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的国学热与文化自信

继上世纪八十年代传统文化热之后，近年又掀起了国学热。各校纷纷成立国学院，教育界和学术界也有不少人呼吁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立国学学科，本科招生。还有不少人将提倡国学与文化自信联系到了一起。但什么是国学？能不能成为一门学科？提倡国学是否能够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呢？本文拟谈一些粗浅的看法，抛砖引玉，请大家指正。

一、何谓“国学”？

什么是“国学”？国学之“国”指的是什么呢？只是指汉语作载体的文化吗？《隋书·经籍志一》:“魏氏迁洛，未达华语，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言译孝经之旨，教于国人，谓之国语孝经。”国语，指的是鲜卑语。无独有偶，满族入关，也将满语称为国语。可见，“国”是一个相对概念。今天的中国，虽以汉语言文化为主体，但也包括了多民族的多种语言和文化。用“国学”只指称汉语言文化，显然是不妥当的。如果包括了蒙语、满语、藏语、维语等等为载体的文化，那么“国学”这个大“集合”里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有机的体系吗？会不会成为一个撇开自然科学之外的一个集合体呢？受外来影响而成为我们文化一部分的那些内容，我们该怎么看呢？照此逻辑，那是不是各国都有自己的“国学”，如(英)国学、（德）国学、（美）国学、（意大利）国学？（俄）国学呢？从知识体系上说，我们该怎么建立人类的知识之树呢？

这些问题，当然不是我这篇小文所能解决的。我只是想说明，所谓“国学”，实际是一个通俗的称谓，并不是一个精确的学术性的名词。1922年，北京大学国学门办了一个学术季刊，即以“国学”为名，一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方才撤销。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全集》2，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对“国学”下了一个定义：

“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国学”……“国故”包含“国粹”；但它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所以我们现在要扩充国学的领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过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认清了“国故学”的使命是整理中国一切文化历史，便可以把一切狭陋的门户之见都扫空了。

他虽然意在批评门户之见、强调“扩大研究范围”，但将“国学”视作涵盖了中国一切传统的文化的定义和眼光，却是真确的。对国学研究，他又说：

我们理想中的国学研究，至少有这样的一个系统：中国文化史：（一）民族史、（二）语言文字史、（三）经济史、（四）政治史、（五）国际交通史、（六）思想学术史、（七）宗教史、（八）文艺史、（九）风俗史、（十）制度史。这是一个总系统。

这些分门别类的“史”，就组成了“一个总系统”。这可说是“作为研究对象的国学”。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胡适的心胸和眼光；他既没有限定在所谓儒学为中心的传统哲学思想，更没有降低到背古诗文，讲千字文、百字姓等童蒙读物这个层次。

1923年，应《清华周刊》之约，胡适列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胡适全集》2）。分为工具书之部，有《书目答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籍纂诂》《历代地理韵编》《中国人名大辞典》《历代名人年谱》《世界大事年表》等。思想史之部，有四书五经、包括诸子百家主要作品的《二十二子》、佛教经典、《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以及一些重要思想家如王安石、朱熹、陆九渊、王阳明、顾炎武、黄宗羲等重要思想家的文集。文学史之部，主要是总集和重要作家的别集以及诗词曲剧小说等。这个书目，非常广博，以至于记者不得不请他再拟一个“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于是他又将他认为最为重要的，加了圈，共计39种。

梁启超对胡适的这个书目，不尽以为然，于是，他也开了一个书目，名《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1923年），分为（甲）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乙）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丙）韵文书类，（丁）小学书及文法书类，（戊）随意涉览书类。他认为胡适的书目太注重文学和思想史，忽略了史学，因此，他开的书目，特别增加了《资治通鉴》《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皇朝（清）文献通考》《通志二十略》《二十四史》《读史方舆纪要》等史部的书。当然，梁启超也在其书目基础上，开出了《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有25种书，其中除四书、诸子外，特别举出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和《资治通鉴》（见《饮冰室合集》专集71，中华书局，2011）。

在当时被目为守旧的学者黄侃，给学生开列的“基本书籍”，有《十三经注疏》《大戴礼记》《荀子》《庄子》《史记》《汉书》《资治通鉴》《通典》《文选》《文心雕龙》《说文解字》《广韵》（黄度群、闵孝吉记《量守庐讲学二记》，张晖编《量守庐学记续编》，三联，2006）。我想，今天提倡国学的人，看到胡适、梁启超、黄侃的书目，大概是会感到自己眼界的狭隘的。

鲁迅1930年为考入清华中文系的许寿裳之子许世瑛开过中国文学的书单（《鲁迅全集》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计有功（宋人）《唐诗纪事》，辛文房（元人）《唐才子传》，严可均《全上古……隋文》（即《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丁福保《全上古……诗》（即《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吴荣光《历代名人年谱》（可知名人一生中之社会大事，因其书为表格之式也。可惜的是作者所认为历史上的大事者，未必真是“大事”，最好是参考日本三省堂出版之《模范最新世界年表》），胡应麟（明人）《少室山房笔丛》，《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其实是现有的较好的书籍之批评，但须注意其为“钦定”的），《世说新语》（刘义庆。晋人清谈之状），《唐摭言》（五代王定保。唐文人取科名之状态），《抱朴子》（葛洪。内论及晋末社会状态），《论衡》（王充。内可见汉末之风俗迷信等），《今世说》（王晫。明末清初之名士习气）。

这个书单，完全是私人的一个书单，没有公布过。从这个书单，也可看出鲁迅的眼光。即以文学史而言，他的眼界也是扩大到了社会，而不仅仅是文人的集子而已。

特别要注意的是，胡适、梁启超的书单中，都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鲁迅的书单中，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这反映了他们对作为门径的目录书的重视。有了《四库全书总目》，学子们就可以更容易全面了解承载中国学术思想文化的典籍概貌。

为人所称道的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中，梁启超以清代学术史为主，讲授的是《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王国维利用甲骨文、金文、竹木简等出土史料与传统文献比勘来研究历史，以《古史新证》授课；陈寅恪以满文、蒙文、巴利文等民族语言和域外史料与传统文献进行比勘，发表了《元代汉人译名考》《几何原本满文译本跋》《蒙古源流研究（四篇）》《敦煌本唐梵对字音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跋》《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夏梵藏汉合璧校释序》等系列论文（后转治中古史）；赵元任研究语言学；作为助教的李济则专攻考古学，对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起了很大作用。从这些导师的治学范围和方法，可以看出当时的所谓国学范围之广博、研究之专深。

有人将国学或中国文化简约为儒家文化。这实在是太狭隘了。即以儒学奉为经典的十三经而言，这些经典，虽然经过了儒家的整理，但它是诸子百家乃至中国文化共同的元典、共同的财富。诸子百家实际是对元典的充实、丰富和发展。至于将儒学化约为经学，进而将提倡国学化约为提倡读经，甚至以祭孔、读经、背诵古诗文作为弘扬国学的主要方式，则更是等而下之了。我们要知道，七八十前的前辈学者眼中，国学已经是大国学，是大历史，是以研究这种大历史、大国学如何形成、怎么变化为职志的。

其实，这种浅陋的主张，并不始于今日。为抵制新文化，上世纪二十年代即已有人大力倡导尊孔读经。鲁迅在1922年发表《不懂的音译》（《热风》，《鲁迅全集》1），就曾对这些现象进行过批评。他说：

中国有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作的，要谈国学，他才可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举例表彰的，正是清华四大导师、以清朝遗老自居的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同年，他又发表《估学衡》（《热风》，《鲁迅全集》1），对盲目提倡国粹者进行了讽刺：

总之，诸公掊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为一种主张。可惜的是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是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惶煞人！“衡”了一通，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

三十年代，社会上又掀起一股读经的呼声。傅斯年在1935年4月7日《大公报》发表星期论文《论学校读经》，称：

经过明末以来朴学之进步，我们今日应该充分感觉六经之难读。汉儒之师说既不可恃，宋儒的臆想又不可凭，在今日只有妄人才敢说诗书全能了解。有声音文字训诂学训练的人深知“多闻阙疑”“不知为不知”之重要性的。那么，今日学校读经，无异于拿些教师自己半懂半不懂的东西给学生。……六经虽在专门家手中也是半懂半不懂的东西，一旦拿来给儿童，教者不是浑沌，便要自欺欺人。这样的效用，究竟是有益于儿童的理智呢，或是他们的人格？(www.xing528.com)

胡适也在同年发表了《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胡适全集》4），引王国维所说“《诗》《书》为人人诵习之书……以弟之愚暗，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后，胡适说道：

二三十年后，新经学的成绩积聚的多了，也许可以稍稍减低那不可懂的部分，也许可以使几部重要的经典都翻译成人人可解的白话，充作一般成人的读物。

在今日妄谈读经，或提倡中小学读经，都是无知之谈，不值得通人的一笑。

在鲁迅、胡适、傅斯年这些于国学有深厚修养的学人看来，让小朋友读“经”是很荒唐的。提倡整理国故，终生从事中国文史研究的胡适，主要从事中国上古史研究并多所创获的傅斯年，并不是反对研究国学，反对研读经典、普及经典。这种批评，放在今天，也是极有见地的。

二、用历史的眼光看“国学”

即以汉语言为载体的所谓国学，也有一个不断变化、发展和丰富的过程；以此为载体的所谓传统文化，也有这样一个过程。比如，宋明理学，就吸收了佛学的内容，而经过中亚传入中国的佛学，也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吸收了中国那时的传统文化而实现了“中国化”，变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吸收了佛学的中国传统儒学，又形成了新的传统，即所谓新儒学。再比如，在理学影响之下，妇女的离异或寡居再嫁，渐为社会所排斥。但至少在唐代还并不如此，所以朱熹对李唐王室出现的“丑闻”，概之以“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宋代的寡妇再醮也是常事。北宋名相范仲淹的母亲即曾改嫁。他在年谱中并不隐讳，将此事载入。清道光十六年（1836）进士及第的陸以湉读到此事，在其笔记《冷庐杂识》中即不禁大发议论：“宋世士大夫家妇女再适者，不以为异，故范文正公年谱直书其母谢氏再适长山朱氏。今制崇尚贞节，妇人再醮者不得请封。雍正元年诏直省州县各建节孝祠，有司春秋致祭，所以励风教维廉耻者至矣，宜不复沿陋习也。”著名词人李清照，在其夫赵明诚死后，也曾改嫁，并因后夫反目，互相攻讦，可谓沸沸扬扬。对妇女如此不人道的苛求并予表彰，并不是中国文化中一以贯之的传统。

我们的文化在不断地吸收中发展着，我们的传统也在不断地变化着。我们据以“自信”的文化，究竟是指哪一时期、哪个部分呢？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从未中断。中国文化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不断吸收着许多不同文化的菁华和因子。她是在不断吸收、不断充实、不断丰富、不断变化中，才得以存在并发展的。她的生命力也正在于此。开放、包容、吸收、融合的过程，历史上从不曾中断，现在不应该中断，将来也不会中断。开放、吸收、融合以及与时俱进，才是中国文化未曾中断、始终葆有鲜活生命力的重要原因，也正是我们文化自信之源。鲁迅在1934年就力倡“拿来主义”（《且介亭杂文》，《鲁迅全集》6）：

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 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冷静、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要有开放的胸襟，要“拿来主义”。吸收得越充分，我们的文化才能越丰富、越健康，才能越有生命力。封闭的、静态的、单一的文化，终究会变成为标本，变成为死的文化。不能以自信为借口，拒斥对人类文明的吸收。

三、“国学”与“西学”

世纪之交，有种说法，叫作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大有中国文化一统天下之势。在经济迅速发展、国力强盛的今天，沾沾自喜的自满情绪更容易发酵。如果以文化自信为名，固步自封、自以为是，行文化傲慢之实，那实在是很愚惷的。

有些人想通过强调文化的特殊性，将我们的文化与世界区别开来。其实，普遍与特殊，正如“白马非马”——所谓普遍的，都是抽象出来的；所谓特殊，正是对普遍的反映。没有脱离开特殊的普遍，这正如拉出来的，都是白马、黑马、公马、母马，无法拉出“马”来。马，只是一个抽象出来的概念，因此它才具有普遍或普世性。这个普遍性，必须藉由特殊性来体现；没有特殊，普遍性就无从体现。从这个意义上，特殊的就是普遍的。各种文化，如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东方文化、西方文化，都是“文化”的体现。我们无法拿出一种不具有特定内涵的纯粹的“文化”。因此，我们不能以特殊或特色为由，自外于人类文明。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胡适1935年就明确提出“充分世界化”（《独立评论》第142号《编辑后记》，《胡适全集》22）：

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但我同时指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现在的人说“折衷”，说“中国本位”，都是空谈。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如果我们自命作领袖的人也空谈折衷选择，结果只有抱残守缺而已。……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的。

1961年，他在《怀念曾慕韩先生》（《胡适全集》19）中又说：

在三十年前，我对他的议论曾表示一点点怀疑：我嫌他过于颂扬中国传统文化了，可能替反动思想助威。我对他说，凡是极端国家主义的运动，总都含有守旧的成分，总不免在消极方面排斥外来文化，在积极方面拥护或辩护传统文化。所以我总觉得，凡提倡狭义的国家主义或狭义的民族主义的朋友们，都要得特别小心地戒律自己，偶不小心，就会给顽固分子加添武器了。

胡适的警告，放在今天，依然是有效的。我们在提倡国学、提出文化自信时，实在是要时刻警惕的，不要陷入国家主义、民粹主义的泥潭；不要将国学、文化自信，作为拒绝吸收人类优秀文化的堂皇的盾牌和借口。

文化有差异，生活方式更是千差万别。诸如生活习俗、节庆假日等，既不必作为自信的象征，也不必加以抵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作为人类，既要看到不同文化下的异，也要看到作为人的同。充分的了解，才能“见怪不怪”、彼此理解，和而不同。曾几何时，一些年轻人喜欢过一些洋节，不少老人大惊失色；随着交往的增多，了解的深入，现在年轻人对洋节已可“淡然处之”了。回头看当年老人们的担忧，是不是有些杞人忧天呢？其实，我们今天视作自己固有的节日，有不少也是受了外来文化如佛教的影响而形成的呐。

提倡国学研究、文化自信，不是要从政治文化角度，重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国学抵制西学。所谓西方的文明，也在这一百多年的中西交融中，不断浸润、“中国化”为我们现在文明的一部分。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我们文化中原本较弱的因子，现已成为我们文明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成为我们新的传统。即以意识形态色彩甚为浓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经过一百多年的传播、吸收，已大体实现或完成了它的“中国化”的历程，其合理的菁华的部分，也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可以说，在世界成为地球村的今天，在世界一体化的今天，在中国不断融入世界、世界文明不断被“中国化”的今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西对立的文明态式已经不复存在（如果存在对立，那也是政治对立，而不是文化对立）。所谓“文化自信”，是不言自明的。反观历史，我们没有理由不自信；立足当下，自信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总之，文化自信，不是关起门来，孤芳自赏、自家喝彩；也不是为了证明我们的文化具有特殊性，甚至特殊到了比其他文化都要优越。真正的自信，是既能知道自己的不足，又能知道自己的长处。有了自信，才能包容，才能判别和吸收。研究国学，并不是为自信找理由，而是为了更清醒地了解自己，以便吸收新知。许多文化的差异，只是差异而已，并非优劣。年青人过个“洋节”，就要高叫传统文化沦丧了；翻译了几本书，就忧心忡忡，以为自己的阵地丧失了。这些，不正是没有自信的表现吗？

  二○一八年四月，改定于新都

原题作“用历史的眼光看国学”，刊《南方周末》2018－5－24副刊C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