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上坊孙吴墓覆顶石纹饰的形象和寓意讨论

佘永通

2005年南京江宁上坊发现一座大型六朝砖室墓，该墓葬已被盗扰。经过发掘，发掘者推测其为孙吴晚期墓葬，墓主身份等级很可能为宗室中王这一级别。墓室分为前、后室，墓顶均为四隅券进式穹窿顶。在前室顶部有一块覆顶石，覆顶石内侧中央雕刻有方框，方框内有纹饰，但在考古发掘前已被破坏，面部残损，已经不能得知其具体样貌。通过辨识残存部位，简报中认为是某种神兽纹，而笔者认为覆顶石内图案并非为某种神兽纹。对于上坊孙吴墓覆顶石纹饰的专题研究目前在学界仍是空白，本文便就此问题进行一些讨论，以抛砖引玉。

覆顶石，又称嵌顶石，是位于墓葬中穹窿顶顶心的一块封顶石。根据上坊孙吴墓发掘简报中的描述，其所出覆顶石位于前室，其内侧中央雕有一个方框，方框内浮雕有神兽纹（图一：1）。在南京及其周围，六朝时期具有穹窿顶的墓葬很多，但同时具有覆顶石的墓葬目前并不多见。除去上坊孙吴墓外，在江苏宜兴周处家族墓中，M1的前室和后室既为四隅券进式穹窿顶，又有覆顶石。但这两个覆顶石没有任何纹饰，对探索上坊孙吴墓覆顶石内纹饰形象缺少借鉴意义。安徽马鞍山“天子坟”孙吴墓中，前室为四隅券进式穹窿顶，出土有一块覆顶石，但可惜已经残损。搜集资料后发现，类似于上坊孙吴墓内带有这种纹饰的覆顶石是目前六朝墓葬中发现的唯一一例。笔者在实地考察该墓时，以简报中所绘线图相反的角度观察覆顶石纹饰后认为，其所描绘的应当是人面，而非兽面，简报认定为神兽纹有失妥当（图一：2）。

首先，覆顶石内侧以一个类似人脸的纹饰为主体，虽然面部五官已经全部损毁，但可以分辨出双耳、下颌的胡须、头上戴了某种发饰或是方角。其次，从头部左侧的纹饰可以看出有五根手指，右侧虽然已经缺损，但仍然可以辨识出拇指。由此认为，纹饰中两侧所雕刻的应当是人的手臂。再次，在右手手腕处可以看到两道明显的刻线，结合上坊孙吴墓内所出土的青瓷俑，发现很多俑在衣服的袖口处同样有两道刻线，如坐塌俑、抚琴俑、表演俑及侍俑（图二）。据此，可以判断出覆顶石内侧纹饰中，右手手腕处的两道刻线同样为袖口的表现，只是受到雕刻手法的限制，不能够如青瓷俑一般较为立体地体现出来。出现袖口，这表明纹饰所表现的形象穿有衣服，而若是某种神兽纹的话，则不可能出现穿有衣服的痕迹。所以，覆顶石内侧浮雕纹饰主体应该为人面，人面两侧为手臂，穿有衣服，两手扒在方框上。整个纹饰极有可能表现的是一位穿着衣服的人的形象，而非简报中描述的某种神兽纹。

图一 南京上坊孙吴墓覆顶石及其内侧纹饰

1.发掘简报中覆顶石线图 2.覆顶石内侧纹饰照片

图二 南京上坊孙吴墓出土青瓷俑

1.抚琴俑 2.坐塌俑 3.侍俑 4.表演俑

那么接下来就需要确认所雕刻之人的身份。在浮雕的左右侧衣服上均有装饰，造型飘逸。其中右侧完整，左侧上部装饰缺损，左右应当为对称布置。服饰的雕刻手法与胡须的手法一致，都是通过刻画若干线条表现，那么服饰所表现的也应当是一种毛发。颜师古注《汉书》中说，“羽衣，以鸟羽为衣，取其神仙飞翔之意也”。这里所描述的羽衣正好与覆顶石内侧纹饰中用羽毛装饰的衣服相符。由此判断覆顶石内侧纹饰中，人物所穿的衣服正是一件羽衣。随着东汉以来道教的发展，羽衣与仙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葛洪的《神仙传》中描述了沈义遇见仙人的情景：“须臾，忽有三仙人在前，羽衣持节。”《晋书》中关于司南车的描述有“刻木为仙人，衣羽衣”。这些记载都表明仙人身穿羽衣，反映出了当时人们认为羽衣是仙人的一种重要标志。在整个纹饰中，人面与两臂的比例搭配显得十分突兀，人面过大而两臂甚小。《山海经》中有一段对羽民国的描述：“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一曰在比翼鸟东南，其为人长颊。”这里描述的羽民国的人头部很长或者说面颊很长，这一特点正与覆顶石内纹饰的形象极为相符。

此外，有学者研究认为汉代以来大量的羽人形象可分为三种形式，分别是羽衣型、人鸟易身型和肩背生翼型。羽衣型即是人身穿羽衣；人鸟易身型可分为人身鸟首和人首鸟身两种模式；肩背生翼型则是在人的背部、肩部或手臂部位直接生长出羽毛。而东晋王嘉所著的《拾遗记》中说到，“有人衣服皆毛羽，因名羽人”。这体现出当时穿着羽毛制成的衣服的人是被称之为羽人的。在丹阳胡桥金家村和吴家村发现的两座南朝墓中分别有羽人戏虎、羽人戏龙砖拼壁画。其中的羽人形象均在肘关节处生有羽毛，这与上坊孙吴墓覆顶石纹饰的特点极为相似；而且在吴家村墓的羽人戏龙砖拼壁画中，羽人也面有胡须（图三：1），更是与上坊孙吴墓覆顶石纹饰形象如出一辙。根据以上论述可以推断出，上坊孙吴墓覆顶石内侧纹饰所表现的应当是一位身着羽衣的仙人或者直接称之为羽人的形象。

整个纹饰中，人面上部还立有两个方角或方形饰物，目前还不清楚其所代表意义，但这一特征可以在考古发现的部分羽人形象中看到。在山东沂南汉墓出土画像石中，可以看到头部有两个方角或者是方形饰物的羽人形象（图三：2）。四川大邑县董场乡三国画像砖墓同样发现了这样特征的羽人（图三：3） 。与上坊孙吴墓形制相似的安徽当涂“天子坟”孙吴墓出土了一件金质持节羽人，其头上也有这种方角或方形饰物（图三：4）。这种方角或方形饰物在不少羽人形象中都有出现，也许是羽人形象的一种特征。不过由于画像石、画像砖的局限性，可能有很多羽人的这一特征并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但通过对沂南汉墓、大邑三国画像砖墓及安徽当涂“天子坟”孙吴墓所出的羽人形象进行比较后发现，羽人头顶都有着方角或方形饰物。这更加佐证了上坊孙吴墓内覆顶石内侧所雕刻的纹饰应是一位羽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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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部分羽人形象

1.丹阳胡桥吴家村南朝墓羽人戏龙砖拼壁画中的羽人 2.沂南汉墓中的羽人3.魏晋西王母画像石中的羽人4. “天子坟”所出金质羽人

一般情况下，穹窿顶的顶心部位出现浮雕或者彩绘纹饰很可能代表的是房屋建筑中的藻井。目前关于藻井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代文献，《西京赋》曰：“蒂倒茄于藻井，披红葩之狎猎。”《鲁灵光殿赋》曰：“圆渊方井，反植荷蕖。”从这些文献中可以看出，汉代藻井中主要描绘有荷莲图案，形制主要为外方内圆。汉赋所记载的藻井均位于宫殿之中，这说明在当时藻井至少已经成为高等级建筑中常用的装饰。考古发现的藻井实物资料可以与文献记载相互证实。洛阳磁涧西汉墓中发现了由三重枋木叠涩而成的藻井，中间没有图案装饰（图四：1）。河南宜阳县尹屯新莽墓中，中室顶部绘有两个藻井。这两个藻井为仅由一重方框构成的简单方形，内部分别彩绘有日月，四周还环绕有云气（图四：2），其构造应为简单的方形藻井。洛阳金谷园新莽墓中有一对叠涩三重的藻井，中间分别彩绘有日月（图四：3）。山东沂南汉画像石墓中，墓室顶部有叠涩三重的藻井和方型藻井，藻井内雕刻有花纹并施以彩绘（图四： 4）。在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M2中室甬道中也发现有叠涩三重和方形藻井（图四：5）。甘肃武威擂台汉墓中，穹窿顶顶部藻井为一块方砖嵌入，中间彩绘有莲花（图四：6），这也是方形藻井。根据目前发现汉代墓葬中的藻井，其样式与文献中记载相符，形制分为仅有一重方框的方形和叠涩而成的藻井，以荷莲等水生植物为其主要装饰题材。此外也有采用日月云气装饰，以象征天宇。(www.xing528.com)

至魏晋时期，关于藻井的文献记载有魏明帝时期的《景福殿赋》，曰：“茄蔤倒植，吐被芙蕖。缭以藻井，编以綷疏。”西晋时期的《魏都赋》曰：“绮井列疏以悬蒂，华莲垂葩而倒披。”此段时间文献记载中的藻井与汉代文献中的藻井无异，仍然使用荷莲作为主要装饰。而这一时期的实物资料主要发现在石窟寺和墓葬之中。在敦煌莫高窟北凉时期的第272窟，室顶中央的藻井叠涩三重，中心作莲花装饰；甘肃高台县地埂坡墓群魏晋墓中，M1后室有方形藻井，中间绘有莲花，此外M3还有四重套斗式的藻井发现；云南昭通后海子东晋壁画墓中，墓顶有一个正方形石块，并且浮雕有一朵垂莲，应当为简单的方形藻井。在这一时期墓葬中发现的藻井较多，并且无论文献，还是建筑中的藻井都延续了汉代特点，形制与纹饰均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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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部分藻井形象

1.洛阳磁涧西汉墓藻井 2.宜阳县尹屯新莽墓藻井 3.洛阳金谷园新莽墓藻井 4.沂南汉墓藻井 5.密县打虎亭汉墓藻井 6.武威雷台汉墓藻井

通过以上对汉代至魏晋时期藻井形式的列举，可以发现汉至魏晋时期藻井的结构可以分为叠涩若干重的藻井和简单的方形藻井两种。装饰纹样一直以荷莲等水生植物为主，也有日月纹饰。同时荷莲日月都是圆形图案，这一点也与文献中描述藻井外方内圆的特点相符。就纹饰表现手法而言，大部分为直接彩绘而成，少量的浮雕花纹也均有彩绘。在上坊孙吴墓中，覆顶石内侧雕刻的一个方框若为藻井，其形制就仅仅是最简单的一重方形。纹饰上也与当时藻井所使用的图案不同，既不是荷莲等水生植物，亦不是日月云气，没有表现出当时藻井外方内圆的特征，同时亦无彩绘痕迹。由此认为上坊孙吴墓覆顶石内侧纹饰所象征的并非藻井，而是另有他物。

结合上坊孙吴墓墓顶型式，可以帮助探究覆顶石内纹饰所代表的意义。墓顶为四隅券进式穹窿顶，穹窿顶的拱面于顶部即将合拢时，恰好会在顶心出现一个孔洞。根据覆顶石位于顶心这一会产生空洞的特殊位置，推测覆顶石内雕刻的方框极可能代表着天窗。中国古代文献中也有对天窗的描述，例如《鲁灵光殿赋》中“尔乃悬栋结阿，天窗绮疏”，东晋《搜神记》记载孙吴时落头民的头颅从天窗中出入：“吴时，将军朱桓得一婢，每夜卧后头辄飞去，或从狗窦、或从天窗中出入。”诗歌中也有不少提到了天窗，如南北朝时庾信写到“地境阶基远，天窗影迹深”，这些资料表明当时建筑中已经存在着天窗。由于墓葬被埋于地下，墓顶不能留有缺口，而上坊孙吴墓覆顶石通过外侧四角的吊环，在穹窿顶券进完成后吊下覆顶石，将墓顶封死。当覆顶石封死墓顶后，墓室内与外界隔绝，形成一个密闭空间，于是覆顶石内雕刻的方框便起到了象征天窗的作用，承载着一种沟通内外世界的含义。

《山海经》中关于羽人的记载只是描述了羽民国的地理位置和羽民的特征，这时的羽人还没有什么神仙色彩。《楚辞》是研究羽人神仙化的关键之处，《楚辞？远游》中写道：“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此外，《吕氏春秋》中也有类似的描述：“九阳之山，羽人、裸民之处，死之乡。”这两则文献中将羽人居住的地方和“不死之乡”并列在一起，羽人与不死开始联系起来。到了汉代，王逸在注解中说：“《山海经》言有羽人之国，不死之民，或曰人得道，身生毛羽也。”至东晋，《拾遗记》中记载了周昭王梦到一位羽人，向其求成仙之术，并且得到了羽人赐予仙药的故事。这里明确表示羽人掌握着得道成仙、长生不死的方法。《神仙传》描写沈义升仙的场景中，更说到三位羽衣持节的仙人赐予沈义白玉版等物，接引沈义升天。自先秦到魏晋，羽人就这样逐渐神仙化，变成了不死的仙人以及接引凡人升仙的使者。

覆顶石内侧羽人的人面部分大而手臂小，纹饰比例并不协调。这一特点除了与《山海经》中的描述相符以外，还给人有一种羽人的头从天窗外探进墓室的立体表现力。这一点结合覆顶石内方框象征的天窗及羽人的仙人属性，那么整体纹饰所表现的就是一个羽人从窗外探进头来，接引墓主人升仙不死的含义。王志高老师曾专门论述过孙吴在三国之中的特殊性：“孙吴政权偏安江东一隅，较之曹魏、蜀汉，其法统似最缺正当性，故特别看重所谓‘祥瑞’之兆，并着力制造‘天命归吴’的舆论。”此外，孙吴时期统治阶级在追求祥瑞的氛围中亦十分崇信方士术数，追求长生，孙权、孙休、孙皓三代吴主都非常尊崇方士及其道术。特别是到了孙皓时期，为了粉饰太平，掩盖国力日渐衰败的现实，迷信之风更盛。而羽人作为仙人，当然也是一种祥瑞，同时还有着接引升仙的能力，所以上坊孙吴墓覆顶石内侧纹饰有羽人接引升仙的画面，在孙吴晚期这种追求祥瑞、渴望能够飞升成仙、长生不死的特殊社会环境下出现也是顺理成章的了。

综上所述，笔者判断覆顶石内残损的纹饰应当为一位羽人形象，而外侧一道方框不符合于汉代以来至魏晋时期藻井的特征，其象征的应当是能够沟通内外的天窗。覆顶石整个纹饰所表现的是一位羽人两支手臂扶着天窗边缘，从外探进头来的情形，有着作为祥瑞，接引墓主升仙，希望能够长生不死的寓意。

附记：作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2015级的一名本科学生，我在大三上学期修读了由王志高老师主讲的“六朝考古”课程。王老师课上内容详实，尽心尽责，向我们介绍了许多六朝考古的新发现，引起了我们对六朝考古的极大兴趣。本文最初就是作为“六朝考古”课程的期中作业而写作的。南京上坊孙吴墓是王老师当时给我们的选题之一，并且为了让我们对其有更加直观的认识，王老师还联系有关部门，安排我们前往上坊孙吴墓实地参观。不久后，我们想再次参观，王老师仍然非常热心为我们联系安排。正是因为这两次参观，使我能够近距离地观察上坊孙吴墓，我才能注意到其覆顶石纹饰内容这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王老师为我提供了不少最新发现的资料，这些材料对论文观点的支撑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初稿作为期中作业提交之后，王老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给了我极大的鼓励，使我有信心不断地修改完善它。本文最终能够完善成熟，离不开王老师悉心的指导。在整个大三下学期，王老师不厌其烦地帮助我修改完善这篇文章。本文前前后后共修改了六稿，从文章内容到引注体例，每一稿王老师都非常耐心认真地给我标注不妥之处，并提出相应的修改意见。定稿之后，王老师还与我分享了学术论文发表的经验，并且勉励我论文的修改没有尽头，可以不断完善。总之，这篇论文的撰写和修改使我学习和掌握了学术论文写作的基本方法，熟悉了各种资料的检索方法，为我今后论文的撰写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最后，我要再次向王志高老师致以谢意。大学以来，王老师一直对我非常关心照顾，课上课下都给予我极大的帮助。感激之情难以言表，特借此机会向王老师表达最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