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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方未远:古代中国的疆域、民族与认同》及其他精彩阅读

时间:2023-07-0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上海书评》适时推出了一系列访谈,今年结集为《殊方未远:古代中国的疆域、民族与认同》,由中华书局出版。今年出版的第四辑中,收入了刘承幹《嘉业堂藏书日记抄》,是据上海图书馆所藏的刘氏《求恕斋日记》稿本整理的。1932年六月廿九日:“唐甥长孺来,伊今夏毕业于大同大学文科,欲托予函致张菊生,荐一商务馆编辑员,或在各图书馆内谋一位置。”不知何以此选抄,截止于1936年。2018年荐读书录2018年荐读书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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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清史,并连带对民族、国家认同等讨论,是名副其实的史学热点。中国史的内亚因素,或游牧社会对中国史发展的影响,因此讨论而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这让像我这样习惯以中原王朝为中心来思考问题的人,能放宽眼界,站在游牧社会的角度,来审视、思考内亚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实在是件好事。我们不能以今天“中国”的概念来界定历史,如南北朝,谁代表“中国”呢?如辽宋金,谁又是“中国”的法统呢?我们既要从后往前看,又要从前往后讲。研究辽,就是指那个时期、它所控制的地域;研究宋,亦然。最好避免用某个时期或某个朝代的“中国”这样的概念或表述。学术研究,总要有些新角度、提出一些新问题。《上海书评》适时推出了一系列访谈,今年结集为《殊方未远:古代中国的疆域、民族与认同》,由中华书局出版。这对民族史、中国史的研究实在是大有裨益。书中还涉及从周边看中国、对种族思维逻辑的批判等,这对我们反思当下的史学研究,颇具警醒作用。《上海书评》是份最好的书评报,没有之一。它为专深研究的学者与社会大众之间搭起了一个桥梁,是在介绍专家之学,是在引导民众阅读和思考,而不是像百家讲坛那样,用讲故事的方式,一味迎合大众口味。当然,万幸这个集子不是由《中国社会科学报》来编辑,否则义正辞严的大批判稿一定得选入。其实,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不能人进入了新时代、心还留在上世纪。不要总抱着被迫害的幻觉,把学术问题政治化。这部书的装帧、印刷也极好,真希望学术著作都能这样来印制。

文革”结束之后,国家的号召如此清晰地折射到史学界,恐怕就是丝绸之路史研究之于“一带一路”了。借一带一路而进行的考察、举办的会议,用“不计其数”来形容,虽有夸张,却近写实。有关丝绸之路史的书很多,销路多半也不错。荣新江《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去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今年即重印。此书并非丝绸之路的通论性作品,但其中却有不少篇概观性的文字,如《丝绸之路与古代新疆》《波斯与中国:两种文化在唐朝的交融》《丝绸之路上的粟特商人与粟特文化》《西域:摩尼教最终的乐园》等,可读性都极强。作者长期浸淫于以丝绸之路为中心的中西交流史研究,故能有通观之见,而涉及的知识都是极准确的,且能反映学术界最新的成果。

近年凤凰出版社推出了“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主要刊布一些流传不甚广的诗文集、书信、日记等,有的还是稿抄本。主持者虽谦称,也未必有多么稀见,但平常不易得阅,也是事实。今年出版的第四辑中,收入了刘承幹《嘉业堂藏书日记抄》,是据上海图书馆所藏的刘氏《求恕斋日记》稿本整理的。刘氏以遗民自居,溥仪曾赐他匾额曰“钦若嘉业”,故以嘉业名堂。常与往来的,多是清遗民,或精于板刻的学者,如杨钟羲、缪荃孙、张元济、叶昌炽、李审言、叶揆初、董康等。与罗振玉、王国维等,亦有交道。日记中常记有他们的住址。他们以消寒集、淞社、希社等名义,定期聚会。他宴客,则常常在田金凤家、林素馨家。

日记抄既以“藏书”名,内容当然多与书有关。如他曾阅杨守敬的藏书,“内有宋板经数千卷,为一大观,此外抄本书籍极多”。他很佩服缪荃孙的学问,“缪筱珊先生目录之学原原本本,为当代巨擘”。“缪筱珊先生屡为余言,刻书之事,全赖讨论,非一月两集不可”。与缪的交道也最多。缪荃孙为其鉴定何义门手批《津逮秘书》零种,还帮他估价、购买汲古阁刊元人集,当然也常介绍他购书、刻书等。嘉业堂在近现代的藏书、刻书都极有名。以藏书、刻书为业,这大概要算作绝响了吧。日记中讲到他的收书、刻书,透露了民国前半期古书聚散的线索和过程,如他曾购入天一阁的抄本、结一庐的藏书;还有翁方纲四库提要稿、宋会要辑稿的购藏过程;有他刊刻如《雪桥诗话》的过程。还顺带记有钞资(每叶三角)、刻工价(千字大洋两元贰角,当然像湖北陶子麟能影刻宋本,价格即不止此数)等。我们还可以看到他跟书商,如博古斋柳蓉村、蟫隐庐罗子经等打交道的情形。(www.xing528.com)

刘承幹是唐长孺先生的舅公。唐先生1929年入大同大学文科。1930年正月十三日,唐往贺年,“知其于中国史学颇有根柢,年只二十岁,在上海大同学校肄业,而于国文程度甚高。据君实云廿四史已将看完。有此才华,余甚慰许,惜我家无此好学之子弟也”。七月十九日:“甥来谈至十二时,对于史学颇为用功。青年学生而于旧学钻研不倦,亦属凤毛麟角不可多得者也。”八月廿二日,唐来为大同大学健身房捐五十元而去。1931年十月初三日,“唐长孺甥来,与谈学堂情形。长孺颇聪明,惟喜言词曲,予以为小道,劝其从事经史之学。伊又喜与女学生交际,恐入歧途,殊可惜也”。1932年六月廿九日:“唐甥长孺来,伊今夏毕业于大同大学文科,欲托予函致张菊生,荐一商务馆编辑员,或在各图书馆内谋一位置。”1935年三月初六,“夜唐耕馀偕其子长孺来访,延入长谈至十时馀去。长孺素嗜史学,近在研究元史,在上海南市爱群女中学当教习”。不知何以此选抄,截止于1936年。如果编一人名索引,则更为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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