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随园校区400号楼与600号楼

汪明玥

充满民国气息的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素有“东方最美校园”的美誉。穿过长长的林荫道，传统宫殿式建筑群便映入眼帘，它们独特的魅力与韵味，使人有穿越时空之感。这个华丽的建筑群，不仅沉淀了百年的历史，亦见证了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的发展历程。位于建筑群南部的400号楼与600号楼，如今是我们社会发展学院的办公楼。这两幢楼对于社发院的师生而言并不陌生，但是其历史变迁、与楼相关的人物往事，却已逐渐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甚少有人知悉了。

众所周知，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是民国时期金陵女子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旧址所在。金陵女子大学于1915年正式招生，当时借用了位于南京绣花巷的李鸿章大宅院作为临时校舍，被称“百间屋”或“百屋房”。由于临时的校舍不能满足学校的未来发展，1916年春，校董会选择了南京鼓楼西南方向的随园陶谷作为永久校址，并于1918年正式委托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Henry K. Murphy）着手进行校园规划设计。五年后，400号楼与600号楼诞生在世人眼前。

400号楼与600号楼均位于金陵女子大学校园东西向中轴线的南侧，于1923年正式交付使用，属于校园里的第一期工程。同时期，学校还建成了500号楼，皆规划作为女生的宿舍楼。而现在的700号楼是在1924年建成，亦作为女生宿舍使用。

1923年宿舍楼投入使用后，每幢楼约住五十人，每间住两人，故当时宿舍楼内应至少有二十五间寝室。除了寝室外，宿舍楼里设有一间面积约50平方米的交谊室（会客厅）。交谊室内有钢琴、期刊、座椅，可供学生空闲时休息交流、练习钢琴，或开茶话会等。据金女大学生回忆，宿舍楼内还设有饭厅和养疗室。穿过交谊室即饭厅，饭厅外边为一长廊，是厨房师傅烹饪和洗餐具的地方。另外，在养疗室后还有一间小厨房，以便学生们在假期里可以自行烹饪。这种处处以人为本的设计，体现着设计者的人文关怀。

400号楼与600号楼都是中国传统建筑形式与西式造法相结合的产物。两楼建筑外观均似中国传统宫殿，屋顶为单檐歇山顶，但房屋内部并未使用传统的土木结构，而采用了先进的钢筋混凝土结构。两楼的建筑面积均为1151平方米，共三层，其中主体2层，阁楼1层，建筑物两端建有柱式望楼。

由于民国时期的相关照片均为黑白色，我们无法知道400号楼与600号楼的具体外观颜色。但在当时《申报》的一篇新闻报道中，提及100号楼、200号楼和300号楼的柱子为红色，而四幢宿舍楼的柱子为绿色。由此可见，当时诸楼的外观与现在的模样应该有所差别。此外，民国时期400号楼与600号楼之间有中国古典式外廊相连接。遇到阴雨天，师生在两幢宿舍楼之间走动时无需带雨具，这也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校园风景。令人惋惜的是，1990年，学校在新建12号楼（数学与计算机学院楼）时，将400号楼与600号楼之间的连廊拆除，形成了如今的三边围合的院落空间。

图一 400号楼与600号楼之间的连廊旧影

1930年12月，经国民政府教育部核准，金陵女子大学正式改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原金女大校长吴贻芳留任为院长，但当时的人们仍然习惯地称学院为金女大。其后，400号楼与600号楼仍旧为女生宿舍，由于学校名气变大，招生人数增多，个别的宿舍从两人间变为三人间，甚至四人间。

图二 金陵女子大学600号楼（1920年代）

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成立的第七年，即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大肆屠杀无辜百姓。学院主任魏特琳率先倡议并参与组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还主动提供校舍作为难民安全中心。当时，400号楼由陈瑞芳夫人一家留守，而600号楼则收容了大量的难民。

在战争中，平静的日子是短暂的。由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前身金陵女大系西方教会创办，所以日军并未直接占领。但是，在1942年6月19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伪政府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校产全部充公。日军占领校园后，校舍被当作军营、马厩和指挥部使用。其中，400号楼与600号楼被用作日军营房。为了增加居住面积，日军还将这两栋楼的望楼封起来，以供士兵居住。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复校，但是并没有马上投入使用。由于日军的强占，包括400号楼与600号楼在内的校园里的建筑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各种教学设备已被洗劫一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与金陵大学合并为公立金陵大学，校名仍用金陵大学，其中文学院设在原金女院校址，称金大宁部（宁海路），400号楼与600号楼依旧作为学生宿舍使用。

随园民国校舍修建之初，所有的建筑均以整百数字命名，如此命名的原因现已无从考证。不过笔者推测，这可能与“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教育理念有关。如此或可时刻提醒教育者，培养一个人才需要更多的时间，是长久之计，不可一蹴而就。不过后来，金女大师生又给她们的宿舍楼取了别具风情、寓意颇深的雅称。

《金陵女子大学校刊》曾刊发金女大毕业生顾味真所作的《建筑校舍之回顾》一文，里面提到了金女大宿舍楼的雅称：

作为教职员及学生宿舍休憩室与养病室者凡四，即听秋（四百号）、延月（五百号）、迎薰（六百号）、读雪（七百号）四室 。

由此，我们可知金女大400号楼、500号楼、600号楼、700号楼分别被称为“听秋室”“延月室”“迎薰室”和“读雪室”。

根据民国时期岑碧所作《金陵女大的内容》一文，我们可知这些雅称是当时金女大师生根据四季名之，即所谓“以四季为别”。除了“听秋”中的“秋”字明显指示为秋季外，其他名称皆为隐喻：“延月”（500号楼），由于夏季昼短夜长，月亮的延续时间会比其他季节长，且月明星稀格外耀眼，故“延月”代表夏季；“迎薰”（600号楼），单一个“薰”字泛指花草的香气，所以“迎薰”有迎接春天气息之意，代表春季；读雪（700号楼），因为雪是冬天的象征，故毫无疑问应代表冬季。

值得注意的是，400号楼、500号楼、600号楼和700号楼所对应的并不是人们所熟悉的春、夏、秋、冬这一顺序，而是秋、夏、春、冬。由于史料有限，这一四季序列的排列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插柳，现已无从得知，然而笔者认为春与秋顺序的调换甚妙，值得一究。

笔者认为“听秋室”的“秋”字有这样的含义：一则，秋是收获的季节，学校希望学生们学业有成，都能收获知识的果实；二则，秋可代指多事之秋，当时国家正值内忧外患的局势，学校希望学生除了学习知识之外，还应该多关注时事政治；三则，秋除了有上述的含义外，另有一番萧索凄凉之感。代表春季的600号楼与400号楼同在一侧，二者互换了传统意义上的季节顺序，秋去春来，联系当时国家内忧外患的局面，这也可能是一种祝福，愿学生前途、学校发展乃至国家命运都充满希望与光明。

据民国《新闻旬刊》所刊《金陵女大素描》一文载，当时400号楼在金女大女生宿舍楼中最有人气，常常人声鼎沸，被称为“诸宿舍之王”。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学校公共的大厨房毗邻400号楼，当时的校长吴贻芳与外籍教师们常在此处就餐。因此，学生们也会更乐于来到400号楼的饭厅吃饭。这样一方面可与老师们在饭桌上探讨学术知识，聆听老师们的教诲；另一方面，学生们还可以借此机会接触更多的外籍教师，了解西方的政治与国情，讨论国内局势。这些场景正契合了笔者所推测的“听秋”之意。(www.xing528.com)

在金陵女子大学改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后，虽然“听秋室”和“迎薰室”的雅称照旧使用，但时常会出现一些失误。例如：在一篇关于宿舍卫生检查的新闻中，作者将600号楼的雅称写成了“迎曛室”。一个“曛”，颠覆了春季之意，它代表着日落时的余光，即日暮，与四季为别的雅称格格不入。也许这只是一时的笔误，但也从侧面反映此时的学生对于宿舍的雅称已有了些陌生感。

尽管抗战胜利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顺利复校后，400号和600号楼仍然作为学生宿舍楼使用，但这一时期的文章，对宿舍楼的雅称已只字不提。笔者认为诸楼雅称没有流传下来的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上文所提及的，诸楼雅称的逻辑顺序导致记忆障碍，分不清某室对应某楼，不如用百号楼来记忆；二是由于外籍教师比较多，她们并不都熟悉中文，但是喜欢使用数字，故习惯称呼其百号楼；三是战争原因，1937年学校迁到后方，知道宿舍楼雅称的学生大多已离校，后期入学的学生完全不知道这些雅称的情况。

从1923年金女大校园建筑投入使用，直到1951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被合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400号楼与600号楼主要作为女生宿舍楼。女生们在两楼里住宿，即使是毫无生活技能，也无需有过多的担忧。学校明确规定每栋宿舍至少有一位生活指导员与学生同住，解决学生在生活中遇到的难题，并培养她们的生活技能。不仅如此，学校还鼓励不同系、不同年级的学生同居一室、同一桌用餐，这一举措有利于学生间的交流、了解，还可增强凝聚力。学校的教职人员也会主动参与学生的活动，如散步、打网球或做游戏。所以，在金女大，师生之间像母女、姐妹般亲热，无话不说。学校还应运而生了“姐妹班”这样的组织，即学姐无不竭诚指导学妹的学习与生活，学妹也会力所能及地帮助学姐。在这样的温馨氛围之下，可以最大限度地缓解学生们的异地思亲之苦。所以，在金女大寄宿的异地学生很少会患“思家病”。

闲暇之余，每个女生宿舍楼里都会举行各种活动，400号楼与600号楼也不例外。例如：以宿舍楼为单位的网球大赛、宿舍清洁卫生的评比，以及一年一次的对外开放等等。

开放日。因开放只进行三个小时，故参观的人络绎不绝，这也是每年学校最热闹的时候。由于这里是女子大学，并不可以随意参观，再加上其建筑风格为中国传统宫殿样式，给人以“禁宫”之感。所以，住在宿舍的女学生会被参观者诙谐地称为“宫主”。

在开放日那一天，校园的四周和每座大楼的走廊上都会摆上绽放的菊花，以美化布置，给人以绚烂夺目之感。游客参观宿舍要先进会客室（交谊室），由预先约好的“宫主”引导。据当时的游记描述，宿舍里有床两张、小桌两个、椅子三把、五斗柜一个，家具简单，但是布置得整齐美观，窗帘和被单颜色相配得宜，花样新鲜，加上墙上照片、彩画的美化作用，使参观者耳目一新。房间里没有挂衣服的地方，大衣、雨衣是挂在过路的走廊两边的衣柜中。这些设施配备在当时高校里是极其完善的，再加上女学生们的精心布置，吸引了大量的校外人士。宿舍楼外，树木环绕，清风徐来，香气扑鼻，来参观者莫不称之为“琅嬛福地”。这样的活动果然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使金女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以致获得了“西宫”的美称，其东侧的金陵大学则有“东宫”之称。

值得一提的还有，学校有一个由来已久的传统，即会定期举行“宿舍清洁评比”。寝室的卫生都是由学生自行打扫，学校也会训练她们简单的清洁技能。学校为什么要定期开展“宿舍清洁评比”？这其中还有一定的背景。金女大的建筑富丽堂皇，在很长一段时间曾遭到社会舆论的抨击。不少人认为学校本身建筑过于奢侈，不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与价值观。所以，学校一度要求在校女学生们应提倡节俭及朴素勤劳之风。在校园里，女学生们所穿的服饰以素雅整洁为美，绚烂夺目的衣饰几乎绝迹。宿舍楼里都有洗衣室，平时所穿的衣物都是学生自己清洗，砧杵之声常达户外。这也在无形之中训练了学生个人的清洁技能。

每当学校举行卫生大检查时，学生们都会积极响应，参与其中。学校则会派出教师、宿舍主任和学生团共同评判。在大多数情况下，学生的房内布置整齐，窗明几净。除了干净整洁外，学生们还会想方设法去美化寝室，有的带着异国风情，有的花香扑鼻，还有的简洁素雅但不失温馨，让裁判人员眼花缭乱，目不暇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宿舍卫生评比在1930年代就已盛行，至1945年复校后仍旧在组织这项活动，可见其影响之大。

1937年11月22日，国际委员会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划为南京安全区。在校园建筑楼中，400号楼由陈瑞芳夫人一家留守，作为教职工的办公与生活场所。据《程瑞芳日记》，我们可确知当时400号楼里没有难民，只住了程瑞芳自己、她的儿媳、几个小孙子及四个盲女。

400号楼不收纳难民，这一方面是为了防止400号楼被日军一遍遍搜查和掠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能够使学校有一个办公区可以正常运作。《程瑞芳日记》还记载，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之后，进入南京安全区逃难的人越来越多。在校园里，原计划的六幢难民楼即100号楼、200号楼、300号楼、500号楼、600号楼和700号楼已容纳不下，一些难民只能就地睡在了400号楼门口。可见，当时在学校里的难民人数已完全超过了魏特琳等人的预期。

尽管这一时期400号楼完全用作教职工宿舍，但日军仍然会用各种借口来进行骚扰。据《魏特琳日记》载，1937年12月17日，程瑞芳的房间被日军翻得乱七八糟，显然是被抢劫过了。日军在搜查400号楼时，甚至连小孩子的糖都不放过，稍微值钱点的东西一律归为己有。

此外，在400号楼，魏特琳还曾特意招待过日军士兵，希望他们信守承诺，不要伤害无辜的难民。程瑞芳在日记里写道：“魏特琳把日兵带到400号吃茶。不但吃茶，还拿点心给他们吃。魏特琳天真地以为招待他们好一点，日兵就好些。他们又写字要我们承诺，不许我兵来此，还要发誓，魏特琳允许他们。他们走出大门，给魏特琳一张纸，有日兵来给他们看，日兵就不进来，其实没有用的。”当时的情况就是一批日军刚被打发走，又会来另一批日军，对之前的承诺不再执行，这就大大加重魏特琳、程瑞芳等教职工保护难民工作的负担。日军在校园内的兽行更是令人发指：有的日军凶神恶煞，不分青红皂白直接殴打魏特琳这样的外国人士；校园中不论男女，日寇想带就带走，或抢劫他们值钱的物品，或将平民当作士兵关起来枪毙，甚至一些妇女遭到了强奸。

1938年1月底，日军强迫安全区内的难民回家，南京安全区自动解散。400号楼则成为教职工们日常吃饭或者举行重要聚会的场所。如1939年1月30日，在400号楼的餐厅里，实验班和家庭手工学校的教职工围坐成四桌，吃了一顿简单而美味的午宴，宴席上的甜食有橘子、糖和糖炒栗子。这些食物在当时算是非常丰盛的，这也让经历了苦难的人们感到少许的安慰。1940年2月7日，正是除夕夜。晚上6时，400号楼餐厅里的五张桌子旁坐满了师生，中间那张桌子坐的是曾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避过难的孩子。“今晚，我们许多人聚在一起尽情欢乐，我觉得没有人想家。”魏特琳在日记中的这句感慨，见证了那个苦难的时代难得一见的温馨而幸福的一刻。

1937年南京安全区建立前的几个月，南京经常遭受日军空袭，时局非常紧张。当时在南京生活的普通民众，个人安全是难以保障的。据程瑞芳日记，在准备成立南京安全区前，教职工们曾商议：“照现在的计划，只开六、五、七三个宿舍，外有三、二、一百号之楼房子，共收二千七百人，这是我们预算的，将来有多少还不知道。”可见，600号楼与400号楼不同，它是完全作为难民收容场所使用。

当时600号楼所保护难民的人数，我们可从魏特琳日记中找到蛛丝马迹。魏特琳曾在日记中写道：“后来在我们6幢建筑里的难民人数实际上超过了1万人。”那么平均下来，600号楼至少容纳了一千人以上。据1938年3月16日日记，陈斐然曾给了魏特琳难民数据。其数据表明600号楼内还留有难民487人。另外，据1939年11月10日日记，魏特琳曾翻看一本破旧记事本，发现了这些数字：“1938年1月14日收容难民记录：500号宿舍楼718人，700号宿舍楼874人，600号宿舍楼□人。”虽然600号楼人数的记录已模糊不清，但由于该楼与500号楼和700号楼面积相同，我们可以猜测其中有700到800人，甚至可能接近900人。因此，在南京安全区难民人数最多的时候，600号楼可能曾经容纳一千人以上。

沦陷期保护大量难民的重任，也使600号楼等建筑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据魏特琳日记，1938年2月，程瑞芳、陈斐然和魏特琳曾估计，当时仅房屋的损失就超过了2000美元，但这仅只是保守估计。后来，魏特琳在日记还记载“六幢建筑（600号楼在其中）的损失总数约为6800美元”，各楼保存状况不是很好，都需要维修。“所有的木质结构、地板需要重新油漆，大多数墙需要粉刷，一些五金配件，如窗户插销等，受到了人为损坏”。虽然屋舍建筑遭受了一定的破坏，但与其他难民所相比，金女大还算是幸运的，其校园建筑没有发生过重大的火灾。这主要是因为难民的家人可进入校园里送饭，加上校园里也设有粥厂，因此难民无需在自己的房间里做饭，学校可保证她们的生活所需。

南京安全区被取消后，难民们逐渐离开了校园，返回自己的家中。但一些无依无靠的妇女和女学生仍然选择留在学校，继续住在600号楼和其他宿舍楼里。为了让她们将来能够有谋生的本领，魏特琳组织她们学习编织技艺，并特意邀请专门的老师在600号楼里教学。此时的600号楼，不仅是她们生活休息的场所，更是她们学习技艺的教室。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厚生”精神始终萦绕在随园的各个角落，至今从未离去。

建筑今尚在，往事亦可追。南师随园校区400号楼与600号楼经历了近百年的风雨后，仍静静地伫立在校园里，默默地见证着世事沧桑。它们从前是女生们的宿舍楼，在这里曾充满着青春少女的欢声笑语，荡漾着她们的理想与追求；它们曾经作为南京安全区里的难民营，义无反顾地保护着无辜的平民，为她们遮风避雨；如今，这里是社会发展学院的办公楼，陪伴着社发院莘莘学子的快乐成长，将目睹我校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诸学科的发展壮大。

附记：2018年9月，我正式成为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的一名研究生。王老师为文博与考古两个专业开设了“历史与考古文献学”这一门课。在课堂上，王老师侃侃而谈，教授的内容非常丰富。如果不提前做好功课，我们肯定跟不上老师的节奏。老师在课堂上擅于进行启发式提问，引导我们去思辨，去考证，并要求我们的思维不要局限在前人的成果之中。无形之中，我渐渐地领悟了一些本专业的学习方式。

不久后，我顺利地成为王老师门下的学生。由于在课堂上我表现积极，态度认真，加之墓志考证的期末作业也得到了老师的肯定，所以王老师希望我可以深度挖掘一下我们社会发展学院所在的随园校区400号楼、600号楼这两幢办公楼背后的历史故事，以为院史做些贡献。初稿虽然在预定的时间内交给了王老师，但我不得不承认其框架、内容都仅勉强及格。王老师很不满意。在他的建议下，我一遍又一遍地修改。这个过程极为痛苦，但不可否认的是，通过论文修改，我收获了学术实践的宝贵经验。两年的专硕学习很快就会过去，我能做的就是紧紧把握住每一次写作的机会，珍惜王老师对我每一次写作提出的建议。不论未来我是否会在与文博相关的岗位上工作，我都会一直铭记他对我的帮助与教诲，铭记他说过的八字箴言——兴趣、认真、方法、创新。这将鞭策着我的成长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