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唐文》中碑志文的检索整理优化方案

作为有唐一代文章总集的清人所编《全唐文》（中华书局影印本，1987），收录了大量的碑志文。这些碑志文，有的来自别集和总集，有的来自金石著作和拓片。《全唐文》于所收文章，均不标出处；对这批资料，学术界没有进行过系统的清理。日本学者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编撰《唐代研究指南》时，其中有《唐代的散文作品》（此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9。以下简称“作品”，并附其编号），对《全唐文》每篇文章进行了编号，并尽可能标出了见于《文苑英华》《唐文粹》等总集、别集以及金石著作中的相应篇目。从其标注来看，似乎是总集、别集中已有的，便不再标注金石著作。这是可以理解的。从史源的角度，他们也许认为，清人编《全唐文》，首先会采用总集和别集中已有的文章。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不少碑志文，虽见于金石著作的著录，却无录文，比如《全唐文》卷三四一颜真卿《颜允南神道碑》（10a，《作品》7326），杨殿珣《石刻题跋索引》（增订版，商务印书馆，1990年重印。以下简称《题跋》）所著录的欧阳棐《集古录目》《宝刻丛编》《京兆金石录》，均无录文（79页）；此无疑是据颜真卿别集《颜鲁公文集》而来。金石著作有录文，文集也收的，往往文字也会有不同。如颜真卿《元结表墓碑铭》（《全唐文》卷三四四，16a，《作品》7343），王昶《金石萃编》（本文所据乃《石刻史料新编》影印经训堂丛书本，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唐代的散文作品》所标示的《金石萃编》乃扫叶山房本）卷九八有录文，《颜鲁公文集》也收有该文，但二者即有不同；《全唐文》据文集收录，是自然之理，况且金石文字还有残阙。但也有文章，《全唐文》却是舍文集而用金石著录。如《全唐文》卷三三一阳伯成《大智禅师碑阴记》（8a），《作品》7162标出了《文苑英华》卷八二一（4b）。但《全唐文》此文下有注称“谨案碑刻严挺之大智禅师碑铭之下题河南少尹阳伯成撰”云云，疑据碑录。覆核《金石萃编》等，确非录自《文苑英华》；《文苑英华》作者题作“杨伯成”，系时也将开元廿九年误作开元十七年（《八琼室金石补正》误作开元廿四年）。

《唐代的散文作品》，平冈武夫、市原亨吉、今井清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但是，我们还不太清楚，大概有多少碑志文，是仅见于文集；又有多少篇是既见于文集、又见于金石著作的著录，它们之间有无差异、是怎样的差异，《全唐文》究竟又是取自于何处。近年出土的墓志，有不少是与《全唐文》所收墓志文有对应关系的；但究竟有多少、二者具体关系如何，我们也不清楚。冯秉文主编《全唐文篇目分类索引》（中华书局，2001），其中“人物传记资料”占了一半的篇幅，这为我们查找《全唐文》中的传记资料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但该书没有比对金石著作和出土墓志的相关材料，而且其中有相当部分是对该人的任命制诏。傅璇琮等《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只收清人所撰《全唐文》作者的姓名，不收碑志主人物，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更是没有大的帮助。

碑志文并非都是上石的“实用”碑志。颜真卿《元结表墓碑铭》（《全唐文》卷三四四，16a，《作品》7343），称元结的故将故吏“感念恩旧，皆送哭以终葬，竭资鬻石，愿垂美以述诚。真卿不敏，常忝次山风义之末，尚存尽往，敢废无媿之辞”。这方碑，《题跋》有著录，显然是上石了。但颜真卿在碑里还说，“中书舍人杨炎、常衮皆作碑志，以抒君之志业”，恐不会都勒石。《全唐文》卷七六四裴敬《翰林学士李白墓碑》（18b，《作品》15396），据其碑文，知作于会昌三年（843），而《全唐文》卷六一四范传正《赠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9b，《作品》12097），作于元和十二年（817），记其迁墓事；因迁墓而撰写此志，“今作新墓铭，辄刊二石，一寘于泉扃，一表于道路”。事隔不到三十年，裴敬所撰志于范氏所撰志，一言未及。我很怀疑，裴敬所撰碑，不过徒撰碑文一通而已，并未勒石。当然，不勒石，并不影响其作为人物传记资记的史料价值（具体到裴敬这篇碑文，价值倒并不大，疑即据范传正所撰志文改写）。

杨殿珣《题跋》是做得非常好的一部工具书。但它不标注作者，我们很难根据它来查《全唐文》中是否据金石著作收录了碑志。同时，《全唐文》即使据金石著作收录某文，也将立石的时间删去，而《题跋》是根据葬卒年或立石时间来排列的。《题跋》书末的索引与正文在配合上也有做得不到位之处。这就使查核起来颇不方便。比如，《全唐文》卷三五一贾彦璿《大唐故忠武将军行薛王府典军上柱国平棘县开国男李府君墓志铭》（11a，《作品》7466）。我们读志文，知志主“讳无虑，字思眷”；按说《题跋》末附索引，应以“李无虑”为词条，但实际是以“李府君墓志（忠武将军）”来立条的。也有因未看到较全的文章，而使年代排列不准确的。如李邕《长安县尉赠陇州刺史王府君神道碑》，端方据残缺之字，依《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王晙”条，考订其世系；但因不知此碑立于何时，故《题跋》附之于开元末。其实《全唐文》卷二六四（13a，《作品》6008）即收有此碑全文；此乃因王晙而追赠其父王行果官爵，立于开元十一年九月追赠时。王行果夫妇有墓志，见《新版 唐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气贺泽保规编，增订版，汲古书院，2009。以下简称《总合》）2487；行果字洛诚，卒于咸亨三年六月十八日。再如《大智禅师姜义福碑铭》，有两通，一通严挺之撰，收入《全唐文》卷二八〇；另一通杜昱撰，收入《全唐文拾遗》卷一九。《题跋》则未作标识，读者极易混淆。元静（靖）先生李含光碑，颜真卿和柳识都写过，前者收在《全唐文》卷三四〇（3b，《作品》7320），后者收在《全唐文》卷七三七（7b，《作品》7942）。《题跋》见第84页，未作标识。一一覆核，方知所有题跋均是对柳识撰、张从申所书的这方碑的题跋，没有一条涉及颜真卿所撰的那方碑。再如《全唐文》卷三〇三崔琪《唐少林寺灵运禅师塔碑》（18a，《作品》6659），武亿作两跋，分置不同卷中，疑其误一为二；《题跋》亦分作两条收入（分见68页和76页）。

《题跋》对宋以来的金石学著作，特别是清代中后期大为繁盛的金石著作收罗殆尽。也可能如其书名所示，他主要着意于题跋，故对方志中的金石志，收罗不多。近年出土的墓志及传世拓片的收集、整理、编目、影印和研究，均取得了很多成果。气贺泽保规《总合》，为我们检索相关墓志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该书还标注了《题跋》的内容）。但这些新出墓志，究竟有多少方与《全唐文》所收墓志文有对应关系，是否只是上石文与收入文集文的区别以及区别有多大、可否用以校勘，等等，我们并不很清楚。

《全唐文》卷二五九收颜惟贞《朝议郎行雍州长安县丞上柱国萧府君墓志铭并序》（12b），《作品》5931号，标出了《金石萃编》卷六九；《题跋》第181页列出了金石著作的著录情况，共十四条。我们检《总合》，萧思亮志见2534号，知有出土墓志拓片流传。这对我们校对、审核《全唐文》所收志文，就很有意义。

《全唐文》卷二一六陈子昴《故宣议郎骑都尉行曹州离狐县丞高府君墓志铭》（6a，《作品》5094），称君讳某字某。曾祖某，祖钦仁，父相。因其葬年，我们检得其墓志，见《总合》1880，由墓志知其名讳、字。此文与墓志基本相同，间有不同处，可互校。知志文即取此上石。

神道碑，就目前所知，大多是事隔多年后，子孙发达，得到追赠，才又树碑的。与入葬时的墓志又有不同。但就内容而言，二者往往又可以互校。但对墓碑、神道碑的重视却很不够。

以《全唐文》为基础，与相关金石著作和出土墓志相核校，编撰“唐代碑志传记资料综合索引”，也许不无意义。这可以全面清理《全唐文》中的碑志传记资料与金石著作、流传拓片、出土墓志之间的关系，能在已有《题跋》《总合》工作的基础上，全面反映唐代碑志传记资料的整体面貌，并能厘清文集中的碑志文与传世著录、出土墓志之间的关系。

墓志中常有志主名、字不清的情况，常泛称为讳某、字某。与出土墓志相比，墓志文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也更为常见。当我们全面、系统整理碑志文材料时，便可得前后左右互证之效。如《全唐文》卷二九三张九龄《故许州长史赵公墓志铭并序》（5b，《作品》6474），公讳某，天水陇城人。曾祖某，隋尚书左右仆射。祖某，殿中监赠工尚。父某，符宝郎。子令则、令言。《全唐文》卷三九二独孤及《唐故虢州宏农县令天水赵府君墓志》（9b，《作品》8245），府君讳令则，字某，天水人也。曾祖赵元楷，隋殿中监工部尚书淮安公。祖赵崇基，国朝岐州郿县令符宝郎右卫长史。烈考赵庆逸，正议大夫许州长史。家世、履历合若符节，绝无同姓同名而致混淆之可能。张九龄笔下的赵公，非此赵庆逸莫属。(www.xing528.com)

根据其履历、家世，利用目前已有的学术成果，来考订这些未知志主的名讳，冯秉文主编《全唐文篇目分类索引》已做过不少工作。我们希望在广泛利用如徐松《登科记考》（中华书局，1984），劳格《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中华书局，1992）、《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中华书局，1997），吴廷燮《唐方镇年表》（中华书局，1980），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三十六，1956），岑仲勉《元和姓纂》（中华书局，1994）、《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傅璇琮、张忱石、许逸民《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中华书局，1982），方积六、吴冬秀《唐五代五十二种笔记小说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92），赵超《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中华书局，1998），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郁贤皓和胡可先《唐九卿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利用近年出土的大量墓志，还能有更多的发现，并对志中所涉及的不清楚的人物，也能有所确认。这无疑会大大方便研究者的使用。

《全唐文》卷二一五陈子昴《唐故循州司马申国公高君墓志（17b，《作品》5088），君讳某、字某，但知其曾祖励字敬德，祖宗俭字士廉，父慜字履行。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高履行之子为高琁；此高府君即高琁。再如，《全唐文》卷二九三张九龄《故太仆卿上柱国华容县男王府君墓志铭并序》（1a，《作品》6472），通篇未言其名字。据其履历，检《唐刺史考全编》，知为王希儁。又如，《全唐文》卷二五七苏颋《司农卿刘公神道碑》（13b，《作品》5914），公讳某字某，彭城人也。曾祖讳某，我大父讳某，我先君讳某。据其履历，检《唐刺史考全编》、《九卿考》，知为刘仁景。

我们还可以利用金石论著及出土墓志，来校订《全唐文》。如《全唐文》卷二六五李邕《云麾将军碑》（22a，《作品》6017），不知何人；检《题跋》，知为李秀碑。《全唐文》卷二三六任知古《宁义寺经藏碑》，《作品》未作标识；检《题跋》，著录的是严可均《铁桥金石题跋》和洪颐煊《平津馆读碑记》。这两部书，均不录文。我们从民国《寿光县志》的“金石志”中找到这篇碑的录文，且录文质量较《全唐文》为优。

自赵明诚《金石录》以来，碑志的排列，一般都是以葬年、卒年或立石时间为序。《题跋》《总合》，即如此。《全唐文篇目分类索引》的人物传记部分，是以姓氏笔划、名字依字数为序（先二字后三字）来排列。我们似乎可以采用学术界常用的姓氏四角号码的排列方式。这样的排列，很容易发现人物之间的关系。比如，《全唐文》卷二三一张说《元州司户上柱国吕君墓志铭》（13b，《作品》5335），《全唐文》卷二九二张九龄《唐赠庆王友东平吕府君碑铭并序》（3a，《作品》6464），排在一起，马上即知为同一人（《全唐文篇目分类索引》即分作两个人，分别排在人名二字类和人名三字类）。又如《全唐文》卷二三一张说《故吏部侍郎元公碑铭》（7a，《作品》5327）、《邠王府长史阴府君碑铭》（7b，《作品》5328），都只是铭，当然不会有碑主名讳等资料。我们在用四角号码来排制索引，很容易就能发现，元公碑，即《全唐文》二八〇崔湜《故吏部侍郎元公碑》（7b，《作品》6200。碑文中已指出，铭由张说撰）；元公，即元希声。阴氏碑，即《全唐文》卷四〇八张均《邠王府长史阴府君碑》（17b，《作品》8643）；另据《元和姓纂》，知阴氏即阴行光（或作阴行先）。

为与《全唐文》原来的篇名相衔接，索引主条，仍以用原来的称谓为宜。一般不知名男子，可作“某某”，不知名女子，编作“某氏”；在括号中注明已经考订的名字，并另出参见条。这样，既能顺原题名找到，也能用考订后的参见条名字检得。比如，上举王希儁例，主条仍是“王某”，括注王希儁及相应作品号；同时，又立“王希儁”为参见条。每条后，设“说明”一项，主要摘录世系、卒年、葬地等相内容，以弥补不按葬地卒年编排的不足，也方便检索碑志中涉及的人物（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及《唐代墓志汇编续编》，末均附人名索引，收录志主及其五代以内亲属名，十分方便使用。如能将志主作一标识，则更为完善）。同时，也标注《题跋》和《总合》的相关信息，尽可能指出该碑志与其他碑志人物的关系。当然，索引收集的范围，应扩大至墓碑、纪功碑、德政碑、遗爱碑、纪孝碑、宗庙碑等传记性的石刻资料，以期全面反映有唐一代的石刻类传记资料的全貌。

总之，我们希望首先能编制一个索引，纳入以前为大家所忽视的作为传记资料的碑的部分，增加方志中的碑志材料，以方便大家与金石著作、出土墓志相核订；同时也能对《全唐文》的碑志文进行一些必要的考订、校勘。我们希望在此基础上，将来能进一步梳理《全唐文》所收文章的资料来源，廓清《全唐文》的史源，更准确地把握其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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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理论与史学》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编校按：气贺泽保规所编《唐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迄今出过三版，本文所使用的，是其第二版，即《新版 唐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增订版），汲古书院，2009年。此后，又出《新编 唐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汲古书院，2017年），墓志编号与2009年版不尽相同，与本文核校时请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