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金陵神学院淳化实习处的声誉闻名遐迩

戴柳佳

民国三四十年代的南京江宁淳化镇，有一处全国名闻遐迩的基督教教会机构，这就是金陵神学院乡村教会科设置的淳化实习处（又名淳化试验区，本文以下简称实习处）。淳化实习处在当时主要用于训练乡村教会，培养乡村教会牧师。它所属的乡村教会科是金陵神学院在办学上的一大突破，对后世及同类神学院的办学理念启发颇深。淳化实习处的大量有益实践与尝试为在当时蔚为潮流的农村改良活动提供了一种探索途径，并引起全国乃至海外教会人士的广泛注意。

关于金陵神学院之淳化实习处，近年有多篇论文和专著涉及，已经取得不少研究成果。本文即主要参考有关专家成果，就金陵神学院淳化实习处创立背景、设置原因及经过、战前及战后实习处的主要工作，以及解散始末等，作一系统全面介绍，以飨一般读者。

提到金陵神学院淳化实习处的设立，不能不说起其母体金陵神学院。金陵神学院的前身是在南京的三所教会学校，即南北长老会创办的圣道书院、美以美会创办的圣道馆和基督使徒会创办的圣经学校。1911年，三家联合组成金陵神学校。1917年，改为金陵神学院。

20世纪20年代，中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运动后期，伴随北伐战争的进展，许多地方的基督教会都受到冲击。这一不利态势促使中华全国基督教协会发起了“本色教会运动”，“使教会与中国文化结婚，洗刷西洋的色彩”，农村改良或乡村建设成为其重点活动之一。从1920年起，在金陵神学院的教学设计中，已经开始关注乡村教会问题。那一年，学院把一些有关农业的课程列为学生必修课。

美国传教士、汉学家毕范宇（1895~1974年，Frank Wilson Price）既是金陵神学院乡村教会科的创立者，又是主要领导者。他是传教士的后代，出生于浙江，毕业于美国耶鲁神学院，被中西人士看成是东亚乡村教会的权威。早在1926年，毕范宇就带领8名即将毕业的金陵神学院的学生赴江苏苏北，对当地的乡村教会进行了为期3周的实地调查。这次调查使毕范宇对乡村教会的现状和需求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他发现宗教教育、社区服务和信徒训练不受重视，原因是传道人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于是，他便萌生了将教会与社区服务工作紧密联接，积极融入乡村建设运动的念头。

1929年，金陵神学院董事会接受了毕范宇的建议，决定成立乡村教会科，毕范宇顺理成章地被任命为主任。但此时毕范宇已回国休假，乡村教会科的计划只能暂时搁置。第二年，毕范宇结束休假后回到金陵神学院，才着手乡村教会科的建设工作。乡村教会科的教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叫作“乡村教会推广”，即推广乡村教会建设的原则和方法，如怎样培养教友、教会如何管理、怎样达到自养等等。从根本上讲，这个理念就是强调乡村教会与乡村社会的共同发展。既然是为乡村教会培养人才，那么，这个科一定要有一个为学生提供实习的地方。为此，毕范宇和金陵大学农学院教授卜凯经多次考察，最终于1931年选定江宁淳化镇作为金陵神学院乡村教会科的实习处。此外，淳化实习处的诞生还源于当时乡村宗教传播的背景。除了宗教传播之外，该实习处还开展生计、教育、卫生等社会工作，主要目的在于满足当时农村的需要，改善农民生活。

淳化实习处成立后不久，由于温氏遗金的注入，毕范宇雄心勃勃，计划将乡村教会科的经验和理念向全国推广。1935年冬天，乡村教会科召集全国48位乡教会工作人员，商讨乡村教会工作。1936年，成立推广部，希望联合各宗派、团体的力量，分期、分批训练乡村教会人才。1937年1月，金陵神学院邀请各神学院代表在南京讨论推广计划，计划将全国划分为九个区，每区由一个神学院或教会机构负责，共同协作，推进中国乡村教会建设。2月，毕范宇又在实习处召开“华东乡村教会研究会”，会期大约5天，到会的有江苏、上海、安徽、浙江等地的乡村教会工作人员50人左右。会议内容是由到会的人汇报各地乡村工作情况，交换各地的工作经验，提出各种困难或问题加以解决。会议讨论了乡村教会怎样搞好，并参观了实习处农场和那里的一切社会服务活动。这个会议的目的就是要推广毕范宇的“乡村服务”方法，希望各地教会今后与实习处建立联系等等。

淳化镇位于南京郊区江宁。1928年起，国民政府便在此地开始筹办模范村的规划。1933年，正式将其改名为“江宁自治实验县”，在政策上享有颇多优惠。从此，该县成为科学化现代化的新模范县，财力充实，在中国的县中，算是屈指第一。这是淳化镇实习处设立的有利外部环境。

其二，淳化镇本身具有较为良好的地理条件。附近地势起伏不平，其西、南两侧地势较低，平原最多，土壤最为肥沃，是最主要的产稻区，也是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其初级教育水平低下，在实习处设立之前，镇上只有唯一的一所小学，且设在破烂不堪的宗祠里。这一现状在梅思平就任江宁实验自治县县长之后有了明显改善。除此之外，贫穷在淳化镇是极为普遍的现象。除了少数经商的人在外经商补贴家用之外，真正的农民90%以上入不敷出，农村经济极为萧条。

第三，淳化镇存在一定的教学基础，是一个有着40年基督教会历史的乡村。据载，早在1892年，淳化镇就设立了教会，金陵神学院建立实习处时，当地已有会友30人。而金陵大学农林科的创始人裴义理在此之前还在此地进行过难民开荒，后农学院推广系教员周明懿被派到此处推广棉种、麦种等新型农作物；森林系在此办过苗圃，经济系的乔启明也做过农村社会调查。此外，淳化镇的农民经济状况在全国不属于最优，也非最苦，处于中等水平，可以代表中国一般农民的经济状况。

对于选择什么地方设立神学院乡村教会科，毕范宇和金陵大学农学院教授卜凯着实费了一番脑筋。经过多番考察，最终于1931年选定江宁淳化镇作为金陵神学院乡村教会科的实习处。这一年，毕范宇就曾带领一班神学生到淳化镇进行“乡村实习”工作。关于开办实习处的经费，当时从美国来了一个夏博士，他是美国纽约大学社会学教员，因为兼做股票买卖有点钱。当他逗留南京之际，曾同毕范宇去淳化镇一次。他很欣赏毕范宇发展乡村教会科和设立实习处的计划，便拿出2500美元，用作毕范宇开办实习处的费用。

1931年，淳化实习处还没有正式成立，学生到那里都是临时租住在民房。次年，神学院聘请刚从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毕业的杨占一到淳化镇专门负责实习处的工作。他们先到镇西、北看了几块地方，都不太满意。后经当地袁桂芬长老的介绍，看中了镇东离街大约半华里的一些旱地、荒山和水田，这些地属于礼拜堂隔壁一家开茶馆姓沈的所有。由于当时外国人没有买地权，毕范宇遂以中国院长李汉铎的名义买了这里的20多亩旱地和水田，后来又买了10多亩的水田。实习处在那片旱地修建了10余间平房，又造了几间草房作为猪圈、牛房和鸡舍等，共花费银两九千余元。

1933年元旦下午一点半，实习处和农场主要房屋完工后，在淳化举行了落成典礼。所邀请参加者，有金陵大学农学院李清和先生，中华基督教南京区会代表鲍忠牧师及鲁士清长老，金陵神学院教员会代表李天禄博士及施煜方教授，乡村教会科同学代表张雪岩及学生自治会会长杜桂林，江宁第五区区长孙大洲及第五区公安局局长陈甘棠，淳化镇镇长冯仲时及村长，淳化镇中华基督教会朱敬一牧师及全体男女教友，以及当地绅商、街邻等300多人。因礼堂不大，有三分之二的来宾只好挤在礼堂门外，毕范宇在会上详细报告了实习处成立经过及将来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落成典礼仪式上还邀请了淳化镇教会所办方山童子服务团献唱团歌。

实习处在开办之初，经济上存在很大困境，规模也非常有限。由杨占一经常住在那里，负责经营农场事务，由朱敬一负责学生下乡实习工作，而实习处的总主任由毕范宇自兼。另有农场主任1人，事务员1人，炊事员二人，练习生三四人。过了三年，又建了两幢教职员住宅。1932年秋天，首届乡村教会科学生正式入学。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乡村教会科共毕业将近20位同学。

淳化实习处的工作主要包括学生实习、乡村教会与社会服务三个方面。

按照金陵神学院的章程，乡村教会科的学生学制4年，前两年在本院学习神学及一些农村社会学课程，接着到金陵大学农专选修一年的农学课程，第四年再回到神学院读完乡村教会课程，并到淳化实习处实习一段时间。实习处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便于乡村科和普通科学生的乡村教会实习工作。到淳化实习的学生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一种是乡村科的学生临时到淳化住几天，研究那里的农村社会服务及教会工作；第二种是乡村科毕业生必须到淳化实习一至两个月，其中一部分时间必须住在农家体验农家生活；第三种是每年从乡村科的毕业生中选拔一人，到实习处当实习生一年；第四种是神学院普通科毕业生在毕业之前，必须到实习处实习一个星期或十天。在实习期间，学生要参加劳动，研究农村生活，参加社会服务活动，参加教会的布道等等。总之，就是通过实习，把同情农民及注重社会服务的乡村教会方法灌输给学生，希望他们将来在教会工作时，能更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实习处的教会工作主要有培养教友、教会会务管理、教会经济筹划等内容。培养教友工作，内容比较广泛，具体来说包括主日学、主日特别礼拜和平日训练工作。主日学是教会的常规工作，实习处把全体教友按照性别、年龄、知识和道学程度等分成不同的班，各班之教材、教法及上课地点都不相同；主日特别礼拜是根据中国的传统节日和西方的节日而设置的，其目的是考虑到农民平时很忙，没有办法每个礼拜天都来教会，通过这个特别礼拜的规定，可以让四乡的教友都来教会做礼拜、听圣训；平时的训练工作包括家庭工作和福音学校，前者通过示范家庭的带动，引导一般普通教友家庭在卫生、灵性、子女教育等方面到达一定的标准，以培养教友的灵性和常识。后者是实习处在农闲时开办的短期训练教友的组织，分高级福音学校和初级福音学校。高级福音学校是为了训练男女教徒领袖，每次有当地教友以及南京附近教会的信徒二三十人参加，上课地点在实习处。初级福音学校是训练一般普通的教友和慕道友的，开办的地点就在教慕友集中的村庄或乡间分堂里，农民可以在自己的家里吃饭住宿。

教会会务管理方面，西方和中国存在很大差别，中国乡村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和个体性。为此，淳化实习处成立了“教务管理委员会”，目的是让人人都有直接为教会服务的机会。这样做一则可以使教会的工作“众擎易举”，二则可以训练较多的信徒义务工作人员。委员会分灵训、财物、事务、社会服务四股，各股职责有明确分工。

教会经济筹划是为了改善教会经济，故是实习处工作的重点。因为当时西差会受经济萧条的影响，已不再向中国教会提供津贴。故中国教会必须寻求自立自养的道路。淳化镇教会经济筹划主要来自于本堂储蓄、友人捐助的基金、银行借款及金陵神学院乡村教会科主办的中国乡村教会复兴基金委员会的资助等。而实习处置办的产业则有1933年购买的山芋地4亩，1934年购买的桃园20多亩，1936年购买的水田3亩，以及同年欧阳鸿捐赠的旱地7亩。这些田地，每年的收入可达150多元。

社会服务工作内容较多，多与淳化镇中华基督教会及当地公私机关合作完成，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农事试验及农业推广工作

为改善农民生活，发展农村经济，实习处购置了山地水田约50亩作为农场，专门用来作为各种种子改良试验及示范与推广之用。农场试验及推广的优良品种有金陵大学2905号小麦种、中大改良帽子头稻种、金大C332黄豆种等，显示出较好的经济效益。与此同时，农场还进行了家畜的试验与技术改革工作，引进来杭、绿鸟红、芦花鸡、山东寿光鸡等与土种母鸡进行杂交试验，以改进本地鸡种品质。1933年后，又引进英国卜克县公猪及美国波支猪，与本地母猪进行交配，以改良本地猪种。此外，1933年始建农场果园，种植了改良桃树、梨、葡萄、柿子、无花果等。1934年，与金陵大学合作建立了一个苗圃，得到万余株树苗，部分无偿送给当地农民，以鼓励其植树造林。

农业推广工作开始于1932年，这一工作得到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指导，并与中央大学农学院、中央农业试验所、中央畜牧所等机关合作进行，推广的种类有小麦、大豆、稻种、花生、种蛋、葡萄等。在推广优良品种和优质家畜、家禽的同时，还帮助各村农民组成“农业改进会”，以使农业推广工作有组织进行。到抗战时为止，共组织了15处改进会，会员达到300多人。

2.组织农民合作社

从1935年开始，实习处帮助各村农民组织合作社，当年成立了3社，到次年5月，又成立了5社。为方便各社合作办事，还组织了淳化区合作社联合办事处。并以办事处名义，由毕范宇作担保，向银行借款900元。不久又用农场作担保，向银行借款1065. 2元，用作收回棉籽的成本。为加强各社之联络，推动业务进展，1936年9月21日，由办事处扩大成立淳化区保证信用稻麦生产合作社联合社，共计有15社参加。

3.组织农产比赛会及农村小工艺实验

先后组织过两次农产比赛会。第一次是在1933年12月28日，由实习处联合宁属农业救济协会在实习处举办，有80个农家拿农产品参加比赛。比赛结果，凡参加者都发给奖状。有3家产品最优者，得到了孔祥熙所赠银盾一枚。当日到会参观者有2000多人，夜间在户外放电影。(www.xing528.com)

第二次是在1936年11月14日，由淳化镇社会事业促进会发起，实习处筹备一切工作。这次比赛得奖者有60多人，第一名得张之江的“农业救国”大镜框一幅。其他奖品有时钟、碗、热水瓶、铁锹、镰刀、面盆、毛巾等日用品。奖品来源除实习处募集外，还有淳化区联合社等捐助。当时有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率领学生十多人到会表演国术，吸引了数千名观众。

为改善农村经济，帮助教友及一般农民增加收入，1935年及1936年冬季，实习处还邀请朱敬初先生在东焦村及咸墅村等处教导农民学习打草地毯工艺，鼓励农家副业的发展。

4.赈济、水利及修路工作

1934年，全国中部及东部地区发生特大旱灾，为60年之罕见。淳化镇因地势较高，各乡受灾更加严重，从1934年至1935年，农家十有八九终日不得一饱。1935年春，实习处联合淳化教会及当地绅商各界人士，组织淳化社会事业促进会，办理救济工作。遂有实习处介绍，由该会向上海华洋义赈总办事处借得法币5000元，购买了大批面粉。随后，实习处协助辅导淳化附近37村组织借款修筑水利工程委员会，在淳化镇设立总会，隶属于淳化社会事业促进会。各村委员会负责该村所办以工代赈工程及归还借款等，由总会借给面粉来支付报酬。这次工赈历时两个月，共修理大小堰2座，修理及开挖水塘214个，修筑沟渠51处，灌溉田地6158. 7亩，受益农户1046户，共用面粉1808袋，价值法币4493. 6元。

实习处还以淳化社会事业促进会名义向在外经商的本镇居民募捐，共得大洋129元。他们靠这笔钱，用以工代赈的方法雇用贫苦农民修筑道路、修理更楼。1935年秋，实习处还和各机关一道主持修筑了从汽车站通往镇中大街的道路。

5.医药卫生工作

这一工作由实习处、南京鼓楼医药、江宁县政府、淳化镇社会事业促进会及当地教会等单位合作进行。1932年冬，实习处开始办理卫生工作，起初只在淳化镇基督教堂及后面的一间小屋内设立诊疗所，由牧师为病人治疗普通的疾病，并宣传卫生知识。后来，由实习处和淳化镇基督教会发起当地的领袖共同讨论组织诊疗所的办法，会后成立淳化卫生事业促进会，会员包括本地绅商、县立小学校长、镇长、宁属农业救济协会、宋墅女青年会、淳化中华基督教会及实习处各代表等。朱敬一牧师被推举为第一任主席。

1933年6月，开始设立诊疗所，设有护士1人、练习生1人，担任普通疾病治疗和公共卫生工作。因其房屋太小，当地基督教会袁桂芬长老慷慨捐出一块靠近县立小学的地基，又在此地盖了一座6个小间的诊疗所，于1934年5月16日落成，建筑费用共计523元1角7分。这笔钱由江宁自治试验县梅思平县长捐助100元，实习处捐助100元，不足的部分由地方人士募集。

1935年，诊疗所改名为江宁自治试验县淳化镇卫生事业促进会合作卫生分所。当时的医务人员有男护士董传和、女护士江华彬两人。1936年7月起，女护士改派蔡文翔担任，直到1937年12月为止。除门诊和预防工作外，还负责全镇的环境卫生、学生卫生和村庄卫生工作。其门诊量，1936年度达到12942人。1936年春，还由护士到各村庄施种牛痘2000人，夏季注射霍乱、伤寒预防针180人。1934年11月及1935年7月，先后举行两次婴儿健康比赛。1936年、1937年的婴儿健康比赛，则有实习处及各机关联合发起。为改良接生工作，实习处还举办接生婆训练班，组织母亲会，除定期集中学习育婴知识外，还派女护士到各家探望母亲及婴儿。

6.民众教育工作

这一工作主要以耕读互助团形式进行。所谓耕读互助团，即先在村庄上选出一两个在教会中识字并愿意服务的教友，对他们进行训练，使他们明白耕读互助团的工作办法与目的，然后在村庄上征求年龄在16岁以上的男女农民为团员，每团以20人为限，借用私人房屋或庙宇作为团舍，聘请公正的人员作为顾问，实际上是一种有组织的农村成人教育。其活动时间，一般在农历十月或十一月开始，为期大约4个月，实习处负责帮助选举团长、记录员，并宣布互助团组织简章，进行辅导等。在冬季农闲时期，每晚有两小时读书会，灯油由各团员共同备办，每礼拜有周会。实习处派人辅导，还宣传宗教，介绍农业等常识。各团读书的地方，都置有方桌、黑板、板凳、煤油灯、点名册、国民党党旗等，语音课本采用三民主义、千字文或农民宗教读本。1937年秋天，实习处还添聘了一个姓宋的女性观众人员，叫她住在唐家村一家姓唐的农民家里，专门针对农村妇女做工作，从教妇女识字读书入手进行布道。毕范宇认为这些措施可以使农村家庭“基督化”，进而使农村“基督化”。耕读互助团创办4年，成立过许多团组织，如咸墅村团、镇东团、唐家村团、松三村团、邓家庄团、徐墟村团、刘家边团、宋墅村团、上禄阁团、石子涧团、东山园团，等等。

1937年12月，侵华日军逼近南京，实习处全体员工撤离淳化镇。走前，他们特意在房屋上挂上美国国旗，希望能够避免日军侵扰，但结果房屋内外还是遭到洗劫一空，两幢职员住宅、牛房、猪舍及鸡房都被烧毁，果园造林也被砍伐殆尽，只剩下破烂不堪的实习处正屋，据说是因被日军当作马厩才侥幸保存下来。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春，乡村教会科及实习处由成都迁回南京，继续办学，金陵神学院重新将淳化实习处恢复了起来，其工人室、工作室、猪房、牛房、鸡房等十余间由营造厂承包兴建，但职员住宅及其他房屋并没有完全重建。而毕范宇名义上虽早已离开神学院，在上海基督教协进会工作，但实际上仍控制着乡村教会科和实习处的活动，有时候他亲自到淳化来指导那里的工作，有时候借着开会的机会，他要求实习处的有关人员到上海去同他商量工作。

此后至1949年，虽时局混乱，但实习处仍增加特款预算，不断加强实习训练及乡村建设，除增加办事员、练习生、工友等数人外，又聘请金大李振纲教授、陈骥教授、邢丕绪博士、谢景升博士及刘德兹、王廷端先生等为各方面顾问，开展了不少工作，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

1.水利工程方面。实习处得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一笔无息贷款，合米673担，因淳化镇、解溪镇、索墅镇等地方人士请求，借给各村兴修水利委员会，共计有24个村庄修理了水坝、水塘、沟堰等33处，直接受益水田达6681亩。这项工作从1948年冬开始，至1949年春结束，由实习处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淳化镇乡村服务处合作进行。

2.农业推广方面。实习处将中央林业实验所拨给之马尾松、枫杨、洋槐等树苗三十余万株及本场自育之法国梧桐等数千株，推广至各村农民、合作社、学校以及县立农场、教会等处。因栽培适时，天气有利，故存活率极高。此外，还大量购运化肥到淳化镇以作推广，藉以增加米麦蔬菜等农产品的产量。又积极推广中农所育成的中农四号等稻种，1948年推广试种1600斤，种植320亩，每亩较之当地土种（黄瓜籼）增产120斤，总计增加产量38400斤。1949年推广面积达10000亩，预计可增产12000担。

3.家畜改良方面。如1947年，为各村牛瘟预防216头、猪瘟预防398头。1948年，为各村牛瘟预防237头、猪瘟预防245头。结果，瘟疫流行之时，普通未注射预防针之牛、猪死亡率为80%，而已注射预防针者仅死5%，所以四乡农民都开始相信家畜预防注射了。此外，将所有来克杭鸡场之蛋种推广给周围农民，至实习处登记换蛋自孵者络绎不绝。

4.设备添置方面。从上海购买汽油抽水机及四十五匹马力发动机之碾米机等，并置备大骡车，以备谷物加工、水利工程及洋灰运输之用。

5.医药卫生方面。继续与南京鼓楼医院乡村卫生推广部合作，由对乡村医药工作经验丰富的李入林医师筹划建设诊所，以为农民健康服务。

6.宗教事业方面。由于淳化镇中华基督教会礼拜堂在战时被毁，故无住堂传道人，每礼拜六、礼拜天遂由实习处派牧师进修科同学一人前往传道。

7.发放旧西服。实习处曾通过南京基督教协进会救济委员会，在淳化镇发放旧西服计16400多件，有几千户穷苦农民得到了这些旧衣服。

新中国成立后，实习处继续在淳化开展农田水利、医药卫生等工作。如1950年，实习处还举办过一次农业讲习会，传授、交换农业生产经验。该年春，还得到江宁县人民政府宋县长和徐区长等赞助，兴修水利工程，计修筑塘坝等共11个，受益水田601亩。但是不久，开始面临新的问题。再加上1952年，金陵神学院与上海圣公会中央神学院等12所神学院联合，乡村教会科随之消失，淳化镇实习处也就不复存在了，所有置产全部移交给了江宁县人民政府。

附记：2013年9月至2015年6月，我于南京师范大学文物与博物馆专业攻读硕士学位，师从王志高教授。往事匆匆，硕士毕业已然四年，回首四年前写下的论文，期间种种竟依然记忆犹新。

在跟随王老师学习的两年里，王老师一直敦促我们要自觉接受学术训练，平时勤动脑勤动笔，无奈当时的我在学术研究方面颇有些怠惰，迟迟找不到合适的题目和素材。最后终于在王老师的点拨和引导下，写下这篇论文。

十分惭愧，在王老师提议写这篇论文之前，我对金陵神学院、淳化实习处知之甚少，为此王老师专门花了很多时间为我讲述金陵神学院发展始末，帮助我弥补知识上的缺口，并耐心教授我搜集资料的方法和方向。也是在王老师的指引下，我才真正开始自觉主动地关注金陵神学院方面的课题，真正开始有了探索的兴趣。起初，这篇论文拟定的题目是《金陵神学院淳化试验区探秘》，我将写作重点放在了金陵神学院上，交由王老师审阅。王老师提出了详实而又中肯的修改建议，并亲自为我修改了70%以上，这让我意识到我的写作重点存在很大问题，最后终于下定决心重新再写。

第二次撰写时，我按照王老师的要求，将写作重点放在了淳化实习处上，并将题目改为《名闻遐迩的民国金陵神学院之淳化实习处》。因准备投稿《江宁春秋》集刊，故将更多研究重点放在了江宁地区，并参考了许多江宁地区地方志的的资料。在写作过程中，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王老师严谨认真的学术态度。为了让我养成更规范的学术习惯，王老师甚至在修改后的论文上一一标注，要求我逐字逐句与之比对，自查自纠，学习规范的论文表达和学术语言，学习严谨的思维架构。最后这篇论文于2015年7月成功发表于《江宁春秋》第14辑。

遗憾的是，除了本篇论文及硕士学位论文之外，在校期间我并未发表过更多其他的论文，毕业后也没有继续从事与专业相关的工作，但王老师对待学问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让我受益终身。无论是毕业论文，还是本篇论文，无一不经过王老师的反复研习讨论及反复的修改打磨，以至于我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工作经历中，一想到王老师曾给予我的谆谆教诲，便对工作、对生活心存敬畏与恭谨之情。毕业数年，学术研究上的造诣似乎已显得没那么重要，而恩师给予我的精神财富，才更显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