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揽名师，舒缓学生压力

如前所述，北京政法学院主要是以北京大学法学院为班底组建的。因而，筹备工作主要是由北大和华北革大承担。即钱端升、费青、程筱鹤、戴铮、刘昂等人承担了大量的交涉斡旋工作。筹备之初，工作进展并不顺利，钱端升1957年回忆道，“因为燕京、清华、北大、辅仁都归教育部领导，一提筹备成立政法学院，教育部想管又不想管，中央政法委也抱如此态度，形成了三管三不管。”^[17]不久华北革大派遣刘昂、戴铮、凌力学三位同志协助筹备，情况得以改观。1952年8月下旬至11月中旬，钱端升一边继续参加社会活动，奔波于北京市教育工会、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等单位，一边与戴铮、刘昂等人马不停蹄，四处周旋。据《钱端升日记》记载，两个多月中，他共去学院30多次，召集碰头会，讨论校舍家具接收、职工分配、课程设置、学生转学等问题；4次到政务院政法委向陶希晋、陈传纲等人反映困难；4次到教育部走访副部长钱俊瑞、高等教育司张勃川商议基建、编制事宜；3次去华北政府委员会与张苏等人交涉华北革大教师职工调动事项。

钱端升从教20多年，他当然明白 “大学非大楼之谓也，而大师之谓也”。作为筹委会主任委员，他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延揽教师方面，他到清华、北大、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四处拜访，与主要教师逐一谈心，确认能否到政法工作。日记有载，钱端升对于分配的部分教师不甚满意，私下与教员程筱鹤、阴法鲁、王利器多次接洽会晤。程筱鹤，毕业于声名卓著的圣约翰大学和民国法科重镇东吴大学，北京政法学院筹备时，他才30出头，可谓筹委会最年轻的生力军。阴法鲁，山东人氏，1915年生，1935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42年获北大文科研究所硕士，当时已是国内著名的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研究专家。王利器，比阴法鲁年长几岁，1940年在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次年考取北京大学研究生，1944年毕业后在北大中文系讲授校勘学等课程。1952年10月中下旬，钱端升还多次到燕京大学、中共中央马列学院，登门拜访雷洁琼、徐敦璋、陈芳芝、张锡彤、杨献珍等人，努力为政法学院招揽引进一流的师资力量。

在组建教师队伍的同时，钱端升也格外关注学院领导成员的人选。根据当时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少数民主进步教授可以适当安排职务。《规程》第21条规定，专门学院的教务长和副教务长对院长负责，由院长在教授中遴选，提请中央教育部任命之。^[18] 1952年10月24日，钱端升在迎来送往外国友人的间隙，抽空到学院看望费青，“商副教长职事”。费青，江苏吴江人，费孝通之兄，1929年于东吴大学法律学院毕业，1935年赴德国柏林大学攻读法律哲学。回国后，其曾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复旦大学教授，东吴大学法律系主任、教务长等职。1949年后，费青出任北京大学法律系主任。费青的态度比较积极，基本应承了副教务长之职，钱端升心里踏实许多。而说服邀请雷洁琼的任职过程则稍显曲折。第一次见面时，雷洁琼态度不太明朗，未能应诺。钱端升不甘心，三天后又专门邀约雷洁琼聚餐，席间雷洁琼谈起生活上的一些烦心之事。钱端升耐心细致地劝说，真诚地邀请雷洁琼能助其一臂之力。终于，雷洁琼被钱端升的真诚所打动，承诺来校任职。学院成立后，雷洁琼及其先生严景耀均来到政法学院任教，并在后来的教学、科研、政治学习等工作中给予钱端升莫大的支持。(www.xing528.com)

北京政法学院学生的成分颇为复杂，主要来自北大、清华、燕京、辅仁大学四校和调干生。比较而言，老干部学员普遍文化程度较低，初中甚至高小毕业占到90%，他们十分珍视到北京政法学院进修的机会，主动要求的学习性很高。而学生则不然，新生同学有的原本志愿报的是北京大学，但却通知到政法学院报到，情绪波动在所难免。新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的开拓者陈光中，当时刚刚留校，他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学校“让我去上海集合新生，带到北京政法学院报到。当年录取的新生原来报考的分别是北大、清华的法律、政治专业。当看到录取通知书上却是北京政法学院时，部分学生表示不理解，有的不愿入学报到。这就需要去向他们做解释说服工作，并带领他们一起到北京报到。”^[19]旧生因参加过土改工作，觉悟有所提升，但他们原本是北大或清华的学生，突然转到一个专门学校学习，有点失落与不平，纷纷要求转系转院。四校原来报国际组的学生，多以作“外交官”“政治家”“专家”为目标，不甘心做“待遇低、发展前途不大”的万金油政法干部。有些华侨学生则要求转到北京大学东语系。学生往往是无所畏惧的，他们称学校不同意转系就是“压迫”，他们要“向祖国争自由。”为了安抚学生情绪，稳定教学秩序，钱端升于8月28日和9月9日，两次接待要求转学或转系的学生。他耐心细致地给学生们做思想工作，鼓励他们服从国家的需要，到新的学院，端正学习态度，学好法学专业知识，为新中国的司法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