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点校修订本出版座谈会发言整理与分享

谢谢文史研究院、谢谢中华书局，为我们工作的结束，举办这么隆重的一个仪式。

吴玉贵先生感谢了所有支持我们工作的人。我要感谢吴老。没他带着我，我就没机会参加这项工作。谢谢吴老！

《隋书（修订本）》，吴玉贵、孟彦弘主持修订，中华书局，2019年

自从进了大学、进了历史系，我就在读中华书局的书。我女儿小时候看我书架上插着的大多数的书的书脊都写着“中华书局”，还好奇地问我，“你是不是跟这个单位有什么关系呀”。她的意思，我大概要么是入股了，是股东；要么就是被下蛊了，见着中华书局的书就买。从前读一些老前辈充满了感情，回忆某家出版社的出版物对自己终生的影响，还不太好理解；现在我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我是看着中华的书，一天天变老的，能没有感情吗？有机会为中华、为廿四史做些工作，用吴老的话说，真是“得附骥尾、与有荣焉”。

我对古籍整理很有兴趣，但从来没有真正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只看过猪跑，没吃过猪肉。批评别人的古籍整理的工作，就没有底气，说出的话也没有分量。这次不仅有机会实践，而且参加的是史部书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典籍，而且是极有学术声誉的中华书局点校本廿四史的修订工作。有了这样的经历，我今后再批评别人，就会更有底气了。这基本跟“国，我们也是出过几次的”一样有分量。

这次廿四史点校修订，徐总（俊）一直说，是升级版。我理解的升级，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针对第一版的不足，进行弥补。上一版的不足，参与其事——应该说是主持其事的赵守俨先生说得就已经很清楚了，就是“择善而从”的问题。在版本校的过程中，选择自己认为对的那个版本的字，直接改了，不出校记、不告诉我们。这个字，用了这个版本，那个字又用了那个版本，这样，实际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版本，造成了版本流传的混乱。以前流传的版本，在刊刻时一定是有底本的，也会据别的版本作些校勘，但一般都不会告诉我们他们用的是哪个版本、校改的是哪个字（汲古阁本《隋书》用宋本校过，还标了“雍本”即监本作某，但一是做得不全面不彻底，二是标注得也不彻底），所以现在我们得花很大工夫，通过比对，来确定版本流传的线索。现在，我们完全不应该再这样做了。但在“文革”的大背景下，“烦琐考证”是政治问题；明知道不对，也仍旧得那么做。这是非常遗憾的。这次修订工作，能彻底弥补这个缺憾，我觉得就达到了点校修订的目的，就达到了“升级”的效果。

我们工作的大量精力，是花在了版本校上。以百衲本为底本，一个字一个字通校了宋代的两个刻本（我们称之为宋甲本、宋乙本）、元代的至顺本、明末的汲古阁本。参校了南北监本、殿本。百衲本的底本是元代大德本，但张元济在工作中，通校了清代的殿本；有异，即校北监本和汲古阁本。根据版本校和其他资料，张元济会依据自己的判断，加以描改（在没有出版百衲本校勘记以前，我们对他的描改知之甚少，除非将百衲本跟它的底本再作详细比勘），因此，我们也把北图藏的公文纸印大德本作为参校本（各家收藏的大德本的情况也非常复杂，有初刻与覆刻混杂的，又有搀入补刻的，尾崎康先生作过调查，可以参看其《正史宋元版之研究》），遇有跟百衲本不同处，也进行了比对。所有的版本校，都是我们俩人一个字一个字做的。这个力气活，使我们对各版本的各种情况，有了真切的了解。这对我们最后的判断——校还是不校、怎么校，大有好处。

通过这项工作，我们真切地认识到，古籍校勘，最关键的工作，就是版本校。前不久乔秀岩先生在《北大学报》上发表了篇文章，谈校勘。他的意思，校改都不用，校字记就够了。这个意见对不对，另说；但这涉及校勘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想，我们不作理论探讨，也不说得玄乎其玄，最朴实的想法，就是要通过校勘，给大家提供一个可靠的、方便得用的本子。要安个名字，就叫“学术普及本”吧。

所谓“学术普及本”，有两个含义。第一，不要指望有了这个本子，一本在手，其他本子就不必看了。不行。您该看、该核对古本，还得去核对。我们的工作，不是为了取代古本、也取代不了古本（我们不是校字记，不能全面反映各个版本的面貌。我们认为是错的字、没有价值或价值较小的异文，我们都不会出校勘记）。第二，不要把校勘跟研究搞混，校勘不能取代研究。研究者，是把书当作载体；校勘者只是要解决一部书在流传当中出现的问题。这个书，它写得对不对、准确不准确，不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我们不管；我们只管它在流传中出现的问题，力图保持和恢复“书”的原貌，只讨论“书”、不讨论“事”。这也是研究者跟校勘者的分别所在。研究者，总想进一步，解决书的问题；校勘者只想、也只能解决书在流传中产生的问题。比如岑仲勉的《隋书求是》，读《隋书》、研究隋代史，这个书要经常翻，但是，我们校勘《隋书》，大部分条目，都不能用。这也是在工作中，我们跟审读专家经常产生分歧的地方。能改的、该改的，都改了，我们自己写书算了，还费劲校它干嘛呢。

版本校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所谓的本校和他校。总结出这样的概念和术语，真是了不起，但是，也引起了很大的混乱。不是说，记载同一件事的文字，就都可以拿来校。我们特别注意到了“渊源关系”，即所谓史源的问题。比如，本纪和列传，在撰写时所依据的材料来源就不一样，作者没能做到、甚至没有想到，要彼此呼应，所以我们在作“本校”的时候，就注意不作过度校勘。

作他校时，我们也特别注意用以校勘的书，跟《隋书》的关系。最好是“母子关系”，取校的书就是抄的《隋书》，比如《隋书节要》就是摘录《隋书》，《职官分纪》就是抄的《隋书·百官志》，《北史·隋本纪》就是以《隋书·本纪》为蓝本。这就可以直接取校。而像《隋书》人物列传，是依据官方相关档案，而墓志，多半是依据家人掌握的情况。虽然是同一个人的生平资料，但是来源（史源）不同，校勘时就要格外小心。(www.xing528.com)

其次，记载这个事的书，都是跟《隋书》出自同一个史源。用来校勘时，还要考虑到书的性质，比如类书如《册府元龟》与史著如《北史》《通鉴》就不一样，要考虑到史著的改写的因素。

同样是类书，《御览》标明引自“隋书”的四夷相关的内容，就不见得是《隋书》；《册府》没有标出处，但根据我们对它引用的魏晋南北朝的几种正史的了解，我们可以知道隋代的部分，它基本抄自《隋书》。拿《册府》来说，宋本是残本，明刻本的错字又相当多；没有其他材料佐证，我们基本不会单凭《册府》作依据，来校改某一个字。

我们努力把他校“恢复”成版本校，或者说，我们是从版本校的意义上，来使用他校的。我们用《北史》校《隋书》时，我们是认为编纂《北史》时所利用的《隋书》是唐初的《隋书》；用《通典》来校时，我们是认为杜佑看到的是唐代的《隋书》；用《册府》来校时，我们是把它看作北宋修《册府》时所使用的北宋版的《隋书》；用《通志》、用《通鉴》时，也是这样的逻辑。

作他校时，我们也十分注意版本。未经点校整理，我们就力求选用较好的版本，如《玉海》，我们就用了元刻本；有点校整理本，我们也都用了早期的刻本作了比勘，如《通典》《乐府诗集》，我们就都覆核了宋本（点校本，我们是视作该书的研究成果来使用的）。总之，我们在作本校和他校时，都努力区分用作校勘的材料的性质及其版本。

最后，我们还要注意，这是作者写作的错，还是流传过程中的错；如果是前者，我们也不能给人家校成对的。不强调史源，不强调各类不同的书的不同性质，不注意用以校勘的某书刊刻的特点，通过检索，用“合并同类项”的方式，胡校一气，那就把书弄乱了，是“校书而书亡”了。当然，我们做不到每一条、每个字都能弄清，但至少我们在工作中有这样一个清醒的认识。弄不清，我们就不校了，但不至于因为我们胡校，把书弄乱了。

《隋书》原来的校勘工作，是由汪绍楹先生和阴法鲁先生承担的。汪绍楹是老先生，解放后给中华做过不少古籍整理的工作，主要是句读，比如《太平广记》。旧版《隋书》在标点方面，句读的色彩比较浓——点的比较碎、句子比较短，句号用得比较多。阴先生是文学系出身，研究音乐史卓然成家。但阴先生那一代学汉语言文学的学者，有不少人都支持简化字，甚至支持文字拼音化。阴先生写过一篇谈古籍整理文字规范化的文章《关于古籍中有些混乱字体和避讳字的清理问题》，强调文字的规范化。古书在刊刻过程中，都会用那个时代的通用文字，进行“文字规范”。我们今天也在做。把异体字、古体字，都全部保留，那也不行（再说，古本俱在，可以覆按），但要是通通把这些字都规范成现在通行的正规的繁体字，也很麻烦。关键，就是“度”的把握。旧版《隋书》在这方面的工作，走得比较远，我们这次适当往回拉了一下。

我们做的是“点校修订”的工作，是对原来的点校进行修订。有了原来的点、原来的校，我们的工作省了好多事。这跟读白文、白手起家做，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我们很感谢、也很尊重原来的点校工作。这个本子，用了近半个世纪，在学术界，在读者眼中，有相当的权威性。虽然不能说是“定本”， 大家实际上是把它当作定本来用的。有朋友知道我们承担点校修订工作后，总是在问，是不是把旧版的成果都作了充分吸收？我们明白，大家是担心，我们对旧版的成果吸收不到位，他们还得时不时再翻旧版。就《隋书》的校勘修订来说，我们可以请大家放心，我们绝对对原来的校勘记的成果作了充分的吸收，没有减少任何旧版的学术信息，特别是校勘记。原来有些校勘记，其实不是校勘，是说明性的，我是主张删去的，但开审稿会，徐总就说，虽然不属于校勘，但对读者是有帮助的嘛，干嘛要删呢——这可以说是修订工作的一项总的原则 ，“不错即不删”。我们基本就是这么做的。对原来的校勘记，我们是基本是“只做加法、不作减法”；加法，就是补充版本校的材料、补充书证。我们删掉的校勘记，基本都是因为失去了校勘点，才删去的。

在校勘工作中，吴老总提醒我，我们承担的是中华书局交办的工作，是委托项目（中华是东家，我们要尊重中华的意见。他们也确实有一些整体的考虑、有总的体例）；廿四史的点校修订工作很特别，不应该也不能太多显示个人的所谓独到之见，持论要稳妥。这个原则和立场，既表现在具体工作的技术处理上，也表现在一些判断上。比如，我们想，版本校可以说明了，就不必再引书证了；直接书证能说明了，就不必再引间接书证了。但修订办还是希望校勘记要丰满一些，多提供一些材料、多提供一些线索，可以方便读者。所以，我们就遵办了。原来要更骨感一些，现在就显得更丰满了；但是不是会略显臃肿呢？这还要再看看专家在使用中的感受。再比如，一些字的处理上。在最后的定稿阶段，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请修订办定”。当然，这都是一些“两可”之处，比如，出异文校，还是作校改；某处，究竟是出校勘记说明一下，还是根本就不必出呢；比如，一些措辞，是这么说，还是那么说呢。等等。这些地方，我们都是“请修订办定”。吴老常说，我们是给人家干活的；最后，还是要听东家的。作为像廿四史这样的基本典籍，在整理过程中，确实要注意，不要把个人的所谓 “独到之见”太多地带到工作中，这一点，我们觉得确实很重要。这不是一个展示个人魅力的舞台，而是反映学术界成果和共识的平台。是学术公器的集中反映。

《隋书》的点校修订，经过近十年的努力，总算是告一段落了。我们工作做得好不好、做得到不到家，都要请学界同仁在阅读、使用的过程中加以检验。吴老在接受《上海书评》的访谈中说，我们工作的态度很端正，也尽了全力，但“态度好不代表水平高”。一部正史，涵盖面非常之广，我们有自己的一些长处，但大部分都是短处；懂的少、不懂的多。工作中也总会有瞪眼犯糊涂、有“灯下黑”的地方。诚恳希望得到学界同仁的批评、指正，使《隋书》的点校工作越来越完善，点校修订本《隋书》越来越得用。

二○一九年三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