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四次筹备会议的经历及评价

筹备一所学校，千头万绪，需要解决校舍设施、机构设置、教职工调配、学生来源、课程设置、教材编写以及图书资料购置等诸多问题。为了推动筹备工作的进展，筹委会一共举行了四次会议，均由钱端升主持。

筹委会成立后的第三天即8月25日，紧接着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会议初步讨论了学院的组织机构、干部编制、学生构成、调训学制等事项。确定了组织系统采用院长负责制，院委会由院长、副院长领导，成员由院长提交教育部批准。内设机构初步拟设教务处、教研室、图书馆、行政处。^[15]筹备伊始，除了机构、编制等问题，钱端升依循以往的教学经验，最为关注的是教员分配和教学计划，会上他两次提议商讨课程设置，但因时间紧张且尚无草案，终未果。他有些焦虑，在8月25的日记里感叹“政院筹委会二次会，谈了编制，未及课程”。

经过三周紧锣密鼓地工作，9月17日第三次筹委会召开。会上，作为主任委员的钱端升吸取第二次会议的教训，首先介绍了教学计划的编制情况，与会人员普遍认为，教学计划草案大体上比较成熟。各方争议的焦点集中在俄文如何开设，主要意见分两派：一派以来自燕京大学的教授严景耀为代表，提出俄文作为必修课，宜采用速成模式培养；另一派以华北革大的戴铮为核心，戴铮是筹委会主要成员的之一，后任北京政法学院临时党组书记、代理副院长，与钱端升搭班子一年有余。他主张学制短，不学俄文为好。来自北大的青年学者程筱鹤认为，学院的办学目标是培养司法干部，俄文学习是次要的。钱端升汇聚各方意见，提议全部取消俄文绝无可能，建议采取所有学员先学习国文，国文基础较好的同学可以兼修俄文的策略，调干生要重点学好国文，暂不排俄文课程。(www.xing528.com)

随后，华北革大的刘昂（后出任北京政法学院教务长），关于学制问题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旧学员原则上编为一年制，可从基本政策和理论学起；文化水平较高的、技术比较扎实的学员可长期培养，编为二年制。另外，学院初创时分，教材和图书资料的极度匮乏。教授们深知，图书馆资料对于教学的重要地位。图书馆界有言，如果把教职员工比作一所高等学府的血液，图书馆即可视为大学的心脏。当时，由于经费特别紧张，不可能大批量购置图书，筹委会中来自清华大学的于振鹏、北大的张国华老师提议，可暂时把清华、北大系里的资料带过来，以解燃眉之急。本次会议还就行政处下一阶段的任务作了部署，要求尽快编制预算，落实干部，与北大协商接收校舍、房产、家具等。钱端升在日记里评论道“筹备委员会三次会，开得不好”。与第二次筹委会相比，钱端升更关注教学计划中应该开设哪些课程，未曾想关于俄文开设的争议占用了大量的时间，最终也未达成共识，这样的工作思路和效率令他隐隐生出些许担忧。

又是近两个月的辛勤工作，学院的筹备工作基本就绪。1952年11月11日，第四次会议在沙滩校区孑民堂举行。钱端升继续以主任委员身份主持会议。刘昂首先向与会人员介绍了学员的构成和课程筹备情况。学员有两部分构成，其一是老干部、原四校二年级旧生，其二是一年级新生和新招生的学员。学院计划11月13日开课，最先教授的是《实践论》　《矛盾论》，均采取上大课方式，要求教职工要与学生一起听课学习；《中共党史》《共同纲领》以及文化课均以班为单位或者班联制上小课。刘昂还介绍了学院内设机构和干部任职情况，宣布由雷洁琼、费青担任学校副教务长。戴铮在会上介绍了学员的构成状况及思想动态。^[16]华北行政委员会主任张苏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北京政法学院的任务不仅要训练干部，而且要研究如何办政法学校，如何教，教哪些东西。他希望教职工按照毛主席的实践论——教学联系实际，探索创办新型大学。最高人民法院华北分院的陈传纲自始至终参加了筹备工作，他强调北京政法学院身处首都北京，又是由中央直接领导，希望各方共同努力将其建设成全国的榜样。钱端升最后表态说，创办新型的法学院校是一个开创性的工作，希望大家携手共进，探索前行。