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南京仙鹤观东晋高氏家族墓地的政区、政局与信仰

袁 方

1998年，南京北郊的仙林地区发现一处东晋家族墓群。据出土墓志及相关考古信息，一般认为其中的M2墓主人为东晋名臣高崧及其夫人， M6为高崧之父高悝及其夫人合葬墓，即仙鹤观东晋高氏家族墓地。

高悝、高崧皆为东晋政治史中的重要人物，列传见于《晋书》卷七一。加之M2、M6均未经盗扰，出土有墓志、组玉佩、金珰等多件重要文物。对于资料素来缺乏的东晋史研究，高氏家族墓地所具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故材料公布以来，学界结合既有史料与新出资料，针对广陵高氏的家族活动、地位升降、葬地选择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尤其是小尾孝夫从广陵高氏的侨民身份出发，结合当时侨郡县的设置，对于高氏家族墓地的政区统属、择地理由展开讨论，颇具启发。不过，推察现有资料，小尾氏关于侨郡县的分析似乎存在若干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高悝葬事与东晋政局变迁所具有的密切关联，由于前人措意无多，也有展开论述的必要。此外，关于M6出土鎏金丹鼎的所属主人、历史内涵，亦有考订、阐发的价值，故本文拟从以上角度出发，对东晋高氏家族的墓地相关问题展开研究。

归葬故里，是中古时代普遍存在的习俗。据《晋书》本传可知，高崧家族籍贯广陵，不过高悝、高崧死后皆未归葬故里，而是葬于都城建康周边，显得有些特殊。关于这一点，小尾孝夫在《广陵高崧及其周边——六朝南人的一个侧面》一文中对此展开了详细讨论，结论可概括为如下：

首先，小尾氏指出，永嘉之乱以后，广陵地区作为重要的渡江据点，接收了大量南迁流民，在当地引发了巨大的混乱。加之江淮一带战乱频发，使得广陵土著居民大多南下流寓晋陵郡一带，成为侨民。而高悝、高崧父子，也是这类南下过江的侨民。其次，小尾氏注意到，高氏家族墓地以东五百米的吕家山有东晋李氏家族墓地。据出土墓志，该家族的籍贯先为广平郡广平县，后为魏郡肥乡县。其援引考古报告的判断，认为这一籍贯变迁应是土断的结果，而吕家山一带很可能是侨置的魏郡肥乡县所在。再结合中村圭尔提出的六朝贵族墓葬与居住地、侨郡县存在关联性的推断，小尾氏指出，既然吕家山附近可能是侨魏郡肥乡县所在，则广平李氏墓葬的周边应是侨民的一处聚居区、墓葬区。高崧家族墓地营造在寄寓建康的侨民墓葬区内，正与他们作为侨民的身份密切相关。不过问题在于：（1）永嘉乱后南渡侨民的墓葬区、居住地与侨郡县是否一定具有关联性？ （2）仅通过墓志所记载的籍贯变迁，是否就能够断定魏郡肥乡县在吕家山周边？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小尾氏所引中村圭尔的观点，来自于《关于南朝贵族地缘性的考察——以对侨郡县的探讨为中心》一文。文中，中村圭尔详细讨论了侨郡县与南朝贵族本贯、侨寓地和墓葬地点，认为它们不存在严格的对应关系。有些具有密切关联，例如其所指出的本贯琅琊郡临沂县的王氏、颜氏家族，家族墓地所在的象山、幕府山皆位于建康北郊，正在侨置的琅琊郡临沂县的范围内。但也有一些则不然。除中村氏所引陈郡谢氏葬于建康南郊的石子岗、牛首山，今安徽马鞍山发现过平昌孟氏墓葬的例子之外，兹补若干新资料。如在今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上坊石马冲谢家山出土有颍川荀氏的墓志，根据墓志可知籍贯为颍川郡临颍县西乡高阳里的荀籍于东晋太元十一年（387年）葬于较石子岗更南的湖熟县青山，而颍川郡隶属豫州，侨置于今安徽和县、含山县境内，领邵陵、临颍、曲阳3个侨县，显然湖熟县并非在侨颍川郡临颍县境内。这些墓葬的地点与墓主相关的侨郡县则相距甚远。其实，若考虑到多数侨郡县无实土，南迁士族侨居、营葬于无本邦之名的异乡当为常态。琅琊王氏、颜氏则属于特殊案例。总之，东晋侨民墓葬区、居住地与侨郡县的关系，存在着多种可能，未必一定具有密切联系。

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即侨魏郡肥乡县的位置。关于该县，《宋书·州郡志》载：

（咸康四年）江左又立高阳、堂邑二郡，高阳领北新城、博陆二县，堂邑，领堂邑一县，后省堂邑并高阳，又省高阳并魏郡，并隶扬州，寄治京邑。

《晋书·地理志》亦载：

咸康四年，侨置魏郡、广川、高阳、堂邑等诸郡，并所统县并寄居京邑。

据上述史料，侨魏郡始设于咸康四年（338年），是隶属扬州，寄治京邑——即丹杨郡的侨郡县。那么，李氏家族墓地所在的吕家山是否位于扬州丹阳郡的范围内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吕家山显然就与侨魏郡肥乡县没有关系。

关于东晋时代丹阳郡的政区变动，《宋书？州郡志》中的一条材料颇为值得注意：

成帝咸康元年，桓温领郡，镇江乘之蒲州金城上，求割丹阳之江乘县境立郡，又分江乘地立临沂县。

据上史料，东晋咸康元年（335年），在桓温的提议下，原属于丹杨郡的江乘县被划出，以其地侨设琅琊郡，并分出一块侨设临沂县。琅琊郡属徐州，侨郡亦如此。则咸康元年之后，原江乘县所在地已不归扬州所辖，扬州的政区界限亦当同时有所调整。《太平寰宇记？江南东道》对此即有记载：

故费县城，在县西北九里。《南徐州记》：“在建康北二里，即怀德县，寄建康北境。又置琅琊郡，割潮沟为界。”

乐史所引的《南徐州记》，作者为刘宋著名学者山谦之，其活动时代紧邻东晋，记载的可信度较高。根据山谦之的说法，东晋侨设的琅琊郡与丹杨郡以潮沟作为边界。

潮沟是六朝建康城中的一条重要水道，开凿于孙吴时代。关于这条水道的具体位置，学界存在多种意见，暂无定论。但根据既有文献与考古资料，有一点可以明确，那就是潮沟在大行宫以北、玄武湖以南的范围内。换言之，既然魏郡属扬州，寄治丹阳郡，其必然在潮沟以南。另一方面，广平李氏家族墓所在的吕家山位于今南京仙林，位于玄武湖东北方，自然也在潮沟以北。因此，在李氏家族墓地营造的升平元年（357年），吕家山一带肯定不是侨魏郡所在。

那么，这里是否存在另一种可能，即吕家山附近为侨广平郡所在地？答案也是否定的。《宋书？州郡志》载：

《永初郡国》有广平（小注：……江左侨立郡，晋成帝咸康四年省，后又立），寄治丹徒，领广平、易阳。

据上引史料可知，东晋曾侨设过广平郡，但咸康四年时已省废。“后又立”的时间不详，不过“寄治丹徒”，地点很明确。那么，如果李氏家族营墓的升平四年至宁康三年间，广平郡没有再侨置，则该处葬地自然与侨郡县无关。如果已经侨置，考丹徒县东晋时属晋陵郡，治今镇江市东南丹徒镇，而据南朝陈江总《栖霞寺碑》，今南京北郊的栖霞山为当时江乘县、临沂县分界处。吕家山位于栖霞山以西8公里，当在咸康四年后侨设的临沂县范围。丹徒镇则位于栖霞山以东54公里，则吕家山不仅与侨广平郡治相隔60多公里，且中间还隔着江乘县。

就现有文献资料来看，很难将李氏家族墓地所在的吕家山一带与侨魏郡、侨广平郡联系起来。如果这一证据链不存在，小尾氏推导吕家山附近为侨民聚居区的结论，自然也就不那么坚实了。其在此基础上对高崧家族墓地所处区域的性质，认为“高氏家族葬于仙鹤山是因为广陵侨民聚居或者侨民集中埋葬于此地附近”的说法，恐怕还需要新的论据来加以支撑。总之，将高崧家族葬地位置与侨郡县的设置简单联系起来，似乎并不十分恰当。

当然，笔者并非完全反对小尾氏的意见。事实上，小尾氏在文中对东晋前期广陵郡的混乱状况的描述，并将此与高悝、高崧父子沦为侨民、未能归葬故里的境遇联系在一起，具有相当的启发性。不过，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文献记载，高崧之父高悝的葬事安排颇为坎坷，并且与东晋前中期的政局关系密切。就这一点，前人措意甚少。而如果能够厘清相关史实，则能够对高氏家族的葬地选择作进一步的理解。

关于高悝的后事，《晋书·高崧传》载：

初，悝以纳妾致讼被黜，及终，崧乃自系廷尉讼冤，遂停丧五年不葬，表疏数十上。帝哀之，乃下诏曰：“悝备位大臣，违宪被黜，事已久判。其子崧求直无已，今特听传侯爵。”

据此，高悝晚年因纳妾之事被罢黜官爵，停丧五年不葬。不过细考其缘由，又颇为蹊跷。东晋时代，官员纳妾的情况不乏记载。如东晋重臣桓温平蜀后，“以李势妹为妾，甚有宠，常著斋后”。邓攸“既过江，取一妾，甚宠爱”。乃至于侨姓士人的领袖人物王导亦纳妾，甚至干预政事：“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颇预政事，纳货。蔡公谓之雷尚书。”高悝生前曾任丹杨尹、光禄大夫，赐建昌伯，亦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对于这一类政治人物，所谓“纳妾致讼”恐怕并非简单的民事纠纷，背后往往隐含着朝堂上一系列的政治斗争。(www.xing528.com)

据学者考证，高悝任丹杨尹的时间约在咸和四年至建元二年之间，其失官及卒年大概也在建元二年至永和二年间（344—346年）左右。而这一时期，东晋高层政局的派系斗争十分激烈。矛盾尖锐的双方，一是接任王导势力的何充一派，一是外戚庾氏一派。《晋书·何充传》载：

（建元二年）俄而帝疾笃，冰、翼意在简文帝，而充建议立皇太子，奏可。及帝崩，充奉遗旨，便立太子，是为穆帝，冰、翼甚恨之。

建元二年（344年），即位两年的康帝病死，朝中重臣庾冰、庾翼与何充在立嗣问题上意见不合，庾氏兄弟因此深恨何充。其年十一月，庾冰病死。次年，即穆帝永和元年（345年），庾翼病死，临终前把自己的儿子庾爰任命为辅国将军、荆州刺史的重职，但由于庾爰年幼，庾翼死后荆州陷入动乱，一时之间荆州刺史的位置陷入争议，朝中多数人皆认为庾氏镇守西边已久，应同意庾翼想法，任其子为荆州刺史。此时大臣何充又一次站在了庾氏的对立面上，大力举荐桓温为荆州刺史：

荆楚，国之西门，户口百万，北带强胡，西邻劲蜀，经略险阻，周旋万里。得贤则中原可定，势弱则社稷同忧，所谓陆抗存则吴存，抗亡则吴亡者，岂可以白面年少猥当此任哉！桓温英略过人，有文武识度，西夏之任，无出温者。

由此可见，建元二年至永和二年（344—346年），庾氏兄弟与何充曾因立嗣问题以及荆州刺史人选问题上有过激烈对立，矛盾甚为尖锐。对此史实及其背后的关联，明人王夫之早有认识，他指出：“王导且卒而荐何充，所以制庾氏也；庾翼卒，充授桓温以荆、梁军事，所以夺庾氏也。”可见由王导举荐的何充本就是用来制衡庾氏势力，故其与庾氏兄弟之间的对立关系由来已久，根深蒂固。而在高悝失官去世的前后几年里，这两派势力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

这一时段内，除了何充与庾氏兄弟的政治派系斗争以外，东晋政局还有一个较为重要的变化，那就是庾亮、庾冰兄弟掌握实权后，一改王导在位辅政时“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的宽和政策，而是“任法裁物”，并借此排除异己。即《晋书？庾亮传》所云“先是，王导辅政，以宽和得众，亮任法裁物，颇以此失人心”。甚至在与东晋皇室关系上，身为外戚的庾氏兄弟与司马氏家族亦颇为紧张。而从高悝本人的经历来看，他与外戚庾氏素无渊源，作为门第一般的南方士族，他得以侧身东晋朝堂，担任实际地位颇为重要的丹阳尹，主要源自晋元帝的赏识提拔。就此而言，在王导、何充等元勋旧臣与外戚新贵庾氏产生冲突之际，高悝偏向于王、何等人，是可以想见之事。而这一点，也可从高悝之子高崧的出仕历程中得以印证，《晋书？高崧传》载：

（何）充为扬州，引崧为主簿，益相钦重。转骠骑主簿，举州秀才，除太学博士，父艰去职。

何充对于高崧的提拔、器重，于此可见。立足于这一背景下，高悝的“纳妾致讼”，乃至于波及其子高崧辞去太学博士，实际都是在庾氏兄弟“任法裁物”的政策下东晋朝堂内部所展开的政治斗争。

不过，庾氏家族对权力的掌握并未维持太久。随着庾亮、庾冰、庾翼接连去世，庾氏家族内部后继乏人，政治势力和影响力都在渐渐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桓温势力的崛起。据前引《晋书·高崧传》，高悝死后“停丧五年不葬”，直至皇帝下诏恢复高氏爵位，故高悝最终下葬的时间应该在永和六年（350年）左右。此时，东晋政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时任安西将军的桓温率军讨伐成汉，次年克复蜀地，声名鹊起。而皇室方面则由会稽王、抚军将军司马昱辅政。庾氏家族的政治势力与既有政策，此时被逐一清算。而桓温与东晋帝室之间，关系仍较为和谐。《世说新语》载：“简文作抚军时，尝与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让在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执殳，为王前驱。’简文曰：所谓‘无小无大，从公于迈’。”反映的就是上述事实。

在新的政治环境下，高崧的仕途再次步入正轨。据本传，司马昱辅政后，任命高崧为抚军司马。长史、司马，是魏晋南北朝军府中的纲纪之职，地位优重。高崧与司马昱的亲密关系，由此可见。而作为同受何充提拔对抗外戚庾氏的政治新星，高崧与桓温之间亦颇具渊源。在此背景下，高崧之父高悝能够顺利恢复爵位，也就不难理解了。高崧上书时，晋穆帝不过是七岁孩童，“帝哀之”不过表面修饰之辞。真正决定此事，当为实际掌握朝政的司马昱与桓温。这一方面是由于高崧与上述二人的政治关系良好，另一方面恐怕也有清算庾氏过往政策的原因在内。当然，随着桓温不断掌握实权，与东晋帝室的矛盾也愈发明显，最终与司马昱、高崧等人决裂，但这些都是之后的事情了。

晋穆帝下诏后，高悝的爵位得以恢复。其葬事，亦按照光禄大夫与建昌伯的身份隆重操办。这一点，在仙鹤山M6墓葬信息就有所体现。据学者推算，高悝卒年应在建元二年至永和二年（344—346年），下葬年代应在永和六年（350年）左右，M6虽采用四隅券进式穹隆顶、直棱假窗、凸字形灯龛这些东晋早期流行的墓葬形制，但也出现了砖砌棺床这样东晋中期流行的因素，其中所体现的墓葬修筑时代与高悝在死后停丧五年的时间点可以对应。此外，M6中还出土了一套完整的玉组珮和玉剑具，东侧棺中发现有弩机一具。弩机是当时世家大族墓葬中比较流行的随葬品，在象山王氏家族墓地及老虎山颜氏家族墓地中均出土有铜质或石质的弩机。有研究认为墓中随葬弩机是“近承东汉、远溯《周礼》的一种表示葬以殊礼的大丧制度”，有特殊的礼制色彩，可见墓主人是身着朝服，按受封爵位的礼制隆重下葬的。M6东侧棺中还出土有铜砚及鎏金砚滴，较这一时期一般墓葬中所出的瓷砚更加精巧珍贵。西侧棺中出土有玻璃碗一件，为西域波斯萨珊传入的器物，是当时难得的珍奇之物，等级很高，同类玻璃器的残片在南大北园东晋大墓中也有发现。从这些考古现象来看，在高悝复爵下葬之时，高氏家族走出了因高悝被免官夺爵而带来的低谷。随着高崧的政途顺畅，高崧、高悝的墓选择建在建康周边，加以厚葬。推测一方面是考虑到故乡广陵的紧张形势、混乱状况。另一方面恐怕也是为了更为体面、公开的宣示先父高悝沉冤得雪，高氏家族再次兴盛。毕竟在中古时代，官员的葬礼不仅是为了抚慰逝者，更有着强烈的公共效应与社会功能。当然，最后要指出的是，自高悝开始，高氏父子两代均在建康为官，其根基、人脉、资本皆在建康，而并非故里广陵。这恐怕也是高氏父子没有选择归葬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说以上的讨论主要是通过传世文献理解考古资料。那么反之，高氏家族墓地中的考古资料也能够进一步深化我们对传世文献的认识。关于这些资料，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墓志、玉组件、蝉纹金珰等标志墓主身份等级的出土物上。其实除此以外，尚有一些出土物的历史价值有待发掘，M6所出的鎏金银鼎就是其中之一。

如前所述，M6为高崧之父高悝及其夫人的合葬墓，下葬时间当在东晋前期。在M6中，出土有盛有云母片的鎏金银鼎一件，此外还有丹丸若干。类似的丹丸，在1965年发掘的南京象山3号墓，即王彬之女王丹虎墓中也曾出土，盛放于漆盒中，约二百余粒。如学者所论，这些丹药与道教关系密切，反映了东晋时期较为浓厚的宗教信仰氛围。至于银鼎，可以注意到其中盛放有云母。云母是丹家崇尚的神药，也是炼外丹的重要原料之一。如《抱朴子》所载：“云母、太乙禹余粮，各可单服之，皆令人飞行长生。”外丹典籍中多有以云母粉合水、合丹的记载。盛放云母的银鼎，应即为炼丹所用的丹鼎，亦即《抱朴子》所云“若取九转之丹，内神鼎中……即化为还丹。取而服之一刀圭，即白日昇天”的“神鼎”。如此可知，盛有云母片的银鼎，则为炼丹器具。

那么，这些道教相关物品究竟属于何人？发掘报告没有提及。有研究认为此物为高悝所用，以之作为其道教信仰的佐证。不过，仔细观察发掘报告所绘的出土物品示意图，银鼎与丹药出土于西侧棺中。由于同一范围还出土有步摇、顶针、金镯等能体现女性身份的物品，因此一般认为西侧棺属于高悝的合葬夫人。换言之，这些银鼎、丹药，也应当属于高悝夫人。而从文献记载来看，高悝的信仰杂驳，并非纯粹的道教信徒。将银鼎、丹药判定为高悝夫人所用之物，就此点而言也较为恰当。

其实，银鼎、丹药究竟属于高悝还是其夫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个史实，那就是高崧的双亲有食用丹药的行为。立足于这一背景，再来看《晋书？高崧传》中的一条记载，就显得颇具意味：

哀帝雅好服食，崧谏以为：“非万乘所宜。陛下此事，实日月之一食也。”

所谓的“服食”，就是食用丹药。根据文献记载，丹药的炼制主要依靠铅、汞，如《抱朴子·金丹》载：“用汞及五石液于铜器中……还为丹，服之一刀圭，万病去身，长服不死。”通过出土丹药的现代化学检验，也可确认其主要成分为硫化汞。硫化汞具有毒性，长期服用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甚至会直接造成死亡。不过，当时人们并没有这种科学意识。在神仙道教蔚为流行的东晋时代，修炼外丹非常盛行，服丹并不被认为是一种错误或者反常行为，故上引文献也将其称为“雅好”。至于因服食丹药而亡的现象，甚至会被宗教信徒包装成“尸解”“升仙”。而唯有亲眼目睹个中过程，才能够感受到服食对人体所带来的巨大危害。而高崧，就是这样的一个亲历者。如此，我们也就能够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为何身为侍中的高崧，在目睹晋哀帝“雅好服食”之后要极力劝谏。因为对于丹药的危害，他是非常熟悉的。甚至我们可以猜想，其双亲中的一人，很可能就是因为服食而去世的。他并不希望这种悲剧再次发生在晋哀帝的身上。不过，悲剧还是发生了。高崧上书劝谏后的次年，即兴宁三年（365年），哀帝因服药过多发病，去世于西堂。高崧于此时也已被免官在家，一年后去世。

广陵高氏将家族墓地建于建康，可以体现两晋时期世家大族墓葬选址的复杂性。通过对高氏家族墓地所在位置进行历史地理分析，可以排除其位于侨魏郡或侨广平郡的可能性，那么小尾氏认为高氏家族墓的地点选择与其侨民身份有关的看法自然不能成立。结合高悝下葬前后的东晋政局变化，笔者认为高氏家族选择葬在建康的原因主要在于庾氏势力衰落以后，司马昱与桓温势力崛起，新政治环境下高崧的仕途再次步入正轨，将高悝在建康风光大葬，也是一种向建康政治圈宣示高悝沉冤得雪、高氏家族重新崛起的手段。除此之外，高氏三代均在建康为官、故乡广陵局势动荡也是高氏墓地营建在建康的重要原因。

关于高悝夫妇合葬墓中出土的鎏金银鼎与丹药，从其在墓中出土的位置可以判定为高悝夫人所用之物。结合《晋书》中关于高崧上书劝谏哀帝服食的记载，可以推想其父母因服食而伤及身体的行为是高崧劝谏的主要原因。

到目前为止，在建康地区可以明确墓主身份为南人的墓葬，经科学发掘的仅有高氏家族墓一例，本文也仅对高氏留葬建康的个例问题进行分析。因此，有关南人士族葬俗葬制的研究还需在有进一步考古发掘材料补充的基础上再深入展开。

附记：我是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文物与博物馆学2015级本科的袁方。该篇论文是作为大三学年六朝考古课程的期中作业来创作完成的。六朝考古课程由该方向的权威学者王志高老师开设。在课程中，王老师用详实的基础材料配合严谨细致的讲解，重点突出六朝考古热点问题与新发现，让我们系统地学习了六朝考古相关知识与基本研究方法。

为了巩固课程效果，并锻炼同学们的学术论文写作能力，王志高老师根据课程进度，布置了期中论文写作的任务。由于同学们尚处于本科阶段，加之系统学习六朝考古的时间不长，很难在短期内自主找到合适的论文选题，王老师为同学们提供了三个选题和相关基础材料。我选择的是高氏家族墓相关材料，阅读了王志高老师提供的高氏家族墓发掘报告和一些针对此材料的研究性文章后，我受王志高老师主笔的《南京仙鹤观东晋墓出土文物的初步认识》和小尾孝夫先生的《广陵高崧及其周边——六朝南人的一个侧面》二文启发最大。小尾孝夫文中关于侨置郡县及侨民墓葬的观点我并不认同。翻阅了原始材料后，我对于高悝下葬时的侨置郡县情况和高悝的侨民身份有了自己的认识，但对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不能确定。

在课间，我带着自己的观点去请教王志高老师。王老师首先肯定了小尾孝夫文中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并对于我提出的观点中错误的部分予以纠正，还启发了我去思考高悝墓葬的特殊性是否与高悝生前的东晋朝堂政治斗争有关。在与王老师沟通后，我完成了论文的初稿。王老师在收到初稿后，对于初稿的结构和一些文献的引用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反复修改后，我再度把论文文稿呈交给王老师审阅。原本以为会得到王老师的肯定，但是王老师对于我的论文格式与学术规范问题提出了新的修改意见。这样我认识到对于写论文做学问只有做到百分之百的认真、百分之百的严谨才能不断进步，不断精进。这篇论文是我第一次完成规范的学术论文创作，在此过程中王志高老师作为我的学术道路启蒙人为我提供了很多帮助，我会再接再厉，继续在学术道路上不断探索，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