如果把“道德”的内涵理解为特定时刻表现出的品格，例如牺牲自我、勇于奉献、不计名利和吁求平等，我们不能不说群体表现出的道德境界常常是很高的。

少数心理学家研究过群体，但他们只关注群体的犯罪行为。他们注意到群体的犯罪行为经常发生，于是得出的一个结论：群体的道德水平很低。

这一情况当然是存在的。但为什么会呈现出这样一种情形呢？原始时期的人所具有的野蛮和破坏性的本能被传承过来，它潜伏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单个的个体在生活中是不可能满足这一本能的，因为这是十分危险的，而当他加入到没有责任感的群体，并预判到自己不会受到惩罚时，就完全地释放这一本能。在生活中，破坏性的本能当然不能施向自己的同类，于是就在动物的身上发泄。群体在捕猎时表现出来的热情与凶残，与之同根同源。群体会慢慢地杀死没有反抗能力的落难者，这种残忍手段看起来十分怯弱。但是哲学家却认为，这种残忍和几十个猎人聚在一起，用猎犬追捕并杀死一只不走运的鹿时表现出的残忍，两者之间的关系异常紧密。

群体既能够做到无恶不作，又能做到举动极为高尚，例如献身、牺牲和抛却名利——这是独处的个体根本做不到的。以名誉、荣耀和爱国主义做旗号，对群体中的个人影响最深，甚至可以让他们不惧死难。类似于十字军远征和1793年的志愿者，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不胜枚举。只有集体才能够产生伟大的献身精神，人们可以为之而置名利于不顾。群体可以为自己将信将疑的信仰、信念而不惧死亡并放弃生命，这样的事例有多少啊！人们持续举行示威，或许不是为了要求增加薪水来维持生计，最有可能是为了听命于一个号令。而独立的个体开始行动时的唯一目的，几乎只有私人的利益，而这却很难成为群体运动的动力。有多少次的战争都是人们难以理解的，其中支配群体的绝不可能是一己之私。在这种战争中，人们甘愿肝脑涂地、遭人杀戮，此时的每个人都像小鸟一样被猎人催眠了。

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形出现，他们即便是一帮凶神恶煞一样的恶棍，只因为组成了一个群体，其中的每个个体也会在短时间内表现出严格遵守道德纪律的风尚。泰纳提到过这样一个事实值得我们加以关注，完全可以解释群体不是受一己之私的诱惑：九月大屠杀中的暴徒把钱包和钻石——这是他们从那些死难者身上翻找出来的——摆放在会议的桌子上，其实他们完全可以轻易把这些东西放到自己的口袋里归为己有，但他们没有这么做。1848年革命期间，人们攻占了杜伊勒里宫，但只是匆匆走了一遍，而没有去攫取里边的物件，本来这些东西是让他们心潮澎湃的，因为其中的任何一件都足以让他们维持很长一段时间的生计。

群体对其中的个体有一种道德净化的作用，但这注定不是一种常态，然而事例也是经常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即便在一个宽松的环境和氛围下——不像刚才我提到的那么激烈严酷，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事情发生。前面提到过，剧院里的观众会对上演的作品有一个渴求，沿望其中的英雄形象的道德是高不可及的。一般来说，一次集会，即便组成人员的品行低劣，我们通常也会看到他们表现得有模有样。一个浪荡子、一个靠妓女养活的皮条客，或者一个干脆就粗鲁至极之人，一旦进入到没什么危险的情景或谈话中，也会一下子变得轻声细语，也许与他们惯常的谈话相比，这种情境是不会造成什么伤害的。

虽然群体经常自暴自弃地回到低级的本能状态，他们还是不时地会确立起崇高道德行为的典范。如果无私、放弃和绝对献身于真实或虚幻的理想都算是美德的话，那么可以说群体一直都具备这样的美德，甚至这一美德的水平即使最贤良的哲学家也达不到。毫无疑问，他们在无意识地践行这些美德，但这不重要。对群体被无意识因素主导，不进行理性思考，我们都不能抱怨太多。在特定的情况之下，如果他们开始思考算计自己的直接利益，那么根本不会有文明之树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生长出来，人类将没有属于自己的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