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专业学习的几本书的引导

对自己发生过影响，或至今还在不断要读的书，对普通读者来说，大多太过专门了。专业研究者眼中的专业书，就像工人手中的工具，有时也很难区分出哪些更重要、哪些不太重要。况且，专业书对普通读者意义不大，而读该专业的学生，老师也都会开列，不必在报纸上求得这些知识。谈一下引起我读书或走向专业之路的兴趣的书，或许更有意义。丁肇中一次在北大讲演，学生问他，应具有怎样的素质才有可能成为优秀的物理学家；他略作沉吟，说“兴趣”。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无论做什么事，兴趣最重要；读书，尤其如此。

我读初中的时期，教我们《语文》的是一位从别的学校退休而被我们子弟学校聘来的老教师王振业。他那时大概已有七十岁上下了，讲课慢条斯理，极有趣。讲《史记·陈胜吴广列传》中“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用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的俗语，同学们在一片笑声中理解了这句话。也许是年纪大了的缘故吧，他为人极和蔼，从不像其他老师那样动辄便训斥甚至谩骂学生（刚从某中专毕业来校教我们化学的科任老师，张口闭口，指着同学说“你们这群猪”）。课余，我常到与学校一墙之隔的他的单身宿舍去玩，见他桌子上摊着《泽州府志》，竖着排印，很是奇怪。还见过他摊开念的中华书局版孟森《明清史讲义》和影印的《说文解字》。一次在县城新华书店，遇到他桌子上摆的那本《说文解字》，便买了下来。当然，是读不懂，也不知道该怎么用，但总向同学炫耀自己能认识有限的几个繁体字。

刚进大学，专业课开的很少，主要是外语、政治；算的上专业课的，是中国现代史。之所以要倒着教，是系里觉得我们一上来就学古代史，会听不懂、跟不上——至少要过古汉语和繁体字的关。这样一来，我对专业是两眼一抹黑，不知该读些什么书。第二学期，在学校的新华书店遇到吴小如、吴同宾编撰的《中国文史工具资料书举要》（中华书局，1985），就买了回来。此后，不断胡翻，对一些文史工具书及其使用方法才多少有了些了解。后来开了中国古代史，沙知老师讲隋唐史时，时常请益，才开始慢慢购置一些专业书，《书目答问补正》（上海古籍，1983）就是这个时候买的。同时，沙师还推荐了更实用的陈高华、陈智超等编撰的《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北京出版社，1983年）。日后的购书、翻书，基本就是以这三部书为线索。

刚入学，要巩固专业思想，同时老师还提醒我们，如果对古代史有兴趣，就必须过古文关。如何过一关呢？一次教我们近代史的老师到宿舍聊天，谈到这一点，他建议我们读《左传》。当时杨伯俊的《春秋左传注》在北京一度脱销；我是在一个寒假到太原转乘时，在当地新华书店购得的。大学期间，从头到尾读过的古籍，一是这本《春秋左传注》，二是《资治通鉴》。沙老师建议通读《通鉴》；我问怎么读，他说像读小说那样，一字不落读，要作札记。可惜，我没有作过一篇札记，因为看不出问题，不会作。我们的中国古代史课是分段上的，是断代史的拼合。沙老师教隋唐史，建议我们在上各断代时，要将该断代正史的《食货志》和《百官志》读一读，《地理志》要翻一翻。我倒是按他的要求这么做了，但并没有真正读懂。大学毕业的学位论文也没能自己找到题目，还是沙老师命题作文的。

上隋唐史课时，认真读过两本专业论著，即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1982）。这两本书，读得实在费劲。沙老师极推崇陈寅恪；作为还未入门的学子，就更加崇拜。大三作学年论文，文体全学陈氏。当然，这是买椟还珠，只学会了形式，学了皮毛，没有能学到他分析问题的眼光。胡适就曾批评说，陈寅恪不会写文章。跟胡适比，他写文章的技巧确实要差一些。现在分析魏晋南北朝向隋唐的发展，分析隋及唐前期政治史的发展，仍然用的是陈氏的框架，虽然岑仲勉等先生一再驳斥。学术研究，破而不立，则破就不能真破。陈氏的理解和解说，确有不妥之处，但在新的解说、新的框架建立以前，仍然得用他的这套来讲。

读文史，离不开目录学。历史系何聪老师开过史部目录学的课，她还给学生发过自己编的油印的教学参考资料。现在能开这类课的历史系，大概也不会很多吧。她曾经给邓广铭先生作助手，编过宋人文集的目录。我对目录学的兴趣和知识，就是从她的课上得来的。多年以后，她远游海外，还托她在人大工作的女儿将她多年使用的余嘉锡《四库提要辨正》（科学出版社，1958）赐赠与我。《书目答问》是属于开书单性质的，所谓“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这对我们了解中国古代典籍的基本面貌，非常有用。要作更全面的了解，就是《四库总目提要》，不仅有书的目录，还有各书的作者概况、内容的提要和价值的评定。对读中国古代史的学生来说，更实用的，是《中国古代史史料学》。这是各断代的专家编写的，介绍了各断代的主要史料及其史料价值，极便初学。当然，就目录学而言，姚名达的《中国目录学史》(商务印书馆，1957)、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商务，1957）是入门的必读书，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要则反复研读余嘉锡的《古书通例》和《目录学发微》。无论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哪个断代、哪个问题，都离不开典籍；这些目录、提要性以及研究论著，就是根。

《历史文选》是历史系的基础课和必修课，但大家普遍极不重视。讲这门课的是王德元老师。那时他近六十岁了吧，略带口音，慢条斯理，很有点像那时的一部电影《女大学生宿舍》里讲《诗经》的那位老师的样子。我比较爱听。有关文字学方面的工具书，大路货如《康熙字典》、较专门如《词诠》《经传释词》等，都是从他的课上听来去买的。我对文字学完全没有入门，但却很喜欢读有关文字考释的书，如杨树达的《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直到现在也是我的消遣读物，虽然我并不知道他讲得对还是不对。(www.xing528.com)

大学读过一篇最令人心潮澎湃的书，是沙老师推荐的顾颉刚《古史辨自序》，印在上海古籍刚刚重印的《古史辨》第一册上。前不久中华书局影印了《自序》的稿本。有人感慨现在人写的现代汉语的书面语远不及前人。我想，读了顾氏的《自序》就能深切地感受到了。这篇《自序》能唤起年轻人学习、研究历史的激情，最适合用作巩固专业思想之用，可惜推荐者并不多。

迄今我读过的历史普及读物，是林汉达编写的《东周列国故事新编》。这是上初中时读的。家里怎么会有这个书，全无印象。直到现在，还能想起其中的几个故事，还能记起书中的插图。那时，小伙伴中有读《上下五千年》的，我也仿佛借着读过几页，但没能读下去，总觉得跟教科书差不多。

    二○一三年八月四日

原刊《南方周末》2019－5－16C24阅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