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点校修订工作访谈探讨

1.孟老师是如何接受《隋书》的点校修订任务的？能不能谈谈这个经过？

对于二十四史点校本的点校修订工作，中华书局一个总的原则是，原来点校本由哪个单位承担，此次修订仍然尽可能请哪个单位来继续承担。这样，工作有连续性，知识产权方面的问题也容易解决吧。《隋书》原来是由汪绍楹先生点校的，初稿完成后，汪先生不幸过世，阴法鲁先生作了覆校和改定。汪绍楹先生的生平，我们知道得很少，只知道解放后他在中华书局承担古籍整理的工作，像《太平广记》《艺文类聚》，就都是由他整理的。阴先生曾经在科学院历史所工作，后来到了北大中文系工作。中华书局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继续承担《隋书》的点校修订工作。吴玉贵先生原本是点校工作的审订委员，听到这个情况后，就承担了这一工作。承他提携，叫我也参加了进来，帮他做些工作。于是，我就跟着吴老师，一起做了近十年。

2.可以描述一下您和吴玉贵先生的友谊吗？

我是1994年毕业分配到历史所工作的。我进的是社会史研究室，就是吴老师所在的研究室。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共事。后来他出面组建我们所的“历史文献与史学史研究室”，我又跟着他到了这个室。后来院里强调研究马克思主义，每个所都要设这样的研究室，我们这个室就改名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室，把“历史文献”给抠掉了。他长我十岁，是前辈。我在历史所，他给我的关照和提携最多。我常说，人跟人，跟狗跟狗一样，味对，才行。我们俩人的性格，反差其实挺大的，但是，味对。他开始挺烦我（现在仍有朋友拿这事逗我们），后来就很包容我了。我们老家有句俗语，叫“大盆扣小盆”，就是长者会容忍后生。吴老师很容忍我。人跟人能成为朋友，不是说对方没有缺点了，是人，就有缺点；而是说，对方的缺点，你可以接受了可以容忍了。有些人，单个看，都是挺好的人；但两个挺好的人，也许一辈子成不了朋友。我想，这就是味不对，彼此不能接受对方的缺点。我是一个很招人讨厌的人，嘴不好，好发议论，好品评人，总是挑别人的毛病，事儿特多。我虽然经常吹，讨厌我的人，人未必就讨厌；但我讨厌的人，都特招人讨厌，迄今尚无例外，但实际上，我才是挺讨厌的一个人。哈哈哈。吴老师长我十岁，在学术上，是前辈；在生活中，是老大哥。我这个人，有“老人缘”，比较容易招老人喜欢。

3.在十年的工作上，吴老师有没有帮助到您的地方，或者在这个过程中在学术上启发引领您？

在工作中，吴老师对我帮助和提携当然非常多。在承担这项工作之前，他就已经做过文献整理和研究的工作，先后完成出版了《唐书辑校》《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对历史文献整理非常有心得。我参加《隋书》点校工作以前，完全没有实际做过古籍整理的工作。在实际的点校工作中，承他指点了很多。如果没有他承担这项工作，并且叫上我一起参加，我大概不会有机会参与像廿四史这样重要的基础的典籍整理工作。

4.你们在修订过程中，有意见相左的地方怎么办？有没有具体事例？

一人一个脑袋，一人一个想法。有不同意见，很正常。意见不一样，就沟通啊，反复说嘛。说得多了，相互影响，就自然往一起凑了，意见就渐趋一致了。我觉得，没有实质性的冲突吧。再说，中华书局有“修订办”，他们还聘请有专家，开了无数次会。还能有什么问题，经过这样充分的交流、沟通，仍旧是解决不了的呢，是吧。不可能。

5.除了您二位之外，有没有其他人参与，比如组织学生做相关工作，以此来培养新人。年轻人愿意做古籍修订工作吗？

我们是研究所，招学生很少。让哪位研究人员招个学生，大概是领导的关怀吧。吴老师也是只招过一个硕士、一个博士，就退休了。“培养新人”，好像也不是我们俩考虑的事情，我们好像也缺乏这样的责任感。我们没那么重要。呵呵。年轻人愿意不愿意做古籍整理，我们还真是不太知道，因为接触年轻人比较少。我们接触多的，不是跟我们一样老的人，就是比我们还老的人。

6.我听到荣新江老师说您是个“闲人”，您自己怎样看待这句话？

“闲人”是西北话，大概是指那些没有承担很多社会工作的人吧。我是无职、无衔、无课题、无活动；“闲人”，可谓知我者言。刚参加工作时，曾经跟着朋友，一起申请过国家社科基金的青年项目，但没被核准。此后就一直没再申请过国家项目。社会工作，我也几乎没有。我最辉煌的经历，就是当过一届两年的唐史学会理事，还是顶我们单位一位老前辈的缺。事情少，就闲嘛，就有时间做这种熬时间的工作。点校，就是磨，一遍遍磨，就是熬时间。熬得久了，磨得多了，就完成了。闲人最适合做这种事。

7.最近半年您怎么都不大发微博了？

被禁言了。新浪微秘通知我，“禁言永久”。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被禁言。后来，又注册了一个小号，仍旧是实名。人长了嘴，除了吃饭，就是说话。总得说几句吧。不知道为什么有人总是怕人说话。

8.请问您平时的作息是怎样的？揽下这项工作之后，如果有压力的话，如何纾解压力？

平常大概睡得比较晚，起得也比较晚。我们不坐班，我又是闲人，时间支配比较自由。校勘工作，还是修订，以前有基础，我们又不是白手起家，所以，没什么压力。就是要有耐心。好像有什么人说过，说一件工作，你投入一万个小时、还是一万五千个小时，你就能成为专家。有兴趣，能耐烦，一遍遍校、一遍遍磨，总能完成。校书的工作，一个字一个字对，一天就能看那么多，想快，也快不了。《隋书》是倒数第二部跟中华书局签约的，但《隋书》点校修订本的出版，是第八部。我们是“提前”完成任务，能有啥压力。最多，就是在某个阶段，工作比较紧张，比如最后的定稿，不能像平常那样，可以磨磨叽叽、慢慢来，要按时集中把问题解决掉。

9.您这十年修订工作的时间规划是怎样的，平时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对您而言，这个工作有没有枯燥的地方？

古代史研究，因为没什么用，所以没有多少硬性的任务。不像人家研究两弹一星，或者涉及国计民生的学科，没人家那些项目，国家就完了。我们没这个问题。所以，可以比较从容地规划自己的研究工作。吃饱睡醒，就是这点事。不是对这个书，就是对那个书。这十年，除了应付“创新工程”的考核，我主要就是做这项工作，对《隋书》了。

对书、校勘，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我虽然没有实际做过，但并不陌生。所以有思想准备。平常读书，也难免需要核查、比对，所以并不觉得枯燥。世上的事就是这样，你有兴趣，就觉得有意思。没兴趣，就会很枯燥。我有兴趣，而且是我主动要求参与这项工作的，所以，烦躁，倒是有；枯燥，好像还不太强烈。兴趣最重要。

10.工作期间，您是如何与中华书局的人沟通的？(www.xing528.com)

我在出版座谈会上说，我自从进大学、进了历史系，读得最多的书，就是中华书局出版的书。我说我是看着中华的书一天天变老的。有朋友打趣说我不会说话，难道就没看上海古籍的书？当然是看的了。当时确实也有不少是“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的书，但书脊上印的也是“中华书局”。在那个场合，就是那么一说。学中国文史专业，解放后，还真是中华出的书比较多。所以，跟中华书局有感情，虽然跟中华书局工作的人一个也不认识。后来，认识了徐总，总是给人提意见。承担这项工作以后，认识中华的人就更多了，大家成了朋友。最重要的是，中华书局古籍编辑的业务能力都很强，并不是外行。他们站在编辑、出版的角度，能给我们提很多我们意识不到的问题。所以，沟通，没有问题。在工作中，吴老师也反复强调，这项工作是中华书局的委托项目，说白点，就是人家雇我们给人家干活，就是短工嘛。我们得听东家的，是吧。不能说，你雇个小时工，最后是什么事你都得听小时工的。那哪行，是吧。

11.您如何理解校书工作是一件 “为古人做嫁衣、为后人做嫁衣”的事情这句话？

这事，我没想过。我既不为古人，也不是为后人，是为我自己。自己有机会做，又喜欢做，就做了。我常说，像古代史这样的研究工作，其实不是给别人做，是给自己做。自己做得多，是自己的；做得好，也是自己的，跟别人没关系。在《隋书》点校修订的过程中，我们倒是一直努力想做得好一些。当然，正如吴老师在接受《上海书评》的访谈中说的，我们的态度是端正的，也是尽了力的，但态度好、尽了力，并不等于水平就高、做得就到位了。我们希望这项工作能做得好一点，不然，一把年纪了，在学界也混到快退休了，老叫人挑错、叫人批评，脸上也挂不住啊，是吧。吴老师总批评我，凡事，首先就是想到自己。这个批评很对。比如这个工作做得不好，影响了销路，我不想；我就想自己面子过得去才行。年纪越大，体面越重要。

12.有人认为，古籍整理工作很简单，不过是校对文字，标点注解翻译，初通古文就能从事。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误解？对于古籍整理工作还存在哪些误解？

我平时接触的，都是同行，不大会有这样的想法吧。再说，人家即使有这样的想法，大家都是朋友，也不会当我们的面直接这么说，是吧。除非就是想要专门恶心我们。至于是不是有人对古籍整理有误解，也许有吧，但我不太关心。历史专业本来就是一个让人觉得没什么用的专业，我也觉得没什么用。他们对古籍整理有没有误解，跟我没关系啊，我工资又不是他们给我发，所以我不大关心。如果说他们一误解，我工资就少了，那我就得好好跟他们解释解释、理论理论了。

13.比较需要专业知识的“志”的修订，您或吴玉贵老师，有遇到哪些困难？请教过哪些专家？

中华书局聘请的有相关专家，都是学有专长的学者。他们会读他们专门研究的那部分内容，把读后的意见，交中华书局，修订办再转给我们。我们根据我们版本校的情况，来决定哪些采纳他们的意见。工作完成，修订办又会把稿件给相关专家审读，提出意见，供我们参考。所以，虽然修订主持署的是吴老师和我，其实，这里有好多人的心血。

14.这次是否是严格地执行了“底本校勘”，有没有例外？有没有少量的“理校”？

我们这次工作，就是针对上一次工作的不足，进行弥补。最大的不足，就是上次的“择善而从”。这是“文革”期间，反对烦琐考证，把校勘这一学术工作，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没人敢反对，所以明知不对，也无可奈何。我们这次修订，最主要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绝对做到了“改必出校”，没有例外。至于理校，几乎没有；即使有，我们也出了校勘记，作了说明和交待。我们的工作，就是通过校勘，给学术界提供一个可靠、得用的本子，为大家研究历史提供些方便。他校，我们也是从版本校的角度来进行的。比如，我们用《册府元龟》，是认为编《册府元龟》时看到的是北宋时的《隋书》；引《资治通鉴》，是说司马光等人看到那个版本的《隋书》；说《北史·隋本纪》主要抄的是《隋书·本纪》，那也说唐初人编《北史》时所看到的《隋书》。我们一直努力要把“他校”转化成“版本校”，以保证我们校的是《隋书》这部书。如果把记载同一件事的不同的书拿来校，那就把书校乱了，“校书而书亡”了。所谓理校，貌似很高明，有见识，其实要不得。不要说理校，我们觉得“本校”“他校”这样的提法，都容易引起误解，引起校勘的混乱。我不太主张用这样的概念，但我太笨，归纳、提炼水平太低，也没想出更好的概念或提法，只好跟着这么用，但我觉得，要警惕，不要胡校。

15.您之前提到多年没有申请国家项目、没有社会活动，对于单位“一年一篇核心期刊论文”的考核，也勉强“应付”。为什么和其他忙碌的学者选择了不一样的路径？

不是不申请，是申请不上。我刚参加工作时申请过，被拒了。后来马齿日长，就不想申请了。严格说，不是“不想”，是“不敢”。这把年纪了，被拒，太难看了。实际这是逃避。至于活动，我也想参加，没人叫我啊。我有个同学，叫我去作个讲演，看我什么衔都没有，他都替我难过。贴个通知，白丁一个，领导也会问他，“你这是请的什么人啊”，没名没分，一看就是循私情、走后门。哈哈哈……说正经的，有的学者，东西有分量，影响很大，本来是可以活得很热闹的，但自己选择了过寂静的生活。我是不得已，没人理，只好悄悄在家呆着了。

16.现在似乎古籍整理逐渐成为热潮，整理本出版的速度和数量都比较大，您怎么看这一现象？

有人愿意整理，出版社现在效益可能也好一些了，愿意出这些书，这是好事。至于质量，其实各行各业都有所谓质量问题。这个情况，我觉得还是让学术界来解决，就是通过书评、通过批评、通过挑错，来提高质量、保证质量。除了这个，大概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吧。咱也不能不许人家整理，也不能行政命令不许人家出版，是吧。顺其自然吧。

17.在修订的过程中有没有衍生出其他学术研究？

好像还真没有“衍生品”。在校书的时候，大概有点像庖丁解牛，我们注意到的，是一个一个的字。注意力其实不在内容。如果要深入研究内容，研究历史，那恐怕是另一码事，得再细细读书、慢慢思考，才行。当然，通过校书，我们对这部“书”本身如编纂、流传，相关的书与书之间的关系等有了更多更真切的了解。

18.这个项目之后，你有其他什么研究计划？

研究计划，好像也谈不上。我们还有考核呢，一年发表一篇核心期刊，是清零式的考核。比如，我今发表了两篇、明年没有，那就不行，就得退出我们院的“创新工程”。像《隋书》点校修订本，是今年出版的吧，不算核心，不能算我完成了今年的考核。我们做了近十年，但不抵我们在本院规定的核心期刊中发表一篇三五千字的文章。所以，我应付这个考核，已经疲于奔命了，哪还想什么研究计划。我的“计划”，就是一年发一篇核心，完成考核。

19.您退休后，最想做什么？

我除了发议论、骂人，就一无所长了。退休了，大概也只能是看看书、发发微博吧。别的不会干啊。百无一用，给家庭贡献约为零，给社会贡献，也约为零，就是自己乐了。入了一个自己喜欢的行当，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比较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