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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寿墓图中的前后部鼓吹景象优化

时间:2023-07-0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近年披露的该壁画高清彩色图像(图二),展示了冬寿出行图的全貌,特别是在摹本中较为模糊的前部鼓吹和后部鼓吹。以中间的红色旗帜为中心,墓主人乘坐的牛车处于出行队伍的后半部分。冬寿出行图中的前后部鼓吹,不仅为我们理解墓主的身份等级提供了重要依据,也有助于认识这两支乐队的特点。

冬寿墓图中的前后部鼓吹景象优化

张 驰

1949年在朝鲜黄海北道安岳发现的多座壁画墓中,三号墓出土了极为丰富的壁画和墨书题记,因而广受学术界的关注。学界对该墓墓主身份、墓主画像、文化艺术属性进行了很多讨论,中国大陆学者多认为其墓主为晋使持节冬寿。在墓葬东侧回廊墙壁上有一副出行图壁画,受当时的条件所限,早年公布的壁画摹本(图一)不太全面,相对制约了研究者对壁画内容的解读。近年披露的该壁画高清彩色图像(图二),展示了冬寿出行图的全貌,特别是在摹本中较为模糊的前部鼓吹和后部鼓吹。本文结合同时期的画像砖墓和壁画墓资料,试对该出行图中前后部鼓吹进行初步的梳理与分析,以期推进魏晋南北朝时期礼乐制度的研究。

因安岳三号墓发现有“冬寿”墨书题记,我国学界一般称之为冬寿墓。该墓坐北朝南,系多室石墓,由墓道、甬道(原报告称为羡道)、前后双室、回廊和前室东西两侧的侧室等部分构成(图三)。

墓内保存有大量精美壁画,大部分壁画直接画在石墙上。墓室由石板砌成,其材质主要为石灰岩,可以在上面直接画壁画。在前室、东侧回廊、北侧回廊、后室、西侧室和东侧室的墙壁上都有壁画。壁画的主题主要反映现实生活,壁画内容包括墓葬男主人和女主人的肖像、仪仗出行图、厨房与马厩等室内结构图、摔跤和歌舞等游乐场面等,另外还有兽面、莲花、云纹等图样。如前室北侧立有四根柱子,充当与墓室的分界线,柱头正面与侧面分别装饰着兽面和莲花。墓室的房梁上装饰云纹,天井的正中央绘有盛开的莲花。这些壁画的色彩以黑色、白色、红色、绿色为主调,是先用红线绘出底样,再使用黑线来完成轮廓。

其中描绘墓主出行的宏大规模壁画,即一般所称的“冬寿出行图”,位于东侧回廊的东墙和北墙上方,具有极高的学术和艺术价值。该图中的出行仪仗队伍由250多人构成,大致可分为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前半部分是先导部队,文武大臣呈一字排列三行,引领着仪仗行列。大臣们都骑着马,身后跟随着侍从。以中间的红色旗帜为中心,墓主人乘坐的牛车处于出行队伍的后半部分。墓主人手持麈尾,面带微笑地端坐于牛车上。以牛车为中心,前面有鼓吹乐队演奏,后面跟着仪仗旗手、侍从、骑马的大臣和骑吹乐队,两侧有家丁和全副武装的步骑兵,负责保卫主人的安全,同时彰显了主人的权力和威严。步兵分为弓兵、持戟和盾牌的士兵及佩盾持环首剑的士兵,骑兵为甲骑具装,家丁或持斧钺,或持幡。

在整个出行图中,除了墓主人及乘坐的牛车外,最引人注目的要数乐队了。乐队分为两支,分布在牛车的前面和后面。前面这支乐队称为前部鼓吹,乐工都是步行,演奏钲、鼓一类大型乐器;后面这支乐队称为后部鼓吹,因乐工都骑在马上,往往也被叫为后部骑吹,演奏箫、笳、鼙一类小型乐器。一部完整的前后部鼓吹乐队,不仅给出行队伍增添了威仪与华丽色彩,更代表了主人的身份等级和社会地位。

图一 冬寿出行图摹本

图二 冬寿出行图

图三 冬寿墓平、剖面图

古代帝王及王公大臣出行的仪仗队伍统称为“卤簿”,其中只有等级较高者才配有前后部鼓吹。《晋书·舆服志》云:

中朝大驾卤簿:先象车,鼓吹一部,十三人,中道……皆卤簿左右引各两行,戟盾在外,刀盾在内,鼓吹各一部,七人……次黄门前部鼓吹,左右各一部,十三人,驾驷……次金根车,驾驷,不建旗……自豹尾车后而卤簿尽矣。但以神弩二十张夹道,至后部鼓吹……次黄门后部鼓吹,左右各十三人。

可见高等级的卤簿以前部鼓吹开道,次为主人乘坐的牛车,后部鼓吹殿后,两侧还有士兵护卫。

前后部鼓吹是帝制时代身份等级的象征,因此皇帝常以之作为对臣下的赏赐之物。《晋书·桓温传》载,孝武帝召谢安、温峤入朝辅佐,并赏赐“前部羽葆鼓吹,武贲六十人”。温峤不受。“及葬……赐……辒辌车,挽歌二部,羽葆鼓吹,武贲班剑百人……追赠丞相”。又如《魏书·章武王传》载:“寻以(元)融死王事,进赠司徒,加前后部鼓吹。谥曰庄武。”前后部鼓吹与前后部羽葆鼓吹都是高等级的礼乐队,两者之间或有等级的区别,但都很重要,故朝廷一般不会轻易同时赏给大臣,往往仅赐其一。如《宋书·顺帝本纪》载,昇明三年(479年)春正月丙辰“加太傅齐王前部羽葆鼓吹”。正因同时拥有前后部鼓吹难得可贵,在高等级的壁画墓和画像砖墓中,这一点往往被刻意凸显。

冬寿出行图中的前后部鼓吹,不仅为我们理解墓主的身份等级提供了重要依据,也有助于认识这两支乐队的特点。我们先观察出行图中的前部鼓吹(图四)。该乐队分为三组,每组三名乐工,共九人,自上而下整齐排列。为便于介绍,按自上而下的顺序分别称为第一、二、三组。

第一组所奏乐器为钲(图五),表面似有彩色花纹,因色彩脱落而模糊不清。悬挂钲的红色支架,上有内饰红色的四角伞盖。肩扛乐器的两名乐工,前者戴青色巾帻,穿蓝色裤褶;后者因图像缺失,仅观察到袴裤。另一名乐工双手各持一青色槌,作击打状,也戴青色巾帻,但底部为红色,所穿裤褶为淡色,以示区别。

第二组所奏乐器为鼓,漆红色条纹,配红色丝带(图六)。乐工皆戴青色巾帻,穿裤褶。肩扛乐器的两名乐工,前者穿青色长褂,淡色袴裤;后者着淡色长褂,青色袴裤,以淡色革带束腰。另一名乐工双手各持一淡色槌,作击打状,着青色长褂,淡色的袴裤带红色条纹。

第三组所奏乐器亦为鼓,装饰与悬挂皆与第二组相同;所不同者,一是支架上装有内饰红色的四角伞盖,二是伞盖四角悬挂红色流苏(图七)。乐工的穿着与第二组基本相似,皆戴青色巾帻,着裤褶。肩扛乐器的两名乐工,前者穿淡色裤褶,腰系红色革带;后者穿带红色条纹的青色裤褶,腰系革带。作击打状的乐工双手各持一青色槌,穿淡色裤褶。

图四 冬寿出行图中的前部鼓吹

图五 冬寿出行图前部鼓吹中的钲

图六 冬寿出行图前部鼓吹中的鼓

图七 冬寿出行图前部鼓吹中的鼓

冬寿出行图中前部鼓吹使用的钲和鼓,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属于前部鼓吹的核心乐器。钲常被称为“金”,中国古代行军打仗时“鸣金收兵”中的“金”,指的就是“钲”;此亦颜师古注《汉书·晁错传》曰:“金,金钲也。鼓所以进众,金所以止众也。”钲的外观像铙,颜师古注《汉书·平帝纪》称:“钲者,铙也,似铃,柄中上下通。”钲常与鼓搭配使用,故文献中常见“钲鼓”一词,《晋书·江逌传》所谓“长旌不卷,钲鼓日戒,兵疲人困,岁无休已”即是。关于前部鼓吹使用乐器的具体情况,《隋书·礼仪志三》所记隋炀帝的仪仗队伍甚为详细:“前部鼓吹一部,大鼓、小鼓及鼙、长鸣、中鸣等各十八具,扛鼓、金钲各二具。”

除冬寿出行图外,近年山西大同发现的一座北魏时期壁画墓墓室北壁的出行图中也可以看到前部鼓吹(图八)。由于部分壁画模糊不清,仅能观察到该前部鼓吹的两组乐队。其中一组所奏之鼓,形制与冬寿墓所见别无二致;另一组所用乐器上方有伞盖,但乐器已难以辨认。

图八 大同沙岭北魏墓北壁壁画中的“前部鼓吹”

对照冬寿出行图中的前部鼓吹,此图有两处细节值得重视:一是乐器均饰朱漆,钲、鼓配四角伞盖;二是乐工皆戴巾帻,着袴褶。乐器的装饰和乐工的服饰,在文献中均有迹可循。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大量亡佚,相关线索可从隋唐时期的文献中寻找。《唐六典·鼓吹署》就有这样的记载:(www.xing528.com)

一品已下、三品已上鼓吹并朱漆;铙及节鼓、长鸣、大横吹五彩衣幡,绯掌,画蹲豹五彩脚;大角幡亦如之。其大鼓、长鸣、大笛,横吹、节鼓及横吹后笛、箫、觱篥、笳等工人服绯紬帽,赤布袴褶;金钲、扛鼓工人服青紬帽,青布袴褶;铙鼓、箫、笳工人服武弁,朱褠衣,革带;大角工人服平巾帻,绯衫,白布大口袴。四品铙鼓及箫、笳工人衣服同三品,余鼓皆绿沈;金钲、扛鼓、大鼓工人服青紬帽,青布袴褶。凡钲、鼓并列于道,左鼓、右钲。大驾之钲、鼓皆加八角紫伞,皇太子之钲、鼓加六角紫伞,王公已降加四角青伞。

由此看来,乐器装饰和乐工服饰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乐队的等级,有助于推测墓主人的身份等级和地位。冬寿出行图中前部鼓吹的乐器装饰及乐工服饰,与唐代王公之下、四品以上官员的前部鼓吹之特征大致相当。尽管因朝代不同,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二者作具体的比较,但我们可以联系冬寿“使持节”的身份作一个大胆的推测。“使持节”在晋代地位很高,可以不奏报朝廷斩两千石俸禄的官员。再结合前引文献的相关记载,我们基本可以判断出冬寿出行图前部鼓吹的等级非常之高。

值得注意的还有,冬寿出行图前部鼓吹乐队并列三组,右边即第一组使用的乐器是钲,中间和左边即第二和第三组使用的乐器是鼓,即左鼓右钲,与文献记载的“钲、鼓并列于道,左鼓、右钲”完全吻合。

关于后部鼓吹与前部鼓吹的区别,孙晓辉在《两唐书乐志研究》中指出:所谓前后部鼓吹、前后部羽葆鼓吹,其“前”“后”皆指鼓吹在卤簿中的位置。除了在卤簿中的位置不同外,还表现在乐器种类的不同。事实上二者间的区别远不止如此:后部鼓吹常见箫、笳和鼙等乐器,乐工往往以骑马的形象出现。据孙机考证,乐工骑马奏乐又称为“骑吹”,古代文献对此不太严格区分,时常将“骑吹”笼统地称为“鼓吹”。正如《乐府诗集·横吹曲辞》所言:

横吹曲,其始亦谓之鼓吹,马上奏之,盖军中之乐也。北狄诸国,皆马上作乐,故自汉已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其后分为二部,有箫茄者为鼓吹,用之朝会、道路,亦以给赐……有鼓角者为横吹,用之军中,马上所奏者是也。

据文献记载,后部鼓吹也可以单独使用,《魏书·杨播传》中就有杨椿累功受赏“进位太保、侍中,给后部鼓吹”的记载。

除了文献资料的线索外,考古材料亦可证实。冬寿出行图中的后部鼓吹,三名乐工均骑马奏乐(图九),即所谓骑吹。三人各持一乐器,服饰相同,皆头戴武弁大冠即武冠,着深色深衣,腰系白色革带。但三人所持乐器各不相同,自上而下依次为:笳,也称为胡笳、胡角,常与箫类乐器一起演奏(图十);排箫,通体漆黑色(图十一);鼙鼓,一种小型鼓,腹部漆成红色,上有伞盖,伞盖顶部为黑色,外沿悬挂着红色流苏(图十二)。

图九 冬寿出行图中的后部鼓吹

图十 冬寿出行图后部鼓吹的笳

图十一 冬寿出行图后部鼓吹的箫

图十二 冬寿出行图后部鼓吹的鼙

箫、笳和鼙均属于后部鼓吹的核心乐器。《晋书·乐志》载:“胡角者,本以应胡笳之声,后渐用之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可知胡角即由胡笳演变而来,其实就是笳。“箫”是排箫的简称,往往与笳配合使用,故文献中常有“箫笳”一词。根据《乐府诗集·横吹曲辞》的记载,“箫笳”本属横吹部的乐器,用于马上作乐;汉代以来被划为鼓吹部,用于朝会、道路等出行仪仗。鼙,或称鼙鼓,是一种小型鼓。颜师古注《急就篇》:“鼙,骑鼓也。其形似鞀而庳薄。”其中,“庳薄”指体型甚小,亦即《汉书·杨雄传》中所说的“鞀,小鼓也”。据《汉书·王商传》颜师古注,“鼙本骑上之鼓”。后鼙亦置于地面使用。

鼙、箫和笳,三者往往配套使用。1984年,在马鞍山孙吴朱然墓中出土了一件宫闱宴乐图漆案。此宴乐图中画有后部鼓吹(图十三),三人一组,从左至右依次演奏鼙、箫和笳。据杨泓考证,鼙、箫、笳均属横吹乐队,是源于西域古乐的另一类乐队。《乐府诗集·横吹曲辞》认为横吹在隋代之后才开始进入卤簿,但马鞍山孙吴朱然墓、冬寿墓、邓县南朝彩色画像砖墓、江苏地区南朝时期画像砖墓等发现的鼓吹图,表明横吹进入卤簿的时间应向前推移,至迟应在汉魏时期。总言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常见的鼙、箫、笳等乐器,其实在汉魏时期就已用于卤簿。

观察发现,冬寿出行图中后部鼓吹乐工的服饰,与《唐六典·鼓吹署》中“箫、笳工人服武弁,朱褠衣,革带”的描述是一致的。此外,江苏丹阳发现的三座南朝画像砖墓,均出土了后部骑吹画像砖,其乐工造型、服饰及乐器种类相近,与冬寿出行图的后部鼓吹十分相似(图十四—十七)。令人困惑的是,这三座墓葬图像中除骑马乐队外,还有骑马武士、持戟武士、执扇侍从等,但没有发现与前部鼓吹相关的图像。考虑到这三座墓葬规模等级很高,甚至是陵墓的等级,那为什么不见前部鼓吹呢?或许后部鼓吹更能够代表整支出行队伍的等级吧。另外,这三座墓葬后部鼓吹画像砖都出土于墓室后壁附近,这亦可证实后部鼓吹居后。

图十三 马鞍山孙吴朱然墓漆案上所绘的宫闱宴乐图局部

图十四 胡桥仙塘湾大墓中的骑吹画像砖

图十五 建山金家村墓中的骑吹画像砖

图十六 金家村墓中的骑吹画像砖

冬寿墓两侧室并带回廊的平面形制,本身就表明墓葬的等级不同寻常。出行图中的前部鼓吹和后部鼓吹并用,进一步证实了其等级之高。尽管此出行图中乐工的数量有限,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墓葬等级的判断。正如杨泓所言,墓室壁画的绘制,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常常只是象征性地反映出乐队的组成,并不一定按真实人数绘出整个乐队。

冬寿出行图中的前部鼓吹和后部鼓吹并用,合成一部完整的前后部鼓吹。关于两者的相对位置、乐器、乐工服饰等差异,根据本文分析,可以总结以下特点:1.前部鼓吹居于牛车之前,后部鼓吹居于牛车之后; 2.前部鼓吹以钲、鼓开道,后部鼓吹奏箫、笳和鼙;3.在演奏方式上,前部鼓吹步行,后部鼓吹骑马奏乐;4.前部鼓吹的乐工戴巾帻,后部鼓吹的乐工戴武弁。其中乐器的种类及装饰、乐工服饰等最能体现鼓吹乐队的等级。冬寿出行图的前后部鼓吹乐器种类丰富,装饰华丽,乐工或戴巾帻,或戴武弁,都彰显出乐队的等级之高。

冬寿墓出行图的前后部鼓吹显示出墓主拥有极高的地位。冬寿是否存在僭越的嫌疑?笔者认为是肯定的。江苏丹阳发现的三座高等级南朝画像砖墓,从墓葬形制来看,或已达到陵墓等级,但从画像砖内容来看,其出行仪仗队伍在精美程度和内容的丰富性上不及冬寿。据墨书题记,冬寿仅为使持节,身份地位远不及帝王、诸侯,但他却拥有如此高等级的前后部鼓吹,这似乎不合情理,故笔者认为冬寿墓极具僭越之嫌。

总之,冬寿墓出行图的前后部鼓吹大概可以代表魏晋南北朝时期最高等级的乐队,其资料是认识这一时期鼓吹的关键突破口,对研究汉唐时期的礼乐制度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附记:我是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2017级硕士研究生,师从王志高教授。初入门下之时,便感受到老师是一位极富责任感及学术情怀的考古学家。入学后,我一度对美术考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王老师知悉后便向我分享了他近来关注的与墓葬壁画相关的问题,并建议我以前后部鼓吹为核心,结合考古和文献资料作一些研究。根据老师提供的线索和资料,我撰写了本文。这篇论文难度很大,对我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从最初的资料收集到最终定稿,前后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写作的过程就是我学术成长的过程,从牙牙学语到蹒跚学步,在这个过程中,老师亦师亦父。因为我的文字表达能力不高,老师便手把手引领我前行,从修改错别字、标点符号到通顺语句,从论文框架到注释、插图的规范,从文献资料的梳理到运用,无一不浸透了老师的良苦用心。期间我多次遇到瓶颈,甚至一度有了放弃的念头。但每到灰心丧气之时,王老师总会给予悉心的指导。在他的鼓励与帮助下,我最终完成这篇论文的写作,并发表于《大众考古》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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