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想给朋友们介绍一下自己一年里读过一些什么有趣的书，但发现很难。要介绍的，都应该是新书，但新书，我一般都不会在出版的当年就买。我总要“渗一渗”。这是作学生时养成的习惯。新书“渗”成旧书，才会打折；即使不打折，钱总在发毛，等到快脱销时再买，等于是打了折。书，总得放一放，才能知道好坏，即使自己没读，也在“放”的过程中，能得知它的口碑。如果“渗”了一两年、两三年，这书就不行了，显然不必买。这是穷学生的买书经，现在买书的钱是富裕了，但养成的买书习惯却总难改，而且似乎是年纪越大越难改。
不仅如此，现在喜欢翻的，又多是些“旧书”。比如，前不久我就随手翻了沙汀《睢水十年》《敌后七十五天》、梅志《往事如烟》、辛竹（金克木）的纪实文学《旧巢痕》和《难忘的影子》。可惜这些书都太“旧”了，显然不适合一年一度的分享——我倒是想建议，不妨开一“温故知新”的专栏，让老年人谈“旧书”。
马齿日长，似乎对“道理”越来越没有兴趣，对“事”的兴趣却与日俱增。回忆，给人不够真实的感受——有时很难分清，哪些是作者那时的感法，哪些是作者写作时的想法。当然，大的背景是不会错的。读这样的书，总是能帮助我们了解或体会那个时代。跟作了提炼和选择的回忆录相比，日记更真实，但是，也更琐碎。对日记主人公的身世、经历以及他或她的那个“圈子”等背景，如果没有比较多的了解，读起来容易如坠雾中，甚至被细节淹没而失去读下去的兴趣。抗战、西南联大，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郑天挺在史学界又是鼎鼎大名，大学的历史系又多半会将他主编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列为参考书——有了这样丰富的背景知识，再加上电影《无问西东》的热映，《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华书局）想不进入人们的视线都很难了。这部日记出版之后，根据它所写的文章，我看很快就要赶上这部日记的份量了。郑先生为人很老派，读日记，更能体会到他的忠厚。他早年丧偶，却未再续弦，也没有红颜知己之类的女朋友。在当时，这样的人实在不多，特别是像他这样有名望有地位的教授。我对周围“换了老婆”或表妹很多的朋友，都直白地表达了自己的羡慕忌妒恨，但对郑先生，我只有佩服。当然，我并不是主张丧妻便最好不续弦，或丧夫便只能不改嫁的道学家。人性，总应该是第一位的。我只是很佩服郑先生。
写过日记或一直坚持写日记的人，都知道每天记日记，其实是件比较无聊的事。我常发怪论，不重要的人，就不要公开日记；人不重要、日记就不重要（这当然是谬论，有学者早就利用普通人的日记完成了博士论文）。其实，即使是重要的人，生活中也是平常日子多、重要日子少。郑先生也有这样的感慨，“近读《越缦堂日记》，觉余之日记大可废。时事不书，个人之胸臆感想不尽书，读书所得又别书，每日徒记起居行止，大无味也”（1940年6月27日）。类似的感慨，邓之诚也发过。这从另一个方面倒是可以说明，每天写日记，即使动笔就想着将来要公之于世，想作伪或总说假话，也是挺难做到的。余英时先生不就从顾颉刚先生的日记中考索出了他的“私情”吗？周振鹤先生说，日记就应该是流水账，甚是。
我还想说一句，这部日记“编”得很好。一是作了必要的注释或校正（有的人名，据名册作了校正，我倒觉得不必；只需注出是某人即可。写日记时，用简称用同音字，是常有的事）；二是书末的索引编得极到位——人名索引是按日记的年月日编的，而不是按页码，这活儿干得非常地道。此外，还编了一个人名字号别称的对照表，也极为有用。这书即使有可供全文检索的电子版，这个对照表依然不能被完全取代。出版日记，工作都做到这个程度，我觉得才算是真正做到了家。随后出的《陈乃乾日记》，做得就没这么到位。(www.xing528.com)
我喜欢读的另一部书，是本所前辈何龄修先生的《五库斋忆旧》（广州人民）。在编《孟心史学记》时，为稿件事，我常陪他到三联书店。每次到书店，总是蒙责编孙晓林、曾诚两位先生作东请饭。席间闲聊，何先生常常会说一些有趣的旧事。在他，只是为了让我们下饭；我们听了，却是眉飞色舞，大开眼界。于是，我们就屡屡怂恿他写出来。他大概是听进去了，时断时续，写了不少，交给了晓林先生。偶然跟小磊兄提及，他极感兴趣，于是就有了这本书的正式面世。惟一遗憾的是，何先生没有来得及看到他的这本书。小磊兄为此甚是耿耿。
书里讲的他的家世、他早年的遭遇，我都不甚了了；读了这本书，才有些了解。他谈史学界的事，特别是历史所的事，我多半听他说过。这虽然是他的回忆录，但他谈自己的事情，其实并不多，更没有借老师、借朋友之口来夸自己的内容（他曾跟我嘲笑过某位历史学家的回忆录，说读了之后，只记得此公说自己的老师如何夸自己聪明）。这本书，实在可以反映他所经历的上个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的史学界的一些侧面。我觉得这是很可贵的。我读过一些回忆录，始终围绕自己——自己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发表了什么论著、得到了什么好评。论著俱在，实在不必在回忆录中再写一遍内容提要；贡献云云，也最好由学术史来评，自评也并不算数。读者其实是想通过你的回忆，了解你所处的那个时代，了解那个时代的人和事；至于你，三五百字，或者三五千字，也就交待清楚了，哪用得着连篇累牍写成本书呢。
今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印行了黄宝生先生译注的《梵汉对勘 妙法莲华经》，有梵文，有他的今译和一些译注，有鸠摩罗什的译文。虽然完全不懂梵文，读读这样的对勘本，于我们了解佛典也是有益的。黄先生的梵汉佛典对勘译注，自2011年以来，已经出版了好几部。对佛教史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注意黄先生的工作。
原刊《南方周末》20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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