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藩镇格局与安史乱的关系研究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汪篯先生为写作《中国史纲要》，曾撰写过一组札记（吴宗国《汉唐史论稿〈后记〉》，《汪篯汉唐史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274页），其中有两条，谈到了安史乱后的藩镇形势和藩镇格局。“唐德宗至穆宗时期的军事形势”条称：

唐德宗、顺宗、宪宗时期的军事形势是：

（1）安史乱后，对唐威胁最大的力量是吐蕃。……

（2）唐廷对藩镇的战争主要是德宗、宪宗时进行的。……

（3）穆宗时，唐廷在河北诸道均定两税，又要更改“河北故事”，这样就引起了河朔再叛。……穆宗以后，唐和河北藩镇之间，实际上处于均衡的形势。这种形势一直持续到唐朝末年。

（4）自穆宗时河朔复叛以后，直至唐末，中间经过了敬、文、武、宣四朝，共有三十余年，这三十余年总的情况是：

文宗削平沧景，武宗削平泽潞，唐廷不但能稳定地控制住南方，而且河南、山东、山西的广大地区的节度使也都是由唐廷委派的，决不能说“天下尽裂于方镇”。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二十《唐节度使之祸》一节里，曾有“天下尽分裂于方镇”一语，但他指的是唐朝末年，不是说河朔再叛后就是这样。（《汪篯汉唐史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311－312页）

《汪篯汉唐史论稿》，汪篯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在“唐代方镇的三种情况”条中，又说：

对河朔再叛以后的局面，有些人为要强调藩镇为祸之烈，就把长庆以后和元和以前都说成是“天下尽裂于方镇”，好像在唐后期一百五十年中，除了十几年以外（因为元和只有十五年），都是天下尽裂于方镇的局面。其实唐的方镇，有三种情况。一是河北藩镇，主要是河北三镇，只占有今河北一省之地和河南局部地区。此外，北方的某些藩镇，有时有些效法三镇，但都没有维持很长久。二是其他设立节度使地区，这其中又有两类，一类是由军将出镇的，如宣武、陈许等。那里的军将有时也跋扈，军中有时也发生军乱。但一般说来，节度使的任免还是由唐廷掌握的居多。另一类是剑南东西川、凤翔和淮南等。这些是所谓“宰相回翔之所”，不能把它们都看作割据势力。三是设置观察或团练使、经略使的地区。这一类由中央直接控制，一般不把它看作是藩镇。（313页）

这两条札记，第一条是从时间上、第二条是从地域上，对唐后期的藩镇格局进行了梳理。一纵一横，用以说明唐后期、特别是穆宗以后，唐代的藩镇格局并不是“天下尽裂于方镇”，不宜用“藩镇割据”来加以概括。他的这个认识的学术意义何在？学术价值有多大呢？这需将其置于安史乱后的藩镇格局的研究史上，我们才能看得较为清楚。

一、

唐后期的政治史，学界向以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牛李党争来加以概括。关于藩镇问题，唐朝人就已开始有所解说。最著名的，就是杜牧的《罪言》（《樊川文集》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国家天宝末，燕盗徐起，出入成皋、函、潼间，若涉无人地，郭、李辈常以兵五十万，不能过邺。……国家因之畦河修障戍，塞其街蹊，齐、鲁、梁、蔡，被其风流，因亦为寇。……运遭孝武，澣衣一肉，不畋不乐，自卑冗中拔取将相，凡十三年，乃能尽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顺适，唯山东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以返。……

今日天子圣明……若欲悉使生人无事，其要在于去兵，不得山东，兵不可去，是兵杀人无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当贞元时，山东有燕、赵、魏叛，河南有齐、蔡叛，梁、徐、陈、汝、白马津、盟津、襄、邓、安、黄、寿春皆戍厚兵，凡此十余所，才足自护治所，实不辍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势弛，熟视不轨者，无可奈何。阶此蜀亦叛、吴亦叛，其他未叛者，皆迎时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间，得蜀得吴、得蔡得齐，凡收郡县二百余城；所未能得，唯山东百城耳。……如果自治，是助虏为虐，环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复有天下阴为之助，则安可以取。（87页）

他历数用兵的结果，认为根本无力完全控制河北，“山东之人，叛且三五世矣，今之后生所见，言语举止，无非叛也，以为事理正当如此，沉酣入骨髓，无以为非者”。为说明这一点，他又举了中策的取魏，即控制魏博——如果能控制魏博，也可以进一步控制河北。也明确指出，“最下策为浪战，不计地势，不审攻守是也”。不能为收河北而浪战不已。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河北周围布兵，即为遏制河北。

安史乱后的河北藩镇或曰河朔藩镇的问题，在德宗建中用兵藩镇，双方陷入胶着状态时，德宗问计于陆贽：“内侍朱冀宁奉宣圣旨，缘两河寇贼未平殄，又淮西凶党攻逼襄城，卿识古知今，合有良策，宜具利害封进者。”于是，陆贽上《论两河及淮西利害状》（《陆贽集》卷一一，中华书局，2006）：

臣谓幽燕恒魏之寇，势缓而祸轻，汝洛荥汴之虞，势急而祸重。……何以言其然也？自胡羯称乱，首起蓟门，中兴已来，未暇芟荡，因其降将，即而抚之。朝廷置河朔于度外，殆三十年，非一朝一夕之所急也。……希烈忍于伤残，果于吞噬，据蔡许富全之地，益邓襄卤获之资，意殊无厌，兵且未衂，东寇则转输将阻，北窥则都城或惊。此臣所谓汝洛荥汴之虞，势急而祸重。上党、盟津之步卒，当今之练卒也，悉此彊劲，委之山东，势分于将多，财屈于兵广，以攻则旷岁不进，以守则数倍有余，各怀顾瞻，递欲推倚。此臣所谓缓者宜图之以计，今失于屯戍太多。（325－329页） 

《旧唐书·德宗纪》（中华书局，1986年），建中四年八月丁未（初二）李希烈率众三万攻哥舒曜于襄城（337页），即其事。《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86）将此状系于建中四年八月（7348页）。《新唐书·陆贽传》（中华书局，1986），“会马燧讨贼河北久不决，请济师；李希烈寇襄城。诏问策安出”，贽言云云，即此状。“帝不纳。后泾师急变，贽言皆效”（4912－4913页）。《旧唐书·陆贽传》未及此事。

陆贽称“朝廷置河朔于度外殆三十年，非一朝一夕之所急”，已经点出不能将河北与淮西并量齐观（这反映了唐廷对藩镇政策的形成过程，参孟彦弘《“姑息”与“用兵”：朝廷藩镇政策的确立及其实施》，《唐史论丛》12，三秦出版社，2010）。可以说，安史乱后，对河北的状况，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但对整个藩镇形势，有怎样的认识呢？

宋人编《新唐书》时，在卷六四《方镇表》的序中，说：

高祖、太宗之制，兵列府以居外，将列卫以居内，有事则将以征伐，事已各解而去。……及其晚也，土地之广、人民之众、城池之固、器甲之利，举而予之。……方镇之患，始也各专其地以自世，既则迫于利害之谋，故其喜则连衡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又其甚则起而弱王室。唐自中世以后，收功弭乱，虽常倚镇兵，而其亡也终以此，可不戒哉。（1759页）

唐方镇之患，就在于它既有土地，又有甲兵，又有人民；但其作用，既“弱唐”，但也是唐廷倚恃的力量（宋人尹源在《唐说》中称：“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谈的也是唐方镇的作用。见《宋史·尹源传》，中华书局，1977，13082页）。在卷五〇《兵志》中，又谈及方镇，称：

夫所谓方镇者，节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于边将之屯防者。……及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反，犯京师，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陷两京。肃宗起灵武，而诸镇之兵共起诛贼。其后禄山子庆绪及史思明父子继起，中国大乱，肃宗命李光弼等讨之，号九节度之师。久之，大盗既灭，而武夫战卒以功起行阵，列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由是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故兵骄则逐帅，帅彊则叛上。……始时为朝廷患者，号河朔三镇。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晋兵更犯京师，而李茂贞、韩建近据岐、华，妄一喜怒，兵已至于国门，天子为杀大臣、罪己悔过，然后去。……向之所谓三镇者，徒能始祸而已。其他大镇，南则吴、浙、荆、湖、闽、广，西则岐、蜀，北则燕、晋，而梁盗据其中，自国门以外，皆分裂于方镇矣。（1328－1330页）

“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故兵骄则逐帅，帅彊则叛上”；这主要说的是方镇的势力。“始时为朝廷患者，号河朔三镇。及其末，朱全忠…李克用……”，这是概括方镇格局，但从“始为朝廷患”，一下就到了“用其末”即唐末——安史之乱结束到唐末，有约百五十年的时间！

《新唐书》还专列卷二一〇至二一四共五卷，为藩镇类传，集中叙述了魏博、镇冀、卢龙、淄青横海、宣武彰义泽潞。在类传的序中，说：

安史乱天下，至肃宗大难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护养孽萌，以成祸根。乱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廷。效战国，肱髀相依，以土地传子孙，脅百姓，加锯其颈，利怵逆汙，遂使其人自视由羌狄然。一寇死，一贼生，讫唐亡百余年，卒不为王土。

当其盛时，蔡附齐连，内裂河南地，为合从以抗天子。杜牧至以“山东，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贼得之，故天下不安”。又曰……魏博传五世，……成德更二姓，传五世……卢龙更三姓，传五世……淄青传五世而灭……沧景传三世……宣武传四世而灭……彰义传三世而灭……泽潞传三世而灭。（5921－5923页）

讲完河北的情况（“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直接连类述及淄青、沧景、宣武、彰义，全然没有意识到，河北与非河北，其间有着很大的区别。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中华书局，1977）卷三八：

肃宗暮年，天下之势将亡，幸而有代宗以广平王统师收两京，功在诸将上，材练涉而资宽仁，又能沈断，盖良主也；所以不治而愈乱者，不知其祸在置藩镇，既不能收，反更成之故也（听仆固怀恩，不改河北幽燕，最大节目）。藩镇已成，自无治法。德宗初立，恃其聪明，始欲伐叛，几不免身；宪宗辛苦十四年，积劳未厌，卒以大坏。夫不知置镇之祸，而欲以治镇之道治之，宜其不治而愈乱也。（代宗）（566页）

唐中世以后，为其国死祸者，藩镇、宦官而已。藩镇自穆敬以后，不可复治。（文宗，又）（571页）

谈到了德宗的用兵、宪宗的用兵；“藩镇自穆敬以后，不可复治”——宪宗之后，从穆宗到唐末朱全忠，也有八十余年的历史，均为“不复可治”吗？

赵翼《廿二史札记》（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本，中华书局，1984）卷二〇有多条涉及唐代的藩镇问题。如“唐节度使之祸”“方镇兵出境即仰度支供餽”“方镇骄兵”等。他的看法，对后来的研究者的影响很大。对唐后期藩镇问题的最集中的概括，即“唐节度使之祸”条：

唐之官制，莫不善于节度使。……景云二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此节度使之官由此始。然犹第统兵，而州郡自有按察等使司其殿最。至开元中，朔方、陇右、河东、河西诸镇，皆置节度使，每以数州为一镇，节度使即统此数州，州刺史尽为其所属，故节度多有兼按察使、安抚使、支度使者。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于是方镇之势日强。安禄山以节度使起兵，几覆天下。及安史既平，武夫战将以功起行阵，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大者连州十数，小者犹兼三四，所属文武官，悉自置署，未尝请命于朝，力大势盛，遂成尾大不掉之势。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往自择将吏，号为留后，以邀命于朝。天子力不能制，则含羞忍耻，因而抚之。姑息愈甚，方镇愈骄。其始为朝廷患者，只河朔三镇，其后淄青、淮蔡，无不据地倔强。甚至同华逼近京邑，而周智光以之反。泽潞亦连畿甸，而卢从史、刘稹等以之叛。迨至末年，天下尽分裂于方镇，而朱全忠遂以梁兵移唐祚矣。推原祸始，皆由于节度使掌兵民之权故也。（430页）

谈藩镇之强，说是“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安史乱后的尾大不掉，就说是“大者连州十数，小者犹兼三四，所属文武官，悉自置署，未尝请命于朝，力大势盛，遂成尾大不掉之势”；谈到藩镇形势的变化，就说“其始为朝廷患者，只河朔三镇，其后淄青、淮蔡，无不据地倔强。甚至同华逼近京邑，而周智光以之反。泽潞亦连畿甸，而卢从史、刘稹等以之叛。迨至末年，天下尽分裂于方镇”。——与上引《新唐书》相比，即知他的宏论都是从《新唐书》化出。在“迨至末年”以前，藩镇的情况究竟是什么呢？只是举了淄表、淮蔡和泽潞的例子。但淄青、淮蔡，经宪宗用兵就解决了；泽潞，是武宗时解决。我们仍然不能明了，安史乱后的藩镇格局，究竟是什么。

二、

我们看一下民国时期的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们举几种当时最为著名的通史书来看（相关研究成果的综述，可以参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第一章第九节“藩镇问题”，贾志刚执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50－58页）。

雷海宗是著名的“战国策派”，对中国史有通盘的看法。他三十年代在清华、四十年代在西南联大讲授中国通史。清华曾将其讲义以《中国通史选读》为名油印，供学生使用。该书体例，即先下一按断或概括，下引用相关史料，故书名“选读”，即以节选史料为主。这也是朱自清替叶圣陶为开明书店约此书稿，而为雷氏拒绝的原因；它并不是一部成熟的书稿。200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据民国廿三年（1934）度至廿四年度的讲义正式印行了这部曾对选课学生影响很大的讲义（参北大版书前所附何炳棣、何兆武、资中筠等语）。

第五六三节的内容，是引用《新唐书》卷二一〇《藩镇列传》序；第五六四节的内容，是引用《新唐书》卷五〇《兵志》；第五七三节，是《新五代史》卷六〇《职方考》序。他将隋唐五代的历史，以安史之乱为界，分为前后两段。后一段，他所列节目中，即有“藩镇”。他的总结性的看法，即：

安史乱平之后，降将功臣都任节度使；地盘私相授受，实际已成割据的局面（第五六三节）。

这是后来唐室灭亡的主因之一（第五六四节）。

在“五代十国”一节中，又说：

天宝乱后的割据局面最后表面化，就是所谓五代十国的时代（第五七三节）。

这基本上就是将安史之乱到宋以前的历史，一概视作“藩镇割据”了。

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商务印书馆，1934）卷三“藩镇”，对安史之乱以后的藩镇情形作了系统的梳理：

唐藩镇之祸，玄宗造其因，而肃代专务姑息以养成之，遂成尾大不掉之祸。倡始拒命者，为河北诸镇。

随后，对代宗、德宗、宪宗时期中央对藩镇的征讨进行了梳理，并列有《中唐以后两河藩镇简表》。最后概括指出：“唐（指穆宗）自再失河北后，中央势益不振，至僖宗经黄巢之乱，强藩遍列于内外，朝更暮改，乍合乍离，兹依唐初十道以为差次，制为简表，略加说明以明变迁焉。”（中册201－228页）以下又附《唐末藩镇简表》。这是中国通史教科书中，对唐代藩镇问题叙述最为详明和最有条理的。对穆宗以后的藩镇形势，虽用表的形式，列出了所谓强藩的情况，但于整体形势，我们仍无可掌握。

钱穆《国史大纲》（1940年初版，此据1994年商务印书馆修订二版）第廿七章：

安禄山的势力，是唐室用中国财富豢养成的胡兵团。……安史余孽以及讨安史的有功的将领，全部拥兵割地，造成此后藩镇之祸，而藩镇的籍贯，亦几乎大部分是胡人。

第廿八章之“唐中叶以后之藩镇”：

唐自安史之乱以后，武夫战卒，以功起行阵，互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由是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自国门以外，几乎尽是方镇的势力。（458页）

唐平安史，本未能捣其巢穴。又以其降将，遂成河北之藩镇。此即所谓河北三镇。彼辈拥劲卒，自署吏，不贡赋，结婚姻，相联结。又其次有沧景、宣武、彰义、泽潞等，各传三四世不等。……自德宗时而第一次事变起。自此朝廷遂行姑息之政。至宪宗时而朝廷与藩镇之冲突又起。于是诸镇相率归命。元和号为唐室中兴。然宪宗在位十五年，十四年始平李师道，翌年为宦官所弑。宪宗卒未三年，诸镇又乱。自此迄于唐亡，不能复取。藩镇擅权，先后约一百四十年。始于河朔三镇，及其末，则国门以外，皆为强敌。（458－465页）

这个叙述，与前引《新唐书》及《廿二史札记》基本相同。“安史余孽以及讨安史的有功的将领，全部拥兵割地”，说得极不准确；“宪宗卒未三年，诸镇又乱。自此迄于唐亡，不能复取。藩镇擅权，先后约一百四十年”；这又是将安史乱后的一百五十年，统统视作“藩镇擅权”。至于在时间上说，前后有无变化；从空间上说，藩镇之间是否有所不同，均未言及。

缪凤林《中国通史要略》（商务印书馆，重庆，1944。按，三十年代，即由南京钟山书局出版其《中国通史纲要》，内容至唐末）第七章之《方镇割据之成因与经过》：

唐中叶后之祸乱，大者凡三，曰方镇、曰外夷、曰宦官。其端多由玄宗启之，而方镇之影响尤大。……代宗初元，乱事弭平，而方镇之割据，则较前益甚。……盖自肃代姑息为政，养痈以遗患，德宗继之，始以强明自任，然有求治之志，而不知任贤……以致藩镇之乱屡见，奔走不遑。逮其晚节，偷懦之政，甚于祖考。宪宗刚明果断，任贤相名将……内崇政事，外翦强藩，首平夏蜀，继平淮西淄青，河北诸镇，亦先后归命，尽遵朝廷约束，唐室号称中兴。惜末年意寖骄侈，好进奉，惑异端，任宦官，卒身陷大祸。崩后未几，穆宗怠荒厥政，河北复叛，迄于唐亡，不能复取。《旧唐书·地理志》备志肃宗至德后要冲大郡之节度观察等使，凡四十有余镇，《新书》（卷六四至六九）则别立《方镇表》，总表一代方镇，又取魏博、成德、卢龙、淄青、淮西等镇擅兴若世嗣者，为《藩镇传》（卷二〇一至二一四）。（2册57－59页）

述及德宗、宪宗的用兵藩镇，对此后的形势，亦语焉不详。

解放以后，影响最大的通史，就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唐代历史分作三期（此据《中国通史》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8），即天宝以前，为前期；天宝元年（742）至宪宗末年（820）为中期；穆宗以后，至唐亡为后期。把安史之乱以及安史乱后的藩镇问题，视作“唐朝的中央统一势力和地方割据势力发生长时期的斗争”（163页）。这个斗争，分为三次。第一次，是安史乱起至代宗末年（755－779）；第二次，是德宗、宪宗的用兵藩镇（779－820）。这两次斗争，放在了第二章第二节“唐中期的政治概况”中来叙述。穆宗以后的藩镇问题，在第二章中单列一节，即第七节“藩镇割据”。在这一节，又分作两次割据。第一次割据，包括安史乱后的河北的割据，以及“一些较弱的割据者和短期割据者”（386页），当然该书主要叙述的是河北三镇割据的情况。第二次割据，是指黄巢起事以后的情况。在叙述第二次割据时，对唐后期（据该书分期，这是指穆宗以后）的藩镇问题有一个总的概括：

唐后期，朝廷放弃河北，不再对三叛镇用兵。淮西镇消灭后，河南地区完全受控制，江淮赋税到长安，路上通行无阻，唐朝廷也就愈益奢侈腐朽。黄巢起义军发动以前，唐在河南地区的藩镇，兵力薄弱，江南地区更是兵备空虚，因之，起义军纵横南北，受唐兵的阻力并不大。但是一大批新的反动势力，借对抗起义军的机会，纷纷拥兵割据。（391－392页）

这个概括是非常准确的。一是区分了河北与非河北，二是明确指出河南地区完全受到控制，江南兵力薄弱，即未拥重兵。这一局面到黄巢起事才发生变化。当然，该书将河北割据归因于朝廷的腐败，这是另一问题，姑置不论。

范著《中国通史简编》的读者对象设定为普通读者，所以该书基本不引史料，直接加以叙述。这是种“修史”的体例，不是研究论著的体例。也许正由于此，它对唐代藩镇问题的把握和概括，似乎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大多数的通史，对断代史中的一些细节不能作出很详细的描述，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唐后期政治史上的重大问题，一般通史对藩镇问题大多缺乏一个提纲挈领的总结和概括，终究是比较遗憾的。

三、

下面我们看一下断代史，特别是解放以后的断代史对此问题的认识。(www.xing528.com)

五十年代出版的第一部唐代的断代史，就是杨志玖《隋唐五代史纲要》（新知识出版社，上海，1955年）。此书简明扼要，颇为学界所肯定。金毓黻《静晤室日记》（辽沈书社，1993）卷一五七，1956年6月13日：“读杨著《隋唐五代史纲要》已尽两章……此书优点颇多，每于历史重要环节，颇能着重指出，作出分析。”（7163页）该书第三章“唐帝国的衰亡”之第二节“安史乱后唐帝国的内争与外患”下，单列“藩镇割据”，叙述了“安史乱后的河北三镇”：

唐朝虽然平定了安史的叛乱，但并没有彻底消灭安史的余部的势力。对于投降的将士依旧封他们在河北作节度使。……主要的还是因安史余部力量还相当大，唐不得不和他们妥协，只要他们投降就算了。……这三处称河北（或河朔）三镇。他们名义上是唐政府的节度使，事实上却等于独立的王国。（88－89页）

“唐政府和藩镇的斗争”：

藩镇势力强盛，必然会引起中央集权势力的反对。但代宗一朝因安史之乱刚平定，又有吐蕃和回纥的入侵，使唐政府无力顾及藩镇的事，只有采隐忍迁就的政策。到德宗时，外患稍息，又因实行两税法后，政府收入增加，德宗很想裁抑藩镇之权。……但所派的仍是节度使的兵，结果平乱的又同作乱的联合起来反抗中央。……河北藩镇仍保持其势力未动。德宗只好仍用姑息的政策对待。

宪宗即位，发愤削减藩镇，复兴唐室。……但这个基础并不稳固，因为藩镇只是归命中央，并未根本消灭。……穆宗长庆元年，河北三镇又乱，……从此河北即不为唐有，迄于唐亡，而其他各处的节度使亦很少听命，不过在名义上仍承认中央而已。（89－90页）

“唐帝国的分裂”：

经过藩镇的割据，统一的唐帝国便分裂成无地方军政权，唐帝国仅保存一个空名了。……宪宗时还是对藩镇控制力最强的时候，但唐政府所能管辖的纳税人口，不过全国的半数。宪宗以后，中央势力更衰微，唐帝国的分裂当然更加甚。（91页）

穆宗以后，河北不再为唐有，“其他各处的节度使很少听命”，“中央势力更衰微，唐帝国的分裂更加甚”，实际仍然对穆宗至唐亡八十余年的藩镇格局一笔带过了。

随后，岑仲勉《隋唐史》于1957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金毓黻对此书也有评价，《静晤室日记》卷一五七，1956年6月17日：“始阅岑仲勉《隋唐史》，已尽关于唐史者五节。我以为岑著只是关于唐史的笔记汇编，繁简不一，前后不相联贯，不得谓之断代史，一经取与杨著《隋唐五代史纲要》对比便知分晓。……但岑著有一种长处，凡涉及考证者皆能深入，其于一般人不经意处，往往作深入地探究，读岑著可多得运用史料之方法。”（7167－7168页）该书第二十八节“藩镇之祸”：

河朔三镇及淄青之割据，始自代宗，除淄青外，三镇虽均中间一度曾由朝廷选任，然不旋踵而又失，成德之王氏，继世至八十馀年，魏博田氏五十馀年，是其最久者。此外横海、宣武、彰义，均启自德宗，宣武为时最暂，馀两镇皆宪宗所收复。若泽潞则中唐割据之最后者。

若夫镇使跋扈，初无非挟军士以自重，久之军士得势，镇使反为其所左右，稍失控制，危亡立至。……

抑藩镇之祸，多以为不可救药，观察亦误。始终怙恶者惟河北三镇。纵观经过，非无转机，惜人事不臧，如下文所举耳。……

总而言之，代德两朝京畿之内，累遭创夷，无所振作，犹有其困难之因。元和藉廿年安定之基，财赋稍充，复得毅决如宪宗，佐以杜黄裳、李吉甫、裴垍、李绛、裴度诸谋臣，中央威权，于是一振。……故元和之治为中唐冠。（269－272页）

对安史乱后的藩镇形势，基本是一种“史论”式的论说——诚如金毓黻所言，此书的长处在于史事、材料的考订，而不在于对史事的分析、问题的提炼。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虽然出版于五十年代末（此据重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但体例一本此前即已出版的三部断代史，对史事按时间或帝系详加叙述。所以，在断代史中，该书对唐代藩镇问题的梳理，最为细致。第五章“安史乱后形势”，专设“藩镇及内乱”一节。第六章“德宗事迹”，专设“东方藩镇之变”“兴元后藩镇起伏”两节，除对兴元以后“河南北、江淮情形”作了叙述，同时也指出“关、陕、河东，虽近，军政亦不肃”（304页），“偏远之区，也时有变故”（307页）。第七章“顺宪穆敬四朝事迹”，立“宪宗时藩镇起伏”“穆宗时藩镇起伏”两节，特别对穆宗时的“河北再叛”作了细致的分析，认为“宪宗之用兵，实无以异于德宗及穆宗，其成败不同，亦时会为之耳。且宪宗实未能全服河北，幸而早死，遂成竖子之名，设迟之一二年，……亦未必不情见势绌也”（370页）。指出河北在宪宗时即未真正得到解决，并非穆宗朝处置失当。第八章“文武宣三朝事迹”，设“文武宣三朝藩镇起伏”一节，谈及他对肃代以后河北的看法：

唐自穆宗而后，河北三镇，已成覆水难收之势。文宗平横海、武宗平昭义，史家以为丰功，实则殊不足道，且比竭蹶而后得之者也。（第412页）

第十章，唐室衰亡下，有“唐末割据”一节，谈到了他对安史乱后整个藩镇形势的看法：

唐自肃代以来，藩镇遍布，久成分裂之势，然中枢名分犹存，藩镇所擅之地，亦究不甚大，故自河北而外，迄未能有久据土自专者也。逮黄巢起而情势一变矣。（第534页）

对安史乱后一百五十年间的整体藩镇格局，称“自肃代以来，藩镇遍布，久成分裂之势”，还是太嫌笼统，不得要领。但吕著于朝廷与藩镇的征战，叙述得最为详尽；且对旧史中的种种误说，如仆固怀恩之叛、穆宗处置失当而致河北再失，等等，进行了具体的澄清和辨析，均极为中肯和通达。

五十年代邓广铭先生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隋唐五代史。《隋唐五代史讲义》（中华书局，2015。邓小南《编后记》称，此系五十代年初期的油印讲义），讲到唐后期的藩镇问题，用“‘藩镇连兵’以后，‘天下尽裂于方镇’”为题：

通过唐肃宗、代宗和德宗三世，唐廷对于跋扈的藩镇全是采用姑息政策的，藩镇们各自独霸一方，与唐廷俨然有似敌国……宪宗李纯即位之后，不再沿用姑息政策，一方面利用魏博军内部矛盾的爆发，用政治手腕使魏博一镇以所辖六州归于唐廷，另一方面对于所有不肯就范的藩镇则用武力解决……藩镇割据局面到此好像是告一段落了。

820年唐宪宗死，其子穆宗李恒即位，采纳了宰相萧俛和段文昌销兵的建议……于是而河北复失，“迄于唐亡，不能复取”。

继河朔复失之后，其他各镇亦相继背叛了唐廷，又恢复了宪宗以前“天下尽裂于藩镇”的局面。（108－109页）

在邓先生看来，安史乱后、宪宗以前，以及宪宗之后，都是“天下尽裂于方镇”的局面。

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于1961年初版，1979年人民版社重订再版。第十章“安史之乱和藩镇跋扈”：

安史乱后割据一方的方镇，主要有下列这些：（一）魏博镇……（二）相卫镇……（三）镇冀镇，即成德镇……（四）卢龙镇……（五）淄青镇……（六）宣武镇……（七）淮西镇。

这些割据的方镇，节度使或父子相传，或兵将拥立，全不听唐朝命令，只是既立之后，唐朝形式上加以任命，承认既成事实而已。……（经过德宗用兵）各处方镇的割据，唐朝依然无法打平。

到唐宪宗李纯时，……才先后打平剑南刘辟、江东李锜、淮西吴元济、淄青李师道的反抗，河北三镇也暂时归顺唐。但方镇擅有财赋，拥有重兵的情况，并未有多少改变。因此，不久以后方镇叛乱再起，直到唐亡，并未改变割据的情况，而且从割据走向分裂了。（273－274页）

说“方镇拥有财赋，拥有重兵”，并不准确，而且没有明确将河北藩镇与其他藩镇区别开来，这在藩镇问题的认识上多少有些倒退。将宪宗以后八十年的藩镇格局，以割据一语带过。

但1958年他曾发表《唐末五代的藩镇割据》（见其《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1979），“藩镇形势的发展”一节，将割据形势分为三期；这三期，比上引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的分期更为简捷清晰一些。将安史之乱到宪宗平藩为一期（范著将其中德宗、宪宗单列为一期），穆宗到黄巢起义及黄巢起义之后为两期（范著以黄巢起义为界，将此视作一个时期的两个阶段）。宪宗用兵藩镇之后，韩文总结道：“不过，并未能摧垮藩镇的力量，藩镇依然专地擅赋，掌握强兵，时机一到，故态依然。”（315页）这与其《史纲》的叙述大体相同。在谈到第二阶段，即穆宗至黄巢起义，“这一阶段藩镇反对唐室的事，虽不像上一阶段那样激烈，但乱事仍继续着……不过像汴宋、淮西、淄青一带，经宪宗以兵力平定后，这些地方是唐朝转输漕运要道，必须加强控制，故稍驯服。主要乱事，在于河朔三镇而已。”（316－317页）对河北与非河北的藩镇情势作了区分。遗憾的是，这一区分却未能体现到他的《史纲》中。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央党校曾请著名专家分段讲中国史。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是由武汉大学唐长孺先生讲授的。据《唐长孺先生生平及学术编年》（《唐长孺文集》，中华书局，2011），1962年10月至11月，“应中共中央党校、九三学社之邀，先生在京讲授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共九次）”（15页）。1987年求实出版社以《中国古代史讲座》为名正式出版。据该书《后记》，这部书是“六十年代初一些历史学家给高级党校学员讲课的中国古代史讲稿汇编”，出版时曾作校订，其中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由本人修订”（下册478页。《唐长孺文集》所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确与此基本相同）。

该书在“安史之乱以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小节中分三目，分别是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在“藩镇割据”中，说：

安史之乱平定以后，几个主要的藩镇仍然不服从中央，他们名义上接受了唐中央的官职，但实际上是半独立状态。……当时的藩镇割据主要是河北，就是安、史原来占领的地方，即卢龙、成德、魏博，这三个镇长期割据。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时叛时服的藩镇。唐德宗的时候，曾经企图削藩，在公元781年至784年引起了战争，主要是对河北藩镇的战争。……削藩的企图完全失败。德宗让步，采用了“姑息之政”……这样一来中央和藩镇暂且相安无事。

在德宗之后，唐宪宗曾一度把河北的三镇和在今山东的淄青平定了。除此之外，还把四川、河南的那些不服从中央的藩镇都平定了，特别是平定抵抗最力的淮西。这就是公元806年到820年所进行的平定藩镇的战争。

……在唐穆宗的时候，河北三镇又复辟了。其他地区，如四川、河南没有叛变。总之，安史之乱以后，藩镇一直存在，但从宪宗以后，始终处于割据状态的只有河北三镇。

穆宗以后，“藩镇一直存在”，同时，强调了“处于割据状态的只有河北三镇”；其他藩镇究竟是什么情况，未加论说。

以上的梳理，可以看出关于唐后期藩镇格局的认识，第一，安史乱后，河北或河朔藩镇已经割据，这是自唐人以来的共识。第二，安史之乱结束（763）到宪宗末年（820），大体是朝廷与藩镇不断征战的时期。无论是通史还是断代史，都对这个时期的所谓朝廷用兵藩镇有所叙述，但只是视作中央对方镇的征伐过程；对此后至唐亡的八十年，除范著《中国通史简编》外，大多是一语带过，没有一个总体性的把握和认识——将安史乱后的藩镇问题，以“藩镇割据”来概括，仿佛安史乱后的藩镇都是在不断地跟中央挑衅，而且是个全国性的问题。我想，重要的原因，就是研究者主要是从纵向，即从中央对藩镇的“征战史”或藩镇对中央的“跋扈史”的角度来看藩镇问题，故能分出阶段；但没有更重视在同一阶段，从“横向”局势的角度来审视。这可以说是共同存在的一个问题。

日本学者日野开三郎在三四十年代，开始对唐代藩镇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其成果就是集中收录在其《东洋史论集》（三一书房，1980）第一卷《唐代藩镇的支配体制》中的诸作，如三十年代发表的对河阳镇遏使、节度使的个案研究，综论如《唐代藩镇的跋扈和镇将》《支那中世的军阀》等（书末附各书及各文初刊年代）。六十年代，中国台湾学者王寿南以唐代的藩镇研究为题，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初刊1969年，此据台北大化书局1978年版。书后所附“唐代藩镇总表”，是对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工作的推进，极便参考）。从中央与藩镇的关系的角度，指出唐后期的藩镇，并不是所有藩镇、始终在与中央对抗即所谓割据。这实际指出了藩镇对中央的跋扈乃至对抗，有时间性和地域性。这为唐代藩镇的分区、分类研究开了先河。随后八十年代大陆学者张国刚陆续发表《唐代藩镇的类型及其动乱特点》（《历史研究》1983年4期）、《唐代藩镇的历史真相》（《文史知识》1986年9期），将唐代藩镇分作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边疆御边型、东南财源型四类（此据其《唐代藩镇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这是对王寿南所揭示的方镇叛乱或跋扈的地域性的具体化。程志《论中唐藩镇的本质和作用》（《东北师大学报》1986年6期）则用统计的方法，对安史之乱以后的方镇与中央的关系进行了论证，称唐先后设方镇89个，参与叛乱的只有11个，占总数的12%；真正半独立的，只有河北三镇，只占3.3%。将河北三镇纳入统计，没有太大意义；对江南拥兵很少甚至不拥兵的以观察使为使额的方镇，亦予统计，也无太大意义。但他的统计，至少可以纠正将唐后期藩镇一概视作“割据”的错误观念。这些成果，使学术界对唐后期藩镇格局的混沌认识变得清晰了起来。

作为西方世界的一部概观性或通论性的著作，《剑桥中国隋唐史》（英文版原刊1979年，此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汉译本）反映了西方学术界七十年代隋唐史的研究成果和认知水平（孟彦弘《评〈剑桥中国隋唐史〉》，对此书有所评述，见本书前文）。第八章集中讨论藩镇问题。这是作者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写就。藩镇的核心问题，其实是控制问题。如能控制，则方镇即可为中央所用；否则，即成削弱中央的力量。本章将藩镇分成“自治的藩镇”和“忠于朝廷的藩镇”两大类，在叙述安史之乱以及安史之乱以后的代宗、德宗、宪宗各朝与藩镇的关系，在论述中央政府企图对藩镇进行限制的种种措施（如裴垍对赋税上缴之制的改革，将驻守于支郡之兵划归州刺史统领以削弱藩镇对军队的控制力量等）以及藩镇的文职化时，都是紧紧围绕着“控制问题”来展开的。这无疑大大深化了我们对藩镇问题的认识。但是，对唐后期，特别是穆宗以后的藩镇格局，却是语焉不详。在“藩镇制的衰落”中说：

打算具体指出九世纪中央权威在藩镇开始崩溃的时间，这大概是徒劳的。维持秩序的问题在九世纪中期以前在地方上已经出现，但在王朝最后几十年中央权威的最后和彻底的崩溃则要到黄巢之乱才开始。（552页）

以下，便主要是对唐末民众暴动的讨论。

八九十年代，唐史学界影响最大的一部断代史，当属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该书除以时间为序，叙述朝廷与藩镇的征战之外（见该书第二章第三节“开元天宝的全盛时期与安史之乱”、第四节“宪穆敬文武宣六朝的政治”。按，对穆宗时河北的再叛，他认为“当时宰相全不了解河朔诸镇的习俗”云云，上册198页，是对吕思勉《隋唐五代史》已取得的认识的倒退），还特别在关于唐代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一章中，辟出“安史乱后的藩镇”一小目，力图从总体上对唐后期的藩镇格局加以概括：

总的情况是这样，唐已置河北于度外，但汴州、徐州、青淄、淮西，倘若落在割据势力的手中，则江南、淮南不可保，大动脉的运河运输线也有被切断的危险，所以对这些敏感地区，唐王朝是不能放弃不管的。

此外，为了确保江淮财赋的集积，唐王朝于广陵置淮南节度使，于丹徒置浙西节度使，亦曰镇海节度使。于成都置剑南西川节度使，于梓州置剑南东川节度使，于梁州南郑置山南节度使，于襄州襄阳置山南东道节度使，于江陵置荆南节度使，于广州置岭南节度使，这样方镇的布局，是颇有深意的。政府特别注意淮南、剑南西川的人选，往往选拣宰相有名德者居之，故二镇为宰相回翔之地，人所矜贵。

唐以太原为北京，玄宗世又置河东节度使，其后又于蒲州置河中节度使，河阳置河阳三城节度使。……

安史乱后……唐在西边列置藩镇，而且每年调关东军队到西边防秋，并在岐州置秦陇节度使，亦称凤翔节度使，于邠州置邠宁节度使，于泾州置泾原节度使，于坊州置鄜坊节度使。这些方镇，开始时有屏藩首都，拱卫关中的作用的。（上册524页）

这个把握，已经能折射出学术界对藩镇研究的深化和进步。对藩镇作了分区、分类，已不再以“藩镇割据”一语概括唐后期的藩镇形势了。

四、

在六十年代以前，对唐代藩镇的认识，基本上没有超出《新唐书》的认识范围。赵翼《廿二史札记》本乎此而略有发挥。除吕思勉以帝系为序，对唐朝廷与藩镇之间的征战有详尽的叙述之外，对整个唐后期藩镇格局的把握，不外乎（一）河北独立或半独，或曰置之度外；（二）唐穆宗所谓河北再叛之后，唐代的藩镇问题，不是以“割据”一语带过，就是借用赵翼语，称“天下尽裂于方镇”；对这八十年的藩镇格局，基本没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但汪篯的这两则札记，从中央与藩镇关系着眼，依据藩镇的实力，将藩镇分作三类；又分别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明确指出，穆宗以后，至少到宣宗，并不是“藩镇割据”的局面，并没有“天下尽裂于藩镇”。真正独立于中央的，只有河北三镇（这在唐人就已认识到了）；河北之外的藩镇，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是拥兵藩镇（只有拥兵，才有可能对中央跋扈乃至独立），第二大类，是不拥兵的藩镇（汪篯甚至指出，这不能指称为“藩镇”）。在第一类拥兵藩镇中，又可分为两类，一类多是由武将出任节度使，有时是与中央跋扈、对抗的，但总的来说，是听命于中央的；另一类则多由文人出任，甚至是宰相回翔之地，不能被视作、事实上也不是割据势力。

从上述整个藩镇研究史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一对唐后期藩镇格局的概括，可谓卓识；对廓清学术界长期对唐后期藩镇认识的混沌、模糊，学术意义重大。只可惜，他在六十年代已取得的卓识，到九十年代才为学界所知。这是非常遗憾的——他对唐后期藩镇格局的这一提纲絜领的概括，并没有完全反映在翦伯赞主编、由他与吴宗国先生执笔的《中国史纲》（人民出版社，1965年初版；此据1982年印刷本）中，详参该书第六章第三节“一、安史之乱和安史乱后的政治军事形势”“三、唐后期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之“唐王朝与藩镇的战争”。该书称，安史乱后，“河北、山东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在剑南、山南、河南、淮南和岭南，甚至京畿之内，也常常发生节度使或军将的叛变”（195－196页）；经过代德宪宗与藩镇的战争，穆宗即位，河朔再叛“唐王朝无力平叛……河北藩镇的势力更加巩固”（207页）。这大概就是教科书的局限性，不能充分表达撰写者的独到的心得。

就现已刊布的汪篯论著来看，他关于唐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以田制为中心的经济史，二是唐前期、特别是唐初的政治史；关于唐后期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六十年代撰写的这一组《隋唐史札记》中。共计20条札记，有5条是唐前期，有3条是通代，其余均属唐后期。就唐代政治史的研究来说，他关于唐前期政治的研究，更多的是对陈寅恪已有认识的进一步论证和深化，当然，他的研究更为细密。但从他关于唐后期藩镇格局的这两条札记来看，如果不是那个时代过早地夺走了他的生命，他对唐后期政治史的研究，一定能开辟出一片新天地。周一良先生曾在《纪念陈寅恪先生·补记》（《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中说：

陈（寅恪）先生及门众多，影响深远。我认为脑力学力俱臻上乘，堪传衣钵，推想先生亦必目为得意弟子者，厥有三人：徐高阮、汪篯、金应熙也。所可惜者，三人皆未能充分发挥作用也。徐英年早世，汪在‘文革’中受迫害自杀，而金则作为驯服工具，不断变换工种，终未大有成就也。”（148页）

现在，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未来的研究者，完成汪篯先生的未竟之业，将唐后期的藩镇研究、以至整个唐后期的政治史研究，推向深入了。

谨以此文，纪念英年早逝、未尽其才的唐史前辈学者汪篯先生。

二〇一六年末汪篯诞辰百年纪念时属草，二〇一七年三月末改定于新都

(1)许逸民《古籍整理释例》，8页，中华书局，2011。百衲本《二十四史》通过校勘而作过大量的描润甚至修改，但因校勘记未能正式出版，此前我们只能从张元济的《校史随笔》中略窥一二；1997-2004，在王绍曾先生主持下，商务印书馆整理出版了张元济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其中遗失七种，即《晋书》《北齐书》《周书》《北史》《旧五代史》《辽史》《元史》的校勘记），我们得以第一次对校勘工作有了全面了解，也为我们更好地充分利用《百衲本二十四史》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杜泽逊曾对《百衲本〈史记〉》的描润、修改情况作过研究，见其《论南宋黄善夫本〈史记〉及其涵芬楼影印本》，《中国典籍与传统文化论丛》3，中华书局，1995。关于百衲本二十四史的校勘情况，参赵守俨《百衲本〈二十四史〉和〈校史随笔〉的学术贡献》，《赵守俨文存》，中华书局，1998。

(2) 参赵守俨《风风雨雨二十年——〈二十四史〉点校始末记略》、《校史杂忆——〈二十四史〉点校散记》，均收入《赵守俨文存》。　

(3) 赵守俨《建国以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简述》（初刊1985），见《赵守俨文存》。赵先生将1950年至1985年分作三阶段，第一阶段是1958年以前，第二阶段是从1958年至文革时期，第三阶段是1982年以后。

(4) 黄永年《百年来的中国古文献研究》（初刊2000），见《黄永年古籍序跋述论集》，中华书局，2007。

(5) 赵万里《〈四部丛刊续编〉的评价》，称“所谓单疏，根本就不切实用”（原刊1934），《赵万里文集》第2卷，574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

(6) 参赵守俨《随笔和〈唐宋史料笔记丛刊〉》（1988）、《建国以来明清史料的整理概述》（有关明清笔记部分），见《赵守俨文存》。　

(7) 参赵守俨《学术笔记的整理出版与评议》（1992）、《五十年代商务整理出版古籍杂忆》（1982），见《赵守俨文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