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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反垄断法律体系中的准入救济与国际实践的差距

时间:2023-07-0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现有的中国的反垄断法律体系中,“准入救济”还未引起重视,目前已有的有限实践主要聚焦行为性救济与结构性救济。截至2014年12月31日,在商务部已经公开的24起附条件批准案件中,附加行为性条件的有15起,附加结构性条件的有4起,附加综合性条件的有5起。结构性救济依法条本身来看,不能成为滥用垄断地位行为的救济手段,但这并不符合目前国际实践的通例。

中国反垄断法律体系中的准入救济与国际实践的差距

如前上述,准结构性救济——准入救济,正在成为互联网或其他滥用垄断地位案件中非常重要的救济手段。准入救济的方式和内容,近些年来也越来越多地呈现出灵活、多元和综合的特点,法院和执法机构都更多地关注准入救济的遵守和履行问题,强调信息的对称和优势的平均。如本书第四章第二节所述,过去的“必要设施”原则与准入救济主要适用于铁路航空电信公用事业等具有基础网络特征的传统行业,尽管有些互联网或高科技领域的反垄断案件并未直接提及“必要设施”原则,却广泛适用准入救济,这也是对“必要设施”原则非正式的一种演绎。

值得注意的是,“准入救济”相较于结构救济或行为救济,都更侧重于促使更多交易的发生,因此是一种动态的救济方式。为此设计为辅助救济的信息披露、外部监督、ADR等,都是为了令商业活动自身实现平衡与调整,这在以“动态竞争”为特点的互联网行业应当特别适用。至少“准入救济”是比传统结构性救济对商业或市场更友好的救济方式,值得提倡。

在现有的中国的反垄断法律体系中,“准入救济”还未引起重视,目前已有的有限实践主要聚焦行为性救济与结构性救济。行为性救济较为宽泛,三大执法机构都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结构性救济手段目前只运用于并购前审查案件,即商务部的权限内,而发改委和工商总局在结构性救济方面的权限还未明了。

反垄断法》第47条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显然,对滥用行为,主要的救济手段是“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三项,过于简单。如果把“停止违法行为”扩展解释为“防止未来违法行为的再次发生”,即像欧盟竞争法一样对“制止”做更宽泛的解释,那么就可以涵盖行为性救济和准入救济;但从法律解释学上来说仍然无法将结构性救济包括进去,因为其本意是对行为的矫正而非结构的调整。从这点来说,中国《反垄断法》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并未提供结构性救济的手段。

《反垄断法》第48条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实施集中的,由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实施集中、限期处分股份或者资产、限期转让营业以及采取其他必要措施恢复到集中前的状态,可以处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因此,结构性救济是并购前审查的主要救济手段。

2014年12月4日,商务部在2013年发布的征求意见稿基础上,正式颁布了《关于经营者集中附加限制性条件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限制性条件规定》)。在此之前,商务部于2010年7月5日发布了《关于实施经营者集中资产或业务剥离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剥离规定》),为资产和业务剥离类限制性条件制定了初步的实施规则。此次颁布的《限制性条件规定》自2015年1月5日起施行,并取代《剥离规定》,成为附加限制性条件执法的主要依据。

根据《限制性条件规定》第三条,商务部有权决定附加的限制性条件包括三种类型:结构性条件、行为性条件和二者相结合的综合性条件。其中,结构性条件是指有形资产、无形资产或相关权益的剥离,是对交易结构的永久性调整;行为性条件则包括开放基础设施、许可关键技术、终止排他性协议等,是对交易方未来市场行为的约束。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在商务部已经公开的24起附条件批准案件中,附加行为性条件的有15起,附加结构性条件的有4起,附加综合性条件的有5起。就行为性救济而言,《限制性条件规定》第三条列举的行为性条件,如开放网络或平台、许可关键性技术以及终止排他性协议等在实践中都曾在案件中予以适用。

例如,谷歌收购摩托罗拉移动案(2012)中附加了在免费和开放的基础上许可安卓平台的条件;微软收购诺基亚案(2014)中附加了许可关键技术的条件;诺华收购爱尔康案(2010)中附加了终止销售和分销协议的条件。此外,以往案件中还曾出现过不得增加持股比例、股权变化必须通知商务部、不得沟通竞争性保密信息、不得将特定产品投放中国市场、不得实质性改变当前商业模式、不得以不合理高价销售产品、遵守FRAND义务、不得进行捆绑销售等行为性条件。

由此可见,在商务部在并购审查的结构性救济中已经大量使用“准入救济”,而且强制接入、授权和信息披露义务已经成为高科技公司并购案中主要的救济方式。但与欧美的实践不同的是,商务部只有短短数年的执法经验,还未发现大量的不遵守、不履行的情况,这大概是下一阶段并购救济中会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考虑引进外部监督和诉讼外解决机制。在外部监督上是采用美国例,还是欧洲例?就中国的情况来说,考虑到中华文化中的人情文化和法律意识不高的现状,还是以欧洲例为主,即由商务部付费采用临时技术顾问,即使其意味着一笔不小的财政投入。

如前所述,尽管单从立法上来看,发改委、工商总局是否有施加准入救济的权限并不明了,实践中其实已有逾越。这种逾越不是通过执法机构的单方面处罚决定,而是由当事企业提交承诺书实现的。在发改委对高通的调查中,高通承诺进行整改的条件包括:高通将会为旗下3G和4G基础专利提供不捆绑其他专利的独立授权选择;在专利授权谈判时,公司将会提供一份详细的专利清单;如果高通寻求与中国某家被许可方进行交叉授权谈判,公司将会在谈判中保证诚信和提供公平权益。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典型的“准入救济”。

综上所述,“准入救济”已经成为互联网行业和其他高科技行业滥用垄断地位行为的重要的救济手段,在中国就立法本身来说对此规定还十分模糊,应当通过对“制止违法行为”的扩展解释来完善此部分的立法缺失。结构性救济依法条本身来看,不能成为滥用垄断地位行为的救济手段,但这并不符合目前国际实践的通例。作为必要的威慑手段,可将结构性救济纳入法定救济手段,但须在行为性救济不足以纠正问题后方可谨慎适用。总的来说,中国目前反垄断法的救济手段仍然过于单一,承袭的是过去行政法的思路,并未能完全契合反垄断的开放式特点。在互联网反垄断案件中,如何进一步提升救济方式的创新和多元,将是未来的重要命题。

【注释】

[1]Kai Huschelrath,“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Antitrust Enforcement:Identification and Measurement”,World Competition,Vol.35(1),2012,pp.121-163.

[2]Jean-Charles Rǒchet&Jean Tirole,“Platform Compet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s Association,Vol.4,2003,pp.990-997.

[3]Jeffery Katz,“Google's Monopoly and Internet Freedom”,Wall Street Journal,June 8,2012,at A15.

[4]Roger Van Den Bergh,“Private Enforcement of European Competitiion Law and The Persisting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Maastricht Journal of European and Comparative Law,Vol.20,2013,pp.12,13.

[5]Commission Green Paper—Damages actions for breach of the EC antitrust rules,COM(2005)672 Final,Brussels,19.12.2005,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5 2005DC0 672&from=EN.

[6]See Pieter KalbflEisch,Speaking notes on private enforcement,European Competition Day 2004,http://www.nmanet.nl/nl/Images/11_26055.pdf,转引自王健:《浅议欧盟竞争法的私人执行》,《欧洲研究》2006年第10期。

[7]例如,为了对抗被告对其的收购行为,原告公司管理层会坚持提起对被告的反垄断诉讼,主要目的是阻止被告对其的收购行为,无论胜诉后是否会获得多倍的损害赔偿,甚至是会使自己的公司股东遭受损失,管理层的利益和股东的利益在此类反垄断诉讼上是有分歧的。

[8]王琢:《反垄断私人诉讼研究》,《法制经济》2014年第4期。

[9]王琢:《反垄断私人诉讼研究》,《法制与经济》2014年第4期。

[10]Council Regulation(EC)No.1/2003 of 16 December 2002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les on competition laid down in Articles 81 and 82 of the Treaty.

[11]Denis Waelbroeck,Donald Slater and Gil Even-Shoshan,“Study on the Conditions of Claims for Damages in Case of Infringement of EC Competition Rules”,31 August 2004,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actionsdamages/comparative_report_clean_en.pdf.转引自綦书纬:《〈违反欧共体反托拉斯规则的损害赔偿诉讼白皮书〉述评》,《经济法论丛》2010年11月30日。

[12]Denis Waelbroeck,Donald Slater and Gil Even-Shoshan,“Study on the Conditions of Claims for Damages in Case of Infringement of EC Competition Rules”,31 August 2004,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actionsdamages/comparative_report_clean_en.pdf.转引自綦书纬:《〈违反欧共体反托拉斯规则的损害赔偿诉讼白皮书〉述评》,《经济法论丛》2010年11月30日。

[13]Gree Paper on Damages Actions for Breach of EC Antitrust Rules,Brussels,19.12.2005,SEC(2005)1732,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actionsdamages/sp_en.pdf.

[14]綦书纬:《〈违反欧共体反托拉斯规则的损害赔偿诉讼白皮书〉述评》,《经济法论丛》2010年11月30日。

[15]White Paper on Damages Actions for Breach of EC Antitrust Rules,Brussels,2.4.2008,COM(2008)165 final,SEC(2008),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actionsdamages/files_white_paper/whitepaper_en.pdf.

[16]Directive 2014/104/EU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Certain Rules Governing Actions for Damages under National Law for Infrigement of the Competition Law Provisions of the Member States and of the European Union,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14L0104&from=EN.

[17]See 15 USC Sections 46,49,57b-1;15 USC Sections 1311-1314.

[18]王晓晔:《我国反垄断行政执法机构多元化的难题》,《中国发展研究》2006年第9期。

[19]王晓晔:《我国反垄断行政执法机构多元化的难题》,《中国发展研究》2006年第9期。

[20]See 16 C.F.R Section 1.1-1.4;28 C.F.R.Section 50.6.

[21]European Commission,Ten Years of Antitrust Enforcement Under Regulation 1/2003:Achievement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COM(2014)453,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legislation/antitrust_enforcement_10_years_en.pdf.

[22]European Commission,Ten Years of Antitrust Enforcement Under Regulation 1/2003:Achievement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COM(2014)453,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legislation/antitrust_enforcement_10_years_en.pdf.

[23]王晓晔:《我国反垄断行政执法机构多元化的难题》,《中国发展研究》2006年第9期。

[24]《法制日报》2017年12月6日登文《对互联网企业要慎用反垄断大棒》,反映了目前的官方观点,http://www.legaldaily.com.cn/commentary/content/2017-12/06/content_7412926.htm?node=34254。

[25]国新办新闻吹风会:《反垄断执法工作情况介绍》,2014年9月12日,http://fldj.mofoom.gov.cn/article/i/201409/20140900733559.shtml.

[26]国新办新闻吹风会:《反垄断执法工作情况介绍》,2014年9月12日,http://fldj.mofoom.gov.cn/article/i/201409/20140900733559.shtml.

[27]国新办新闻吹风会:《反垄断执法工作情况介绍》,2014年9月12日,http://fldj.mofoom.gov.cn/article/i/201409/20140900733559.shtml.

[28]王晓雁:《国家发改委称无加工汇总信息义务》,《法制日报》2013年7月18日。

[29]本书定稿之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于2018年3月通过,成立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承担反垄断统一的执法职能,下设反垄断局。

[30]Commission Green Paper—Damages actions for breach of the EC antitrust rules,COM(2005)672 Final,Brussels,19.12.2005,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52005DC0672&from=EN.

[31]传递抗辩指的是垄断者经常以损害可以从直接购买者转移至再下家为根据提出直接购买者实际上未受损害的抗辩理由。

[32]万宗瓒:《欧盟反垄断私人诉讼制度的最新发展及启示》,《法学研究》2013年第7期。

[33]如对固定价格的垄断行为,新墨西哥州的反托拉斯法允许间接购买者提起诉讼。

[34]Novell v.Microsoft Corp.,505 F.3d 302(4th Cir.2007).

[35]有趣的是,法院在认定这样的起诉资格的态度上并不十分确定。同样是美国联邦第四巡回法院,在Kloth v.Microsoft Corp.,444 F.3d 312(4th Cir.2006)一案中对几乎同样的事实,却认定原告不具有反托拉斯法上的起诉资格。

[36]Edward B.Schwartz&Martin Rees,“Private Antitrust Enforcement in Europe:Are American-Style Class Actions on the Way?Andrews Litigation Reporter”,Antitrust,Vol.15,October 2007.

[37]胡丽:《互联网企业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的理论反思与制度重构》,《现代法学》2013年第2期。

[38]胡丽:《互联网企业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的理论反思与制度重构》,《现代法学》2013年第2期。

[39]如北京书生电子技术有限公司诉被告上海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案、上海玄霆娱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垄断纠纷案(2009)以及唐山市人人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诉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垄断纠纷案。

[40]胡丽:《互联网企业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的理论反思与制度重构》,《现代法学》2013年第2期。

[41]胡丽:《互联网企业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的理论反思与制度重构》,《现代法学》2013年第2期。

[42]冯刚(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反垄断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问题初探》,http://bj2zy.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865。

[43]万宗瓒:《论反垄断民事诉讼中证据规则的改进》,《河北法学》2012年第9期。

[44]崔婕:《英美两国民事证据开示制度比较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学术研究》2002年第2期。

[45]《克莱顿法》该条所指的违法应当是第1条罗列的行为,因此如果是联邦贸易委员会依据《联邦贸易委员会》第5条作出的最终决定,并不能构成《克莱顿法》所称的“表面证据”。

[46]值得注意的是,公共执行案件中执法机构与被告达成的和解协议,包括认罪和解(guilty plea),即使由法院签发“同意令(consent decree)”,这不能作为“表面证据”。

[47]万宗瓒:《欧盟反垄断私人诉讼制度的最新发展及启示》,《法学杂志》2013年第7期。

[48]万宗瓒:《论反垄断民事诉讼中证据规则的改进》,《河北法学》2012年第9期。

[49]万宗瓒:《论反垄断民事诉讼中证据规则的改进》,《河北法学》2012年第9期。

[50]孙玉明:《论证据交换制度在司法中的运用》,《理论界》2013年第12期。

[51]万宗瓒:《论反垄断民事诉讼中证据规则的改进》,《河北法学2012年第9期。

[52]范愉:《集团诉讼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页。

[53]刘宁元:《中外反垄断法实施体制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6页。

[54]杨严炎:《当代世界群体诉讼的发展趋势》,《河北法学》2009年第3期。

[55]杨严炎:《当代世界群体诉讼的发展趋势》,《河北法学》2009年第3期。

[56]In Re NASDAQ Markets Antitrust Iitigation,187 FRD 465(1998).

[57]杨严炎:《当代世界群体诉讼的发展趋势》,《河北法学》2009年第3期。

[58]杨严炎:《当今世界群体诉讼的发展趋势》,《河北法学》2009年第3期。

[59]綦书纬:《〈违反欧共体反托拉斯规则的损害赔偿白皮书〉述评》,《经济法论丛》2010年第2期。(www.xing528.com)

[60]S.Issacharoff and G.Miller,“Will Aggregate Litigation Come to Europe?”.In J.Backhaus et al.(eds.),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Class Actions in Europe:Lessons from America,Edward Elagar,2012,p.24.

[61]Roger Van Den Bergh,“Private Enforcement of European Competition Law and The Persisting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Maastricht Journal of European and Comparative Law,Vol.20(12),2013,pp.26-30.

[62]S.Issacharoff and G.Miller,“Will Aggregate Litigation Come to Europe?”.In J.Backhaus et al.(eds.),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Class Actions in Europe:Lessons from America,Edward Elagar,2012,p.23-24.

[63]B.Bertelsen et al.,“The Rule 23(6)Class Action:An Empirical Study”,Georgetown Law Journal,Vo1.62(4),1974,p.1123.

[64]Roger Van Den Bergh,“Private Enforcement of European Competitiion Law and The Persisting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Maastricht Journal of European and Comparative Law,Vol.20(12),2013,pp.25-26.

[65]黄忠:《英国颁布消费者权益新法》,《法制日报》2015年4月14日。

[66]黄忠:《英国颁布消费者权益新法》,《法制日报》2015年4月14日。

[67]黄忠:《英国颁布消费者权益新法》,《法制日报》2015年4月14日。

[68]毛晓飞:《析我国反垄断民事救济中的消费者利益保护机制》,《法律适用》2013年第2期。

[69]毛晓飞:《析我国反垄断民事救济中的消费者利益保护机制》,《法律适用》2013年第2期。

[70]杜要忠:《采用集团诉讼完善我国证券民事诉讼机制》,《证券时报》2002年8月26日。

[71]See Benston,“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Determinants of Private Antitrust Litigation,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Class Action Suits and the Rule of Joint and Several Damages”,in Lawrence J.White(eds.),Private Antitrust Litigation:New Evidence,New Learning(Regul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The MTT Press,1988,ch.6.

[72]See Brunswick Corp.v.Pueblo Bowl-O-Mat,Inc.,429 U.S.477(1997),at 485-486.

[73]理论上美国反托拉斯法还允许刑事处罚,但是在滥用垄断地位的案件中,至今从未有先例。

[74]See,for example,Untited States.v United Shoe Mach.Corp.,391 US 244,250(1968).

[75]在2012年以前,FTC很少申请金钱的衡平救济,在2003年的政策声明中,FTC自限了自己在这方面的权力,认为《联邦贸易委员会法》下这只能适用于极个别的情形;但是到2012年的政策声明中,FTC提出2003年的声明的自我限制超出了法律的本义,它将更多地依赖“弃利”或“返利”的救济方式。See Donald E Lake III,“FTC Is No Longer DOJ's Little Brother In Antitrust Remedies”,http://www.law360.com/articles/650222/ftc-is-no-longerdoj-s-little-brother-in-antitrust-remedies.

[76]15 USC Section 15.

[77]15 USC Section 15(b);15a.

[78]15 USC Section 15c.

[79]See Cf.Cavanagh,“Detrebling Antitrust Damages:An Idea Whose Time has Come?”Tulsa Law Review,Vol.61,1987,p.777.

[80]Rodger,“Private Enforcement and the Enterprise Act:An Exemplary System of Awarding Damages”,European Competition Law Review,Vol.3,2003,pp.103,105.

[81]Per Hellstrom,Frank Maier-Rgaud and Friedrich Wenzel Bulst,“Remedies in European Antitrust Law“,Antitrust Law Journal,Vol.76,2009,pp.43,50.

[82]Council Regulation No 1/2003,2003 O.J.(L 1)1,9,art.7(1).

[83]Per Hellstrom,Frank Maier-Rgaud and Friedrich Wenzel Bulst,“Remedies in European Antitrust Law”,Antitrust Law Journal,Vol.76,2009,pp.43,50.

[84]Remedy来自拉丁语的remedium,是mederi的衍生词,mederi的意思是“治愈”。

[85]See Charles A.James,“The Real Microsoft Case and Settlement”,Antitrust,Fall 2001,pp.58,60;Carl Shapiro,“Microsoft:A Remedial Failure”,Antitrust Law Journal,Vol.75,2009,pp.739,740.

[86]See J.Truett Payne Co.,Inc.v.Chrysler Motors Corp.451 U.S.557(1981).

[87]ABA Section of Antitrust Law,Antitrust Law Developments,VOL.1,5TH ed.,2002,p.870.

[88]In re New Motor Vehicles Cnadian Exp.Antitrust Litig.,522 F.3d 6,19 n.18(1ST Cir.2008);Nichols v.Mobile Bd.of Realtors,Inc.,675 F.2d 671,675-76(5th Cir.1982).

[89]In re Scrap Metal Antitrust Litig.,527 F.3d 517,533(6th Cir.2008).

[90]J.Truett Payne Co.,Inc.v.Chrysler Motors Corp.451 U.S.557,566-67,101 S.Ct.1923(1981).

[91]张新宝:《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20、149页。

[92]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6、17页。

[93]黄勇:《反垄断法上的损害赔偿及其计算初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9年第4期。

[94]黄勇:《反垄断法上的损害赔偿及其计算初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9年第4期。

[95]Case COMP/C-3/37.792-Microsoft Corp.,Comm'n Decision,2007 O.J.(L 32)23(Mar.24,2004).And Case T-201/04,Microsoft Corp.v.Comm'n,2007 E.C.R.Ⅱ-3601(Ct.First Instance).

[96]Per Hellstrom,Frank Maier-Rgaud and Friedrich Wenzel Bulst,“Remedies in European Antitrust Law”,Antitrust Law Journal,Vol.76,2009,pp.43,58.

[97]Memorandum in Support of Plaintiffs'Revised Proposed Injunction,at 8,United States v.Apple,Inc.et al.,(S.D.N.Y 2012)(No.12-cv-2826)(filed Aug.23,2013).

[98]Federal Trade Commission,“.corn Disclosures:How to Make Effective Disclosures in Digital Advertising”,March 2013,https://www.ftc.gov/sites/default/files/attachments/pressreleases/ftc-staff-revises-online-advertising-disclosure-guidelines/130312dotoomdisclosures.pdf.

[99]15 U.S.C.§57a(a)(1)(B).

[100]Letter from Heather Hippsley,Acting Associate Director for Advertising Practices,to Gary Ruskin,Executive Director of Commercial Alert,June 27,2002,http://www.wilmerhale.com/uploadedFiles/WilmerHale_Shared_Content/Files/PDFs/06_27_02_Commercial_Alert_Letter.pdf.

[101]Mary K.Eagle,Associate Director for Advertising Practices,Bureau of Consumer Protection of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https://www.ftc.gov/sites/default/files/attachments/pressreleases/ftc-consumer-protection-staff-updates-agencys-guidance-search-engine-industryon-needdistinguish/130625searchenginegeneralletter.pdf.

[102]搜索时间同为2016年7月。

[103]魏则西与莆田系医院事件从一个角度反映了这个问题,相关报道见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a/2016/05/160502_china_hospital_search_engine_baidu。

[104]Frank Pasquale,“Paradoxes of Digital Antitrust:Why the FTC Failed to Explain Its Inaction on Search Bias”,Harvard Journal of Law&Technology Cccasional Paper Series 14-16,July 2103,http://jolt.law.harvard.edu/antitrust/articles/Pasquale.pdf.

[105]Per Hellstrom,Frank Maier-Rgaud and Friedrich Wenzel Bulst,“Remedies in European Antitrust Law”,Antitrust Law Journal,Vol.76,2009,pp.43,47.

[106]EC Council Regulation 17/1962(OJ 13,21 Febraury 1962,pp.204-211).

[107]EC Council Regulation No.1/2003 of 16 December 2002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les on competition laid down in Articles 81 and 82 of the Treaty(OJ L1/1,4 January 2003),Article 7(1).

[108]Case 6/73 and 7/73,Instituto Chemioteraico Italiano S.p.A.and Commercial Solvents Corporatiion v.Commission[1974]ECR 223,§45.

[109]Peters Alexiadis and Elsa Sependa,“Structural Remedies:A Unique Antitrust Tool”,Concurrences Competition Law Journal,Vol.2,2013,pp.21,22.

[110]J.K.West,“Remedies and Sanctions in Abuse of Dominance Cases”,OECD Working Paper,No.65,15 May 2007,p.19.

[111]因为并购往往带来对市场结构的改变,因此结构性救济被认为是针对并购的当事的救济工具。欧委会在它的“并购救济须知(Merger Remedies Notice)”中指出,并购当事企业的结构性承诺,如出售某项商业单元,从并购规制的角度来看,一般是更为理想的,如果该项承诺能恰好阻止因通报的并购而引起的竞争关注,而不需要中期或长期的监督措施。Commission Notice on Remedies Acceptable under the Council Regualtion(EC)No.139/2004 and under Commission Regulation(EC)No.802/2004(OJ C 267/1,22.10.2008),§15.

[112]See OECD,Report on Experiences with Structural Seperation,2011,http://www.oecd.org/daf/competition/50056685.pdf.

[113]Peters Alexiadis and Elsa Sependa,“Structural Remedies:A Unique Antitrust Tool”,Concurrences Competition Law Journal,Vol.2,2013,pp.21,22.

[114]R.W.Crandall,“The Failure of Structural Remedies in Sherman Act Monopolization Cases”,Joint Center Working Paper,March 2001,http://www.brookings.edu/~/media/research/files/papers/2001/3/monopoly-crandall/0 3_monopoly_crandall.pdf.

[115]United States v.AT&T,552 F.Supp.131(D.D.C.1982).

[116]Philip Marsden,“Article 82 and Structural Remedies After Microsoft”,21 May 2008,pp.8-9,http://www.biicl.org/files/3554_art_82_and_structural_remedies_(marsden).pdf.

[117]Creg Sterling,“Europeans Have Authority to Seek Google Break Up Though Unlikely to Do So”,23 November 2014,http://searchengineland.com/europeans-authority-seek-googlebreak-though-unlikely-209528.

[118]For example,J.K.West,“Remedies and Sanctions in Abuse of Dominance Cases”,OECD Working Paper,No.65,15 May 2007,p.185.

[119]For example,Competition Bureau,Information Bulletin on Merger Remedies in Canada(Government of Canada:Ottawa,2006),Part II.B.

[120]Spencer Weber Waller,“Access and Information Remedies in High Tech Antitrust”,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 School of Law Research Paper No.2011-018,25 Jul 2011,p.1.

[121]Commission Decision No.C(2004)900 of 24 March 2004,Relating to a Proceeding under Article 82 of the EC Treaty,Case COMP/C-3/37.792 Microsoft.

[122]Commission Decision No.C(2008)764 of 27 Feb.2008.

[123]United States v.Google Inc.,No 1-11-cv-00688,2011 WL 1338047(D.D.C.Apr.8,2011).

[124]United States v.Ticketmaster Entertainment.,No.1:10-cv-00139,2010 WL 5699134(D.D.C.Jul.30,2010)(Final Judgment).

[125]United States v.GrafTech Int'l Ltd.,No.1:10-cv-02039,2011 WL 1566781(D.D.G Mar.21,2011)(Final Judgment).

[126]United States v.Paramount Pictures,Inc.,334 U.S.131(1948).

[127]Symposium,“The Enduring Lessons of the Breakup of AT&T:A Twenty-Five Year Restrospective”,Federal Commssion Law Journal,Vol.61,2008,p.1.

[128]Case T-201/04,Microsoft Corp.v.Comm'n,2007 E.C.R.II-3601,2007 WL 2693858,Ⅱ1278.

[129]吴延学:《关于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司法审查的思考》,《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年第4期。

[130]United States v.Google Inc.,No 1-11-cv-00688,2011 WL 1338047(D.D.C.Apr.8,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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