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中国成立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负责领导国家公用经济信息通信网建设。1997年，制定《国家信息化“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将互联网列入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出通过大力发展互联网产业，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进程。2002年，颁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信息化专项规划》，确定中国信息化发展的重点包括推行电子政务、振兴软件产业、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加快发展电子商务等。[10]
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路子。2005年11月，制定了《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2006—2020年）》，进一步明确了互联网发展的重点，提出围绕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围绕提高治国理政能力，推行电子政务；围绕构建和谐社会，推进社会信息化等。[11]
2006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推进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三网融合，构建下一代互联网，加快商业化应用。2007年4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大力发展网络文化产业，发展网络文化信息装备制造业”。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的发展战略。2010年10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与发展新兴战略产业的决定》中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列为国家的新兴战略产业。
通过从中央到地方的各项政策和措施，可以说在短短二十年的时间内，中国互联网企业获得全面发展。在政府信息公开、电子商务、信息文化产业等方面，互联网经济都大有可为。2014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意见》提出信息消费增长的主要目标为：到2015年，信息消费规模超过3.2万亿元，年均增长20%以上，带动相关行业新增产出超过1.2万亿元，其中基于互联网的新型信息消费规模达到2.4万亿元，年均增长30%以上。信息消费已经成为近年来最活跃的消费热点，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12]
2015年3月，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新兴产业和新兴业态是竞争高地，要实施高端装备、信息网络、集成电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等重大项目，把一批新兴产业培育成主导产业。要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2016年底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提出“十三五”时期是信息化引领全面创新、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中国从网络大国迈向网络强国、成长为全球互联网引领者的关键窗口期，是信息技术从跟跑并跑到并跑领跑、抢占战略制高点的激烈竞逐期，也是信息化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新旧动能充分释放的协同迸发期，必须加强统筹谋划，主动顺应和引领新一轮信息革命浪潮。
2017年底发改委发布通知，为贯彻落实“十三五”规划《纲要》，加快推进“互联网+”行动、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数字经济发展等重大部署，2018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组织实施“互联网+”、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和数字经济试点重大工程。可以预见，未来的两三年，由国家大力扶持、财政投入，重点发展互联网行业，是国家重大政策方针。
在这样全面扶持、保护并上升至国家战略的背景下，谈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垄断与反垄断，似乎不合时宜。很多人质疑中国要走科技兴国的道路，要培育本土企业的创新力，就要适当鼓励垄断或者宽容垄断。特别是考虑到信息技术企业涉及国家安全、信息传播和公共管理等方面，竞争乱象一定要加以扼制，市场结构的稳定是应当着力加以维护的。在信息行业管理者眼中，垄断比激烈竞争显然是更稳定的市场结构。(www.xing528.com)
我们在第二章和本章前两节反复论述过这样的价值讨论，它并不应当再成为需要论证的命题，至少它不能作为论据当然地否定反垄断存在的必要。正如第二章中所展示的，从2010年以后，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垄断结构日趋稳定并不断巩固，大企业越大越强。以搜索引擎为例，百度的全球年营收仅次于谷歌，后者的收入来自欧美等市场，而百度的营收基本只来自中国内地一个地理市场。单从规模和利润来看，BAT（百度、阿里巴巴、淘宝）都是全球前几名的互联网企业，但全球化程度都很低，在国外的使用量仍是依靠中国的旅游者、留学人员和移民支撑。对国家战略来说，关键的问题不是发展不够快、企业不够大，而是一旦将中国市场从全球市场剔除出去，中国互联网整体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其实并不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反垄断并不一定与产业政策相悖：反垄断有助于维护产业健康有效的竞争秩序，促使更多的创新和提供进入的动力；反垄断针对的是滥用行为，而不是垄断地位本身，现代反垄断中都非常慎用结构性救济，特别是在新经济案件中；反垄断可能被用于抵制跨国大企业，培育本土企业，即实现基于民族主义的歧视（当然这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应当是反垄断的应有用途）。
奇虎360诉腾讯案成为最高院受理的第一个反垄断案件，说明即使在中国，反垄断仍是初级阶段，互联网也起步较晚，但并不影响反垄断的关注焦点与美欧等发达国家几近同步。事实上，中国互联网企业成长的速度、规模、市场结构的固化、垄断行为的层出不穷，一点也不落后于发达国家。对中国来说，缺乏反垄断经验，缺乏反垄断人才，又立即要面对非常复杂的互联网反垄断案件，在初期必然会出现力不从心的各种问题。
但是，这种空白和欠缺经验也可能成为优势。中国没有美国100多年的反托拉斯经历，也未曾像欧美在历史上处理过钢铁、石油、铁路等传统托拉斯案件，这也并不完全是坏事。空白的经历不会对现在的实践造成束缚，比如，当美国人还在讨论“必要设施原则”是否可以适用于互联网，是否会有悖于其最初意旨，中国法院却完全可以也已经按“FRAND”原则来处理标准必要专利。
简单来说，中国个案的特殊情况包括以下几点：（1）互联网产业政策十分强势，培育国家竞争力的愿望十分迫切；（2）互联网市场起步晚，但发展快，垄断结构形成方面完全符合发达国家的规律，而且基本同步；（3）因为特殊的中文市场，而与外部分隔，形成单独的地理市场；（4）公共执行方面几乎空白，仅有的几起调查中也非常虚弱，多受掣肘，对互联网产业有所偏袒；（5）私人执行方面势头正猛，民事诉讼大量出现，但败诉率极高；（6）执法机构与法院在处理互联网反垄断方面，尽管正在学习和引进诸如“动态竞争”、“SSNIQ”等新方法新概念，总体来说还比较粗糙，造成一些决定和判决事后争议很大。
这些特殊情况与前面论及的互联网反垄断的普遍困难，构成了中国互联网反垄断的现状。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了国家战略，互联网产业的投资潮正日益高涨，一个没有约束而又与外部分隔的市场可能会产生怎样的问题，当年的“新经济泡沫”提供了某种参考。规范竞争，以竞争促进发展，是中国互联网产业的正确方向，而这中间既不可否定反垄断的作用，也不能错用反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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