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古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的优化方案

对古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源远流长。特别是清代学者做的工作尤多，成绩尤为巨大。进入民国之后，古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持续受到人们的重视。这与新材料的发现、现代科学观念的引入、整理国故的提倡等，都是同步进行的。这期间最有影响的古文献整理，一是新材料的发现、公布和整理，此即为学界熟知的如甲骨文、简牍、敦煌文书、明清内阁大库的档案；二是古籍的校勘与整理，代表性的工作就是张元济主持的《四部丛刊》初、二、三编的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影印，《丛书集成》的断句排印，以及对《明实录》的校勘整理等。特别是《百衲本二十四史》，因为通校了殿本，并与监本、汲古阁本作过校勘，并在此基础上，做了描润和校改，更被学者视作现代古籍整理的“开山之作”(1) 。我们这里所讲的古籍整理，是指施加现代标点符号、划专名线、有校勘记的现代整理；当然，为全面了解古文献的刊布情况，我们也要注意以影印形式出版的古文献。

《中国历史学年鉴（2002—2012）》，中国史学会 《中国历史学年鉴》编委会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这种现代古籍整理工作的全面展开，大致起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可以《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点校为标志。也可以作为第一阶阶段。《资治通鉴》和《廿四史》的点校，对中国古籍整理的示范作用是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的 (2)。

第二阶段，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古籍善本开始全面进行普查，并陆续出版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这时，随着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的相继成立，以及不少高校组建了古籍研究所，古籍整理、出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一些大型古籍整理项目立项并相继全部或部分完成，如《中华大藏经》《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文》《全明文》《全清词》等。在基本典籍的整理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如中华书局主持出版的“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分别陆续整理出版的古典文学、历代笔记等。

出土或新发现的资料也相继出版，最著名者，如《甲骨文合集》《金文集成》《吐鲁番出土文书》、敦煌文书（既有英、法、俄、中等大宗敦煌文书陆续重新影印出版，也有经整理校录者如《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敦煌文献分类校录丛刊》以及按收藏号进行校录的《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等）、徽州文书。战国秦汉简帛如《郭店楚简》《睡虎地秦墓竹简》《关沮秦汉墓简牍》《居延新简》《敦煌汉简》《银雀山汉简》《尹湾汉墓简牍》等相继面世，而三十年代即已发现且十分重要的《居延汉简》也重新作了校录。墓志拓本也开始大规模影印，如《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西安碑林全集》等，《新中国出土墓志》现正在分省出版中（现已出版陕西、河南、江苏、重庆等）。墓志录文，有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1992）、《全唐文补遗》（三秦，1994－2007）、《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1992）及《续编》（上海古籍，2001）。档案文书也有大规模的整理出版，如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朝清朝档案、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民国档案、孔府档案、巴县档案等。随着社会史研究的提倡，族谱资料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这首先是目录的编撰和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继《上海图书馆藏家谱提要》后，又出版了《中国家谱总目》。区域史研究的展开，方志及地方史料受到重视和挖掘，继《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及《续编》之后，《宋元方志丛刊》《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以及一些馆藏稀见方志也得以影印出版。现正陆续分省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收罗范围远超以往。方志的整理，除各地整理当地的方志之外，重要的“总志”则以《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在方志目录研究方面，继《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省对本省方志进行普查，目录和提要也续有出版，如《河南地方志提要》《福建省旧方志综录》等。明代方志的调查编目最为全面，如陈光贻《稀见地方志提要》（齐鲁书社，1987）、林平等《明代方志考》（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最可参考。

上世纪九十年代迄今的二十年，是大型古籍丛书的影印，可视为第三阶段。最重要者，有《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有意接续《四部丛刊》的工作）、《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及《续编》、《四库禁毁书丛刊》及《补编》、《四库未收书辑刊》《故宫珍本丛刊》等，刊布了大批罕见而重要的典籍，推动了文史研究的深入。《文渊阁四库全书》和《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影印出版，使学者真切地认识到《四库全书》各阁之间的差异（如《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即是与《文津阁四库全书》所收宋元明人的集部相比勘的结果，差异颇大）。

在这个阶段，古籍的载体，发生了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就是电子本的出现。《文渊阁四库全书》《四部丛刊》的全文检索的电子本，为学者研究工作提供前所未有的便利。论著中大量征引文渊阁《四库全书》即可说明。电子文献古籍库，如基本古籍数据库、中华书局的古籍库。当然，电子本也存在两点问题，一是泥沙俱下，质量差别极大；二是制作电子本的底本的版权保护不力，侵权极为严重。

从五十年代到一九八五年，赵守俨先生曾对这三十五年的古籍出版工作作过简述(3) ，而近百年的研究工作，黄永年先生也有概述(4) 。我想在此基础上，拾遗补缺，并着重对近二十多年的古文献整理和研究作一概述。

一

在古籍整理及规划、出版方面，两个机构、一个学会的作用不应低估。两个机构，是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前者主要是对出版社的古籍出版进行资助，主持编印《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通报古籍整理出版的情况，至今已达五百余期，还一度主持出版过《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以及刊物《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和《中国古籍研究》；后者则对古籍整理的立项进行资助，曾主办《古籍整理与研究》、《中国典籍与传统文化》，对高校的古籍研究所的工作起到了指导和推动的作用。一个学会，指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是历史文献研究的“行业学会”，1980年起，编辑出版会刊《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共5集），后改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共3集），现名《历史文献研究》，前后共出版三十辑；近又出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成立30周年纪念集》（华东师大，2009）。

上世纪八十年代不少高校都曾成立古籍研究所，专门进行古籍的整理、研究，后陆续撤并，或至中文系，或至历史系，或在图书馆。现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四川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安徽大学等，均有相关研究机构，相关专业出版物仍在持续出版，如《古籍整理与研究》（季刊，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文献研究》《域外汉籍研究》（南京大学），《古籍研究》（安徽大学），《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后易名《古文献与传统文化》，暨南大学），等。另外，国家图书馆主办有《文献》（季刊），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辑出版有以刊布其馆藏历史文献为主的《历史文献》。《史学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也会有相关论文刊出。至于中华书局主办的《文史》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主办的《中华文史论丛》，自其创刊之日起，历史文献研究方面的论著就始终是其主要刊布的内容之一。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与汉语史的研究关系密切，相关专业期刊如《中国语文》等亦时有相关论著刊布。

基本的历史资料的整理，对学术研究的推动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同时，对古籍整理的规范化，也厥功甚伟。最著名者，就是《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点校整理。现在，中华书局正在对廿四史点校进行修订，希望能弥补此前工作的不足。我想，只要能将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即纠正原来一部分正史放弃底本校而作“择善而从”的处理，就达到了修订的目的。另外，中华书局所出《二十四史校订研究丛刊》，近已突破了《二十五史补编》的范围（参赵守俨《〈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的回顾与建议》，见《赵守俨文存》；陈乃乾《二十四史注补表谱考证书籍简目》，见《陈乃乾文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极大地推动了正史的补证工作。

史部除正史外，政书类和地理类中的总志，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继《通典》《通志二十略》出版点校本之后，中华书局近又推出版了《元典章》（2011）、《文献通考》（2011）的点校本。整理难度极大的《肇域志》（上海古籍，2004）的面世很值得表彰。《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不断有新品种问世，近来所出《太平寰宇记》（2007）的点校整理本最为重要，而《读史方舆纪要》的点校整理（2010），也为翻检此书提供了便利。

清阮元主持校勘刊刻的《十三经注疏》，是学术研究经常使用的版本，但长期没有作过点校整理。此前虽有北京大学出版社印行的《十三经注疏》，但工作并不理想，如底本选择即受到非议。现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在重新做这一工作，现已出版《尚书正义》（2007）、《礼记正义》（2008）、《仪礼注疏》（2008）、《孝经注疏》（2009）、《周礼注疏》（2010）、《尔雅注疏》（2010）。中华书局也与山东大学合作，启动了相关工作（《四问〈十三经注疏〉汇校、点校》，《中华读书报》2012年3月29日）。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讨论、八十年代以来陆续由中华书局陆续整理出版的《清人十三经注疏》（参徐俊《“十三经清人注疏”缘起》，《书品》2012年第3辑），无疑为我们利用清人的经学成果提供了便利。现北京大学正在仿效《佛藏》《道藏》，进行《儒藏》的编集工作。另外，随着经学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对单疏本越来越重视(5)，如《南宋刊 单疏本〈毛诗正义〉》（人民文学，2012）的影印等。

诸子的整理，以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为最有成绩，也最具影响。现又启动了“续编”的选目和出版工作。宋代以后，主要是以《理学丛书》的形式，选择整理出版了一批重要典籍，现仍在继续出版中。佛、道典籍的整理，主要是中华书局陆续出版的《中国佛教典籍丛刊》和《道教典籍丛刊》。

笔记资料的整理工作起步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八十年代以后，主要是中华书局的《史料笔记丛刊》 (6)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笔记丛书》的出版。现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笔记丛书》的整理出版已基本停顿，改用简体横排重印了一部分，而中华书局《史料笔记》的工作仍在进行，有新著不断问世，其注重“史料”的选目，对历史研究也格外重要。学术笔记的选目、整理和出版，上世纪五十代商务印书馆即曾规划，并出版了数种，后因出版分工调整而中断 (7)；八十年代，中华书局开始出版《学术笔记丛刊》，其中尤以清代学术笔记为多，但尚未见到整体的拟目和规划。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重要的近代日记开始整理出版，如《郭嵩焘日记》、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孙宝瑄《忘山庐日记》、《荣庆日记》、《退想斋日记》以及收入《走向世界丛书》的一些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还规划过《民国名人日记丛书》，仅出数种。现在则以中华书局持续出版的《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最为重要。现代学人日记中，金毓黻《静晤室日记》（辽沈书社，1993）、《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2001）、《顾颉刚日记》（中华，2011）、《夏鼐日记》（华东师大，2011）以及近始出齐的《竺可桢全集·日记》（上海科技教育，2005-2011）最为重要，是研究学术史的重要材料。

《古本戏曲丛刊》，郑振铎在五十年代即已着手编辑，后由吴晓铃负责，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中华书局出版了《古本小说丛刊》。这两种大型丛书均为影印。古小说的点校整理，则有中华书局的《古小说丛刊》。

文集的整理，主要是从古典文学的角度进行选目、整理和出版的。大致而言，以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和中华书局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最具规模，也最有影响。前者大体以整理前人特别是清人的释注本为主，后者则以今人整理本为主。现在，上海古籍又另立“中国近代文学丛书”，范围扩大到了近代的重要作家和作品。鉴于以往所出的诗文集多重视其文学性，中华书局近又组织整理出版“中国历史文集丛刊”，偏重于文集的历史资料价值。范围由文扩大至史，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清代学者文集的整理和出版，日渐受到重视。经九十年代《揅经室文集》《抱经堂文集》《校理堂文集》《黄宗羲全集》《嘉定钱大昕全集》《戴震全书》《郑珍集》之后，上海古籍规划出版“清代学者文集丛刊”，已出《江藩集》（2006）、《经韵楼集》（2008）以及《陈澧集》（2007）等。各地整理乡邦文献，也多有当地学者文集，如“安徽古籍丛书”所收《俞正燮全集》（2005）、《程瑶田全集》（2008）、《凌廷堪全集》（2009）等；浙江古籍出版《刘宗周全集》（2007）。这为学界利用清人研究成果提供了极大便利，但新编学者全集，有不少是打破原来文集的编排体系而重新编排，似不可取。

在版本、目录及文献学的研究方面，近十年来也取得了不少成绩。继《中国版刻图录》（文物，1963）之后，黄永年、贾二强《清代版刻图录》（浙江古籍，1997）、赵前《明代版刻图典》（文物，2008）、《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图录》（上海古籍，2010）等又相继出版。随着先后三批分布“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亦有印行，如《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国图，2012）等；分省亦有出版者，如江苏、西藏等。

继《古逸丛书》初续编之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华书局编辑出版了《古逸丛书三编》；近又举国家之力，国图出版社负责影印发行了《中华再造善本》。这是迄今规模最大的一次古籍善本影印工作。

善本书目，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全国善本书的普查编目工作，成果即《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上海古籍，1989-1998），惜未著录行款。天津图书馆以此次普查的工作本为底本，另编索引，出版《稿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书名索引》（齐鲁书社，2003）；翁连溪亦据普查工作本，作《中国古籍善本总目》（线装书局，2005）。后二书均保持了工作本的行款著录。此外，各馆也陆续出版了馆藏善本书目，如北京图书馆（即今国图）、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等；有的则是以省为单位，出版该省各馆所藏，如《湖南省古籍善本书目》。但一些非常重要的馆藏，如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却未能出版其善本书目，不无遗憾。同时，各书目的著录项也有详略之分，如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均未著录行款。

详尽著录一个时代的刻书情况，当推《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线装书局，2001）。这为我们了解明代的刻书及分布提供了翔实的资料。(www.xing528.com)

著录版本的书目，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后，傅增湘《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中华，1993）和杜泽逊《四库存目标注》（上海古籍，2007）最为重要。书目题跋方面，继《明人书目题跋丛刊》（书目文献，1994）、《清人书目题跋丛刊》（中华，1990-1995）之后，续有各类书目题跋的影印，但上海古籍近来陆续推出的“中国历代书目题跋丛书”，已出版三辑，整理排印多系重要且基本者，每种书后均附有书名、作者索引，极便利用。古籍题跋检索之作，有罗伟国、胡平《古籍版本题记索引》（华东师大，2011），系旧作重印，极便使用；如能按古籍分类来编排，另编书名索引，或许更能直观地反映出古籍题跋的“分布”情况。

断代编目方面，《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中华，2000）极具参考价值，而在断代集部的编目方面，崔建英等《明别集版本志》（中华，2002）、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文化艺术，1994）、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北京古籍，2002）及李灵年等的《清人别集总目》（安徽教育，2000）最应留意。《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和《清人别集总目》，据目录来编定，未必目验其书，这在使用时是要注意的。

丛书目录因其收书甚广，向来受学界重视。《中国丛书综录》之后，上海图书馆又编就了《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1979—1982），惜未正式出版。施廷镛《中国丛书目录及子目索引》（南京工具书店）、《中国丛书知见录》（国图，2005）以及阳海清等《中国丛书广录》（湖北人民，1999），均为对《中国丛书综录》的续补（施氏所撰两书多所重复）。阳氏书收录甚广，但多据目钞录，与实际所出，时有出入。

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编纂《中国古籍总目》，拟将现存古籍全部入目，2009年完成，现已出版了其中的史部和丛书部（中华、上海古籍，2009）。该目录仍包括此前已出版的《中国善本书书目》的内容（对善本部分，也仍旧未著录行款），似嫌重复。

四库提要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随着文渊阁、文津阁的影印，以及文溯阁提要的单行，学术界更容易了解各阁书前提要。而作为单行本，浙本和殿本《四库总目》也有印行。继《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影印本出版后（齐鲁，1998），整理工作近亦已全面展开，除经部外（中华，1993），近出版了丛书部（国图，2010）。

《书目答问》是研究中国文史的门径之书，以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最便使用，自此书整理本（上海古籍，1983）出版后，近又出版了来新夏等的《书目答问汇补》（中华，2011），对前人批注广为收罗，且对版本流传又有增加，但对同一书的不同版本之间的递传关系少有说明。另，吕幼樵《书目答问校补》（贵州人民，2004）所录，来氏《汇补》未予收录。

除着研究的深入，各专门或专题文献的解题、提要或史料学之作日渐增多，既有像《中国分省医籍考》《中国通俗小说总书提要》《历代日记丛谈》《古本戏曲剧提要》《道藏提要》等，也有《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唐史史料学》《清史史料学》以及断代文学史如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元代的“文学史料”或“文学文献”的概述。这对我们深入了解相关历史文献十分有益。另外，地区性的文献提要也有撰集，如《两浙著述者》《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山东文献书目》《中州文献总目》等。

在近几十年的古籍整理和研究工作中，学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作了一系列的总结，特别是二十四史点校整理工作，为古籍整理体例的制定和完善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具体主持这一工作的赵守俨先生思考尤多。讨论古籍整理的专书，如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程毅中《古籍整理浅谈》等也有出版。最近随着二十四点校修订的展开，中华书局陆续在《书品》杂志公布了一批当年整理工作的档案，同时也出版了许逸民《古籍整理释例》（中华，2011）。

古文献或历史文献学的研究，特别是老一辈学者的成果，受到重视并相继整理面世，为我们总结文献学的研究，提供了便利。如北图出版社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所出《顾廷龙文集》（2002）、《冀淑英文集》（2004）、《潘天桢文集》（2002）、《赵万里文集》（2011）以及刘乃和《励耘承学录》（北师大，1992）《历史文献研究论丛》（广西师大，1998）、王绍曾《目录版本校勘学论集》（上海古籍，2005）、《陈乃乾文集》（国图，2009）等。通论性的著作，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王欣夫《文献学讲义》、程千帆《校雠广义》（分目录、版本、校勘、典藏四册）之后，近来又有多种讲义类著作问世，如黄永年著《古文献学四讲》（鹭江，2003）、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北大，2006）、《古文献学新论》（中山大学，2008）等。

二

近三十年来的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和出版，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新发现的历史资料颇多，而整理、刊布较为迅速，这是从前所没有或少见的。

所谓新资料，对各个时代、各个专题研究的影响，是不同的。这既与各个时代的存留资料的情况有关，也与研思路有关，同时还有发现的偶然性。秦汉魏晋，主要是简牍资料的发现和整理。随着考古工作的进行，大批重要简牍的陆续面世，提供了前所未见的新资料。如里耶秦简、张家汉山汉简、悬泉置简、额济纳简、长沙走马楼吴简等，同时，文博单位和高等院校也通过收购，入藏了一批简牍资料，最著名者如上博简、清华简、北大简、岳麓书院简，等。后者因缺乏科学的考古信息，辨伪尤为重要。魏晋隋唐时期，墓志材料是继敦煌吐鲁番文书之后，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的新资料，近来陆续出版了《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华，2005）、《隋代墓志铭汇考》（线装书局，2007）、《邙洛碑志三百种》（中华，2004）和《河洛墓志拾零》（国图，2007）、《长安新出墓志》（文物，2011），《洛阳新获七朝墓志》（中华，2012），《五代墓志铭汇考》（黄山，2012），等；地域则主要集中在以西安和洛阳为中心的周边地区。以拓片影印为主要的出版物，有不少并非考古所得，故真伪需引起重视。研究区域史的学者，则对所研究区域的史料挖掘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最令人瞩目的，就是关于华南及福建地区的碑刻等资料的收集与刊布。

在资料的刊布方面，图书馆、博物馆的介入也更加积极。如，图家图书馆出版社利用其独特优势，对国图的丰富馆藏，大量予以选印。如天一阁，2006年公布了宋天圣令附唐令，现正与学术界展开密切合作，对登科录等进行整理刊布。

研究项目资金的推动，也使大型历史资料的刊布成为可能。如以“清史资料丛刊”的名义，由大清史这一国家项目资助，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为名，整理、影印出版了不少清代资料，最著名者，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的《清代诗文集汇编》，收清人诗文集四千余种。

第二，历史文献的出版，大大突破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所谓专业出版分工的局面，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和繁荣景象，特别是地方对乡邦文献的重视，促成了各地投入精力，较大规模地收集、整理和刊布当地文献，其中最具影响者，如《北京古籍丛书》（北京古籍）、《安徽古籍丛书》（黄山书社）、《福建丛书》（江苏广陵、江苏古籍）及《八闽文献丛刊》（福建人民）、《中州名家集》（中州古籍）、《两浙作家文丛》（浙江古籍）、《贵州古籍集粹》（贵州人民）、《山左名贤遗书》（齐鲁书社）等。

第三，专题文献的整理、研究受到重视，专门史如法制史方面的《中国律学文献》《历代判例判牍》（中国社会科学，2005）等，民族史方面如《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中华，2009）。这类专题性的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与一般的古籍整理不同，如前者更能反映资料的整体性，后者则使资料研究的水平大为提高。这类工作，也许是将来历史文献整理和研究的方向。

第四，历史文献的电子化大面积铺开，专业化也大为提高。这为学者查找、利用资料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但在检索时常常遇到垃圾信息较多的问题需要克服。版权的保护也成为最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如电子文献的版权保护不当，会大大影响历史文献的电子化的展开。

当然，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过度整理的问题。历史文献的整理可分不同层次，如简单标点断句、各版本间的简单校注异同、扩大校勘范围而进行本校他校等、进行笺证疏解等，这是一个逐渐深化的整理过程，但并非所有书都有进行深度整理的必要。比如类书，主要进行同书版本校即可，不必进行“溯源校”，即将类书所引用书，拿来校勘；道理很简单，如果原书俱在，我们直接征引原书即可，用原书校类书，既无版本校勘的价值，也不存在“辑佚”的意义。再如笺解，变成了相关文献的汇编，殊无必要。再如，重复问题，如名人的文集，反复整理、反复出版。这些文集，无疑是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研究者反复阅读和研究，是很正常的，但研读心得完全可以单独出版，不必将诗文集再整部重新排校，如童第德《韩集校诠》，如徐仁甫《杜诗注解商榷》及《续编》等；史书如朱季海《南齐书校议》、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等，都可为榜样。又如，在影印书时，使用抽印的办法，将不同书中的相关资料抽出合印，如《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将方志中的人物传记抽出合印，这是替研究者收集资料，完全没有必要，且不说方志中的人物资料并不尽在列传部分，金石类、艺文类均有收录。如为研究提供便利，编制方志人物传记资料索引如朱士嘉《宋元方志传记索引》即可。类似的工作如《宋代传记资料丛刊》《辽金元传记资料丛刊》《明代传记资料丛刊》，均是以燕京哈佛引得处所编《传记综合引得》所列书目为准，将其中传记部分抽出合印，割裂原书。与《综合引得》相较，这一工作是买椟还珠。这在今后的文献整理、影印工作中是应该力戒的。另外，断代诗文总集的编集，多仿《全唐文》《全唐诗》之例，诗、文分别编辑。这在唐以前，是适当的，宋以后，别集流传较多，这种割裂诗文，分别编辑一代诗、文总集的体例即不应盲目应用。理想的做法，应以别集为主，将该作家佚文附于别集末，尽可能保留作家别集的流传面貌；另以补编或外编的方式，将没有别集流传的作家作品另行编集。

完稿于二○一二年九月

《历史学年鉴2002—2012》曾选用部分内容，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