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汤山新发现唐代侯宝妻王氏墓志略考及优化措施

刘华军

2010年1月，为配合基本建设，南京文物部门在南京东郊汤山街道侯家塘原南京骨胶厂发现两座唐代砖室葬。其中一座被盗，无文物出土，另一座墓葬（编号1号墓）保存较好。南京地区唐墓发现不多，迄今为止仅有数座。这次发现的唐墓尽管墓主身份不高，出土遗物也比较少，但其墓志文字清晰，内容丰富，显得十分珍贵，为研究琅琊王氏家族，尤其是江宁地方历史提供了新的资料。

1号墓为长方形单室结构，叠涩顶，已坍塌。墓室长3. 3、宽0. 9米，后壁呈弧形，左、右壁及后壁各砌三个壁龛。墓前砌有排水沟，排水沟底层为一层平砖，其上铺有半圆形陶制排水管。墓内出土墓志一合、绿釉圆形瓷奁盒两件（一件缺盖）（图一）、青釉敛口瓷罐一件（图二）、青釉长颈短流瓷执壶一件（图三）、银戒指一枚、凤凰花草形银饰一件、银手镯两件、双股银钗一件及开元通宝铜钱等。

图一 王氏墓中出土的带盖瓷奁盒

图二 王氏墓中出土的瓷罐

图三 王氏墓中出土的瓷执壶

墓志石质，正方形，边长50厘米，志盖保存情况不明，志铭楷书阴刻，左起右读，共18行，满行23字，总394字。志文端庄清秀，其最下方一行虽漫漶不可识，但不影响整体释读，余基本清晰（图四）。现将全文释录并标点如下（“」”为墓志转行符号）：

唐上谷郡侯处士宝妻王氏墓志铭并序」范阳卢崇本撰」

夫人琅琊王氏，远祖导公，因官至此，遂居润州金陵，亦数世矣。」失其谱牒，不果累书。曾祖庄，祖渊，考鹏，育男三人女四人，夫」人即第四女也。早怀温雅，令淑雍和，得曹氏之余风，传班家之」轨范。诗云淑女，君子好仇。修内则而无遗，以外彰于九族。育男二人，女」一人。男长曰昶，次曰平，并孤标迥秀，仁孝两全，乡党钦崇，实门风□」不坠。女一人在室，谦和自然，雅志冰洁，女工之妙，巧荆难过。夫人享年」不永，以会昌五载九月廿四日遇疾，终于私室，时年六十有五，才过耳」顺之秋。处士侯君痛齐眉之独往，嗟龙釰之一沉，见鸾镜而增悲，望」行云而哽咽。男女崩绝，号咷粉身，思闺训之□闻，叹倚门之永绝。」宗亲泣涕，咸伤花萼之衰；妯娌含悲，叹连枝而一折。□息哀恸，□」里咨嗟。生死路殊，所居亦异。以会昌六祀岁在景寅正月癸卯朔四日丙午，窆于上元县宣义乡宣德里雁门东」云穴山南原壬首，礼也。虑桑田变易，坟树改移，见请斯文，或刊贞石。铭曰：」诗云淑女，君子好仇。懿哉令德，嘉仪□□。」温容玉映，峻节松楸。鳏夫泣涕，泉路长□。」男女哽咽，亲姻泪流。不刻贞石，何记千□？

图四 侯宝妻王氏墓志拓本

据墓志载，墓主琅琊王氏世居润州金陵，其名讳未录，父王鹏，祖父王渊，曾祖父王庄。王鹏育有三男四女，王氏为其第四女。王氏嫁处士侯宝，并育有二男一女，长子侯昶，次子侯平。王氏及墓志提及的其族人均未见于文献记载。会昌五年（845年）九月二十四日，王氏卒于私室，享年六十有五，由此可推知王氏生于唐建中二年（781年），主要活动在唐德宗至武宗时期。

志载王氏“得曹氏之余风，传班家之轨范”。此乃用典，典出《后汉书》卷八十四《班昭传》：“扶风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学高才。世叔早卒，有节行法度。兄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阁踵而成之。帝数召入宫，令皇后诸贵人师事焉，号曰大家。每有贡献异物，辄诏大家作赋颂。及邓太后临朝，与闻政事。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关内侯，官至齐相。”班昭不但品行出众，博学多才，而且作《女诫》，堪称妇德女师。志文又载王氏“修内则而无遗，以外彰于九族”，此亦借班昭事迹赞美王氏在妇德方面的出众表现。

墓志又载，王氏自称为东晋宰相王导之后，然据志文，王氏一族上至曾祖父并无显贵之人，且“失其谱牒”，这就需要进行分析。与之情况相类似的还有1990年南京东北郊南京炼油厂出土的另一方唐代墓志——《唐琅邪王公故夫人上谷侯氏墓志铭并序》（以下简称《侯氏墓志》）。该志亦载“琅邪王公”为“东晋始兴公（王导）之后”，而从志文看“琅邪王公”一生隐居乡野，没有踏上仕途。两方墓志的共同之处在于：所涉之王氏均未踏上仕途，处在社会的中下层，需要借力进入政治社会或改善社会地位；他们皆追溯王导为其先祖，但又谱牒失载，即先祖王导与其祖考之间存在明显的缺环。故这两方墓志“远祖导公”“东晋始兴公之后”之记载实有攀附冒望嫌疑。有意味的是，这两方墓志所记载的皆为琅琊王氏与上谷侯氏联姻，其墓主均生活在唐朝后期。这似乎可以说明在唐朝后期，门第观念作为衡量人们家世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标准，仍顽固地存在于人们的思想当中，那些并未入仕的大族，仍然十分矜尚门第。

志载王氏夫君为上谷侯氏，据《元和姓纂》载：“侯，晋侯缗之后，谪他国，以侯为氏。……上谷，汉末侯氏徙上谷。”可知侯姓源于晋侯缗，汉末时已形成上谷郡望。

志载王氏葬于“会昌六祀岁在景寅正月癸卯朔四日丙午”。查阅资料发现，会昌六年实为丙寅年，志文却记为“景寅”年。这是由于唐高祖之父名昞，故唐人讳“丙”，凡“丙”皆改为“景”。志文中的“正”字已漫不可识，然据陈垣所著《二十史朔闰表》，会昌六年正月的第一日为癸卯日，按六十甲子检索的正月四日为丙午日，与志文合，其余月份皆不相合，故葬月应为“正”月无疑。

撰志者为范阳卢崇本，据《元和姓纂》载：“卢，姜姓，齐太公之后。至文公子高，高孙傒，始采于卢，因姓卢氏。”其郡望首列“范阳涿县”。可知范阳卢氏出自姜姓，齐国后裔，因封地卢邑而受姓卢氏。秦有博士卢敖，子孙迁居至涿水（今涿州）一带之后，定居涿地，故以范阳为郡望，后世遂称范阳人。范阳卢氏家学繁荣，在“三礼”的研究上有不少成就。这块墓志字体以楷书为主，间有少数草书，如“亦”“牒”“风”“疾”等字，其中有王献之的笔意，亦有裴休的书风融入，或许其书者也是卢崇本，正体现了卢氏深厚的家学渊源。

1.润州上元县(www.xing528.com)

唐代大部分时间实行州（郡）、县两级制，州（郡）一级的改制主要有两次，一是唐天宝元年（742年）将州改为郡，二是乾元元年（758年）又改郡为州。据《新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载：“润州，武德三年（620年）置，天宝元年（742年）改为丹阳郡，乾元元年（758年）复置。”上元县的名称更迭亦极频繁。稽诸文献，唐武德九年（626年），金陵更名白下，扬州移治江都，另置宣、润二州。白下、句容、延陵三县属润州，丹阳、溧水、溧阳三县属宣州；贞观七年（633年），改白下为归化，后复称江宁；上元二年（761年），江宁又更名为上元，废昇州，上元县隶于润州。王氏墓志纪年为唐武宗会昌六年（846年），称志主葬于润州上元县，正与文献记载相吻合。

2.宣义乡宣德里

志文载王氏于会昌六年（846年）“窆于上元县宣义乡宣德里雁门东云穴山南原”。关于宣义乡，最早的史料记载见于《景定建康志》，这方墓志对宣义乡的记载将其历史至少追溯到唐代会昌年间。唐朝县级以下基层政区分为城市和乡村两套体系，其中乡村体系设置为乡、里、保、邻四级。宣德里未见于文献记载，《至正金陵新志》卷四载：元代上元县“宣义乡（县东）：东里、西里、南里”。志文关于唐代宣义乡宣德里的记载，可补文献之不足。

3.雁门山、云穴山、侯家塘

志文载王氏葬于“上元县宣义乡宣德里雁门东云穴山南原”。此中“雁门”乃“雁门山”之省。相同省称亦见《景定建康志》，其卷四十三云：“叶状元墓，在上元县宣义乡。……以（政和）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合葬于江宁府上元县宣义乡雁门原夫人之墓。”此中“雁门”亦“雁门山”简称，亦属上元县宣义乡。《景定建康志》卷十七又载：“云穴山，在城东八十五里，周回二十里，高九十七丈。……雁门山，在城东南六十里，周回二十里，高一百二十五丈。”可知云穴山位于雁门山以东，与志文合。

那么，云穴山究竟在今何处？这需要从墓志的出土地点来分析。上文已经提及，墓志出土于南京东郊侯家塘原南京骨胶厂。据《景定建康志》卷十七载：“云穴山……南有水流入石驴溪，有洞空，甚幽邃。天欲雨，则穴中云出，因名之。”今骨胶厂北部诸山峰统称大连山，笔者曾实地进行考察，虽因当日大雨和山势较陡而未能上山详勘，但获知大连山脚下现有一水塘名为石门埝水库。因此，笔者认为墓主葬地所在的原南京骨胶厂北部紧挨石门埝水库的一座最高山峰应为云穴山，并大胆推测石门埝水库或即文献中所记载的“石驴溪”。

值得注意的还有，关于汤山侯家塘地名的来历，《江苏省江宁县地名录》云：“谱载，清顺治甲申年侯氏居此，村中有大塘。”实际上，据墓志记载，早在唐代会昌六年（846年），王氏已葬此，而王氏的夫家正是侯氏。换言之，这里曾是唐代侯氏的祖茔所在，或许那时的侯氏亦已居此，然则侯家塘地名的来历恐怕就要较旧说提前到唐代。

一般认为，在中国古代，汉字文本沿用秦汉简帛的书写方式，采用竖排右起。到19世纪末，随着与西方拼音文字的接触，横排左起的款式逐渐得到学者们的重视。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一系列的文字改革，横排左起的书写和印刷方式才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而这方墓志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书写方式为竖排左起。关于竖排左起写法的起源说法不一，有雕刻习惯说、书写材料决定说、尚右思想说，等等。其实在中国古代碑志中，不乏竖排左起之例，如唐代《播州刺史检校右仆射赵府君墓铭》、《袁滋出使南诏摩崖题名跋》，辽代《大契丹国夫人萧氏墓志》，明代《紫溪云台庵记》，等等。以上几方碑志，既有社会上层和中下层人物的墓志，又有官方与非官方的题刻，似乎足可以证明在我国中古时期存在着竖排左起这样一种书写方式。不过，这种书写是在某种特定的场合下使用，还是有其他方面原因，则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

附记：时光如流，眨眼间离开南师大已经有近四年的光景了。

我于2012年有幸考入南京师范大学，师从汤惠生老师学习考古学。毕业后，辗转流离，现就职于沧州师范学院。

听说本文入选《随园英华》，不禁感慨万千，学生与王志高老师的缘分即结于此。谈及此篇小文，还得从2012年研究生刚入学说起。我是半路出家学习考古学，入学后恰逢王志高老师教授《古代典籍选讲》这门课程，由于当年是社发院考古学招生小年，学硕仅我一人，于是王老师授课就变成了一对一的辅导。老师除逐字逐句的进行辅导外，我有什么疑问也可以及时得到解决。蒙此待遇，现在想来仍然心中窃喜。在这期间，王老师不仅着力提升我对古文献的识读能力，在聊天的过程中，还将考证文献的研究方法以轻松的方式传授给我。除此之外，王老师还有意对我的实践能力进行培养，他告诫我说考古学是一门科学，讲究实证，并鼓励我结合调查报告对栖霞区南朝石刻、南京明城墙、南唐二陵等遗迹进行实地考察。

课程临近结束的时候，王老师交给我一篇墓志及相关墓葬材料，让我写一篇考证的文章，这篇墓志也就是拙文的基础材料。在论文写作期间，老师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从初稿到定稿，老师六易文稿，密密麻麻的文字标红，小到一个标点符号，老师都有详尽的标注和说明。每次看到修改后的稿件都让我羞愧难当，但老师的态度也让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等到后来自己亲自去侯家塘的考察也得到了老师的肯定。及至定稿，老师又把论文推荐给《江宁春秋》第13辑发表。

文章虽小，敝帚自珍。这篇小文的形成对于我的影响是巨大的。

如今，同样走上教师的工作岗位，我越发能够体会老师当年的良苦用心。今后，我也会按照老师的一贯作风来对待我的学生。

山高水长有时尽，唯我师恩日月长。祝老师及师母身体康泰，幸福永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